王安娜和王炳南从情侣到夫妻，从德国到中国，共同生活、共同为革命事业奋斗了不到１０个春秋。他们为了反抗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和扩张，竭力奔波，做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贡献；他们为了我党的工作，不论是在敌占区还是在敌后，都发挥了别人难以取代的重要作用。遗憾的是：这对伴侣于１９４５年被人为地结束了夫妻关系；１０年后，王安娜离开了她自称为第二故乡的中国，回国了。这两件很遗憾的事情使王安娜很伤心。
王安娜结束和王炳南的夫妻关系，曾有过一段比较长的痛苦过程。早在１９４２年，王安娜就开始有这个决断的想法。但因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大家都比较紧张、比较忙；加上夫妻双方对分离，不是完全出自自愿，谁也不肯给对方增加什么额外的精神负担和痛苦。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王安娜为了丈夫的事业和前途，也为了自己，经过与丈夫几次深夜长谈，决定与丈夫分手。王安娜在离开王炳南，由重庆去上海宋庆龄处之前，曾有过这么一段话，她说：“与重庆的告别之时，也就是我们的分离之日（与王炳南分离）。这次分手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我们还不太清楚。使我们分手的因素很多，但使我们结合的原因也不少。所以我们两人都赞成暂时分手，它将来也许会导致我们的重新结合，或者到时即使决心离婚，我们也不会太难过。”
王安娜的这段话，可以看出，她有些难言之隐。
所谓难言之隐，就是王安娜有一段说不清的“日本之行”。对此，有人怀疑她有间谍之嫌，但又没有人找她谈话，或让她解释清楚。然而，王炳南却为此吃了苦头，没完没了地在讲清楚会上，交待妻子的“日本之行”。这对王安娜来说，既无法容忍，又十分内疚。
王安娜的“日本之行”是怎么回事呢？这要从１９３８年说起。
这年１２月，王安娜随丈夫王炳南由长沙到达桂林。按原计划，王炳南夫妇要随周恩来一同飞往重庆，但由于工作需要，王安娜暂不能同往。
一天，王炳南夫妇接到通知，要他们立即到“陆军社”（现代化的高级旅馆）去见周恩来。周恩来对王安娜说：
“我已经和炳南谈过了。原先，我想让你们夫妇同去重庆。现在，我有个想法：打算只安排炳南尽快去重庆；你的去向，我有一个新考虑。前些天接到通知，运往西北的大量医药用品、野战医院的设备和Ｘ光透视机，已经抵达香港的‘保卫中国同盟’。这些物资全部要经印度支那运进来。装船的话太慢了。上海也有‘保卫中国同盟’组织，但我们和他们还未能取得联系。因此，我想请你到香港和上海去走一趟，把这些关系接起来，多少也可以帮帮孙夫人的忙。如果你能接受这个任务，那我们太高兴了。”
王安娜欣然接受周恩来交给的任务。
在香港，王安娜住在孙夫人宋庆龄家。
孙夫人对周恩来安排王安娜来完成运输物资一事，很为赞赏，认为这是一个很聪明的主意。王安娜早就认识孙夫人，她又是个德国人，不管她手持什么护照，也不管她是进入日本占领区，还是通过法国占领区，都会畅通无阻。孙夫人本想把王安娜立即留在身边工作，但考虑到她是中共中央派来办事的，没好开口。回到上海，王安娜主要是和“保卫中国同盟”上海委员会的成员们一起，共同研究有关抗日救国工作，商谈如何具体支援后方的抗日斗争。同时，她还给同盟外围的志愿者小组作报告，谈谈她到前线的观感和有关红十字会的工作。
王安娜在上海期间，为了搜集医药，到处奔走，已引起日本占领区方面的注意。
一天，王安娜接到一个电话，对方用一口流利的德语说：“你是安娜利泽吗？”
“是的，你是哪一位？”
“我是你在德国时的朋友，也是你们家人的朋友。你母亲好吗？”
王安娜有些奇怪，听对方的发音不全像德国人，为什么对方不先通报姓名？便说：“我现在还是不知道你是哪一位。”“很抱歉，我一说，你就明白了。我是日本人，是原德国留学生。你在柏林大学学习时，我们就认识。现在人称我Ｋ博士，我被派到上海来工作了。”
王安娜一听是日本人，吓了一跳，顿时感到很紧张。她是受坚持抗日的中共中央派来上海出差的，她的行踪日本人怎么会知道呢？是日本派人在上海跟踪，还是她来上海前就已被盯上了。这些问题她不得而知。此刻已和共产党的敌人搭上１９４３年王炳南和德国妻子王安娜在重庆。了电话，确实使她有些害怕。当她听说对方原是留德学生，神经略有松弛，便脱口而出：
“你是Ｋ先生，我想起来了，我们在德国认识的。今天我们又能在中国通电话，很有意思。”
当时，王安娜仍然很谨慎，没敢多说。而Ｋ博士却殷切地说：“我想和你见面，老朋友重逢，畅谈往事，也是人生乐趣。这也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希望你能够同意。”
“我是重庆来的。”
王安娜讲出不便见面的理由。
“这一点我知道，你的情况我也了解，请你不要拒绝老朋友求见的诚意。”Ｋ博士坚持要求见面，没有松动。
Ｋ博士的要求，使王安娜很为难。答应要求，去见面吧，恰逢中日交战之际，多有不便；拒绝他的要求吧，又不是王安娜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况且，Ｋ博士能打电话来找你，也能登门来找你。你想躲开他也难。经过一番外交辞令的周旋，双方商定在外白渡桥那边、日本军占领的虹口区一家阿斯打酒店（日本人专用酒店）见面。
王安娜和Ｋ博士在日本酒馆里相见时，彼此都很高兴。在寒暄后的交谈中，双方虽然也友好地回顾了当年在德国时的友情，但也不可避免地就当时的战争局势，进行了一番交锋。
王安娜按捺不住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慨，她向Ｋ博士谈了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野蛮行径。王安娜发现Ｋ博士对她所谈的中国情况，不作任何反应，只是认真地听。
几天之后，王安娜和Ｋ博士又一次见面时，双方交谈的主题仍然是无法调和的日本侵华问题。临别时，Ｋ博士有的放矢地讲了几句题外话，他说：
“如果你能到日本访问几天，在东京走走，看看，了解一下日本人是怎样生活、怎样工作的，你就会改变你对日本的看法。”
王安娜仍很镇静，略加思索后，很有针对性地说：“我所不满的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而不是日本人民。我知道，日本是景色秀丽的国家。我并不反对到日本去看看，那只能等到战争结束之后。即使是我现在能够去日本，也不会改变对日本侵略中国的看法。况且现在去日本也很不现实，正如你所知道的，我拿的是中国护照。”
Ｋ博士听到这番话后，没再说什么。
两个星期之后，王安娜正要准备去香港，突然接到Ｋ博士来电话，要求和王安娜见面。王安娜想，在离开上海之前，也应该向Ｋ博士道个别，这也是人之常情。她同意去老地方看他。
两人相见时，王安娜带着友好而惜别的心情，向老朋友道别。Ｋ博士则很诚恳、很严肃地对王安娜说：“如果你真想亲眼去日本看看，那么我现在就邀请你访问日本。”王安娜觉得有些突然，还有些似信非信，还以为是对方的客套话，便漫不经心地说：“很感谢你的好意。将来会有机会去日本访问的。”“我说的是邀请你现在去日本访问。”
“现在？”
Ｋ博士进一步问：“是的，就是现在。难道你没有空吗？难道抽出几天的时间，去日本休息一下，都不行吗？”
听了这句话后，王安娜不再怀疑Ｋ博士是在说客套话，邀请访日一事断定是真格的。特别是Ｋ博士提出“抽出几天去日本休息”的话，使王安娜有些动心了。但她担心自己的身份和中国护照，去敌国日本恐怕不是一件什么容易的事。
“不必担心，我已经为你准备了一本日本护照。这样就不会有问题了。”Ｋ博士满以为将王安娜最后一个顾虑给解除了。
王安娜听后，却有些紧张，顿时对Ｋ博士产生猜疑：
“请原谅我说一句坦率的话，你是我的老朋友，也是我家的老朋友。但这些年来，我们彼此为了各自的信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些变化使我吃惊。今天你可以轻而易举地搞到一本日本护照。你的本事不小，日本天皇给你的权威也不小。实在使我对你和你的工作不能不发生疑问。不知道你是什么人？是干什么的？”
“我理解你的这些想法和怀疑。我应该向你解释清楚。”Ｋ博士不慌不忙地向王安娜说：“我的弟弟已加入德国国籍。我的弟媳是德国人。这一点日本当局是了解的。今天，我采取了冒名顶替的办法，把你说成是我的弟媳，以去日本探亲为名，从驻上海的日本总领事馆搞到了一本去日本的护照。请你相信我，我仍然是个实业家。”
Ｋ博士还担心王安娜由于怀疑他的身份而放弃去日本的想法，他又接着说：“我是科学家，在日本也略有名气。我将陪着你一同去日本，别人不会怀疑你的。你也就不必再怀疑我了。”
“那么，我回来呢？”
“回来，我也会陪你回来，不必担心。”Ｋ博士继续做王安娜的工作。
这时候，王安娜对“接受邀请”还是“婉言谢绝”两个不同的抉择，一时下不了决心，有些踌躇。去吧，也不知是否有危险；不去吧，就失掉这个看看日本国内情况的机会。两个抉择的关键，她只想到去日本的个人危险，而没考虑该去不该去和去了会有什么后果的问题。当她听到Ｋ博士再三保证她的往返安全时，她下决心接受邀请。
王安娜在Ｋ博士的陪同下，抵达东京，下榻在东京豪华的大旅馆——帝国酒店。王安娜在东京每天的活动日程被Ｋ博士安排得很满，上午出去参观游览，下午在旅馆出席座谈。
王安娜在帝国酒店接待了很多前来访问的日本客人。这些来访的客人职业不同，政治见解也各不相同，年龄在２０岁到６０岁不等，但他们都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这些人来访的目的，就是要和这位中国通的德国女学者讨论中日战争问题。王安娜本来就是一位久经社会磨炼的学者，喜欢和社会各阶层交往，因此，她对来访者，一律热情相待，并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失时机地、开诚布公地谈出自己的意见、看法，有时和他们进行必要的讨论和争论。王安娜发现，到酒店来访的日本人，都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一无所知。甚至有人提出：“中国人为什么不希望和平？”王安娜针对这些谬论强调指出：“只要日军仍在中国大地上，就不会有和平。”
王安娜在忙忙碌碌的活动中，很快就度过了四、五天。
Ｋ博士在王安娜离开东京回中国的前一天晚上，来帝国酒店看王安娜，并同她进行了一次严肃的、具有一定策反性的谈话，却遭到王安娜的断然拒绝。
“日本美丽吗？”Ｋ博士问。“美丽，太美了，山明水秀。”
“在这里住下去吧”Ｋ博士明确提出了要王安娜不要回中国。王安娜立即表明自己的态度说：“别开玩笑啦。在中国还有我的家和孩子。”
Ｋ博士进一步说：“我不是开玩笑。我是认真的。把你的儿子也接来。然后我把我的第二个儿子交给你，他不比黎明大多少。这样，你可以同时教育两个孩子。”
“感谢你的信任，为了两个孩子的教育，让我放弃我要追求的理想？”王安娜十分不安地问。
“不不要在那些没有希望的事情上浪费你的才能和精力了。”
“要我把我的才能和精力用在教育两个孩子的身上，对我说来是最大的浪费，”王安娜直言不讳地继续说。“我从事的事业是为国为民的，不论是在德国还是在中国，一直是坚持不懈的。这要比教育孩子更有意义。”
“你为反对希特勒而葬送了自己在德国的前途，甚至还被收监入狱……这有什么作用呢？”Ｋ博士不让步地问。
“不能因为正义斗争受到挫折而怨天尤人，或者是萎缩不前。这就是我的生活方式。”王安娜坚持自己的想法。
Ｋ博士把话题拉到中国问题上继续说：“现在我们日本是强大的。我们粉碎了中国的抵抗。然后，我们日本将帮助中国人建设他们的国家。他们自己没有这种能力。”
“感谢你的坦率，我还是要站在中国人民一边。你认为他们没有希望，我认为他们的希望大得很……我很感谢你的邀请，使我有机会能在你们美丽的国家里住了几天。但我觉得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在这里生活下去。我必须回中国。”这两句话，已表达了王安娜要离开日本的决心。
王安娜在与Ｋ博士争论之后，终于脱身离开了日本，又飞回了上海。
就是这样一次短暂的日本之行，却给王安娜留下了永远也说不清的疑点。正如王炳南所说的：“在抗日战争期间，我军的医药补给相当困难，除从日军手中缴获一点外，其余很多必要的药品器材都要到蒋管区或沦陷区的城市去购买，但往往是困难重重，收获很小。周恩来同志为此大伤脑筋，于是，他想到了让王安娜深入到日本占领区去，为我军采购药品。因为当时德意日轴心国联盟已经形成。王安娜可以利用她德国人的身份潜入日本占领区。这一点她是得天独厚的。……但她的日本之行，却给她的功绩，蒙上了一个阴影。”
王安娜为此很苦恼、很失望。她为我党做了许多出生入死的工作。她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遵照周恩来的指示，跑印度支那、跑香港、跑敌占区、跑前线，从来就没有一句怨言；而今，却因为这件事先无法请示的“日本之行”，让自己的丈夫在党内挨整，她很寒心。为了不影响丈夫的工作和前途，也为了解脱自己的苦恼，她决定和王炳南分手。
王安娜对王炳南的发展前途，是很重视的。她深知，在通常情况下，一国外交官是不能与外国人结婚的。这也是在某些国家一个不成文的惯例。王安娜随王炳南到中国初期做统一战线工作，夫妻配合得还十分默契，后来又到党中央机关做国际宣传工作，夫妻配合得也很好，但使她总感到有些内外有别的问题。从战后中国的形势发展看，王炳南将要在外交生涯中奔波。将来的王炳南，有个德国老婆，对工作不利，对前途不利。因此，为了丈夫的前途，主动与丈夫分手是她的最佳选择。
王安娜和王炳南离婚，其重要因素确实是王安娜的“东京之行”，但“东京之行”并不是他们离婚的惟一因素。如果说，王安娜由于“东京之行”被人猜疑，因而内疚离婚，那么，一旦“东京之行”的猜疑被化解，他们仍然可以破镜重圆。但，问题还不是那么简单。根据王炳南生前所谈的情况和亲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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