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１９６２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以来，文艺界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或者称为“两条路线的斗争”。当时的文艺界许多方面，对这一“伟大号召”的反应比较慢，仍然在搞自己的一套。党内也有了分歧意见，周总理是维护和贯彻毛主席的指示的，而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等领导则支持文艺的艺术性。这样两方面意见不同，下面的各级领导也就出现了分歧。大部分艺术家出身的干部当时是希望艺术有自己的独特性，不要跟着政治风标转，这显然是违反了毛泽东号召的精神。但如果完全贯彻文艺为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服务，则许多艺术最终要面临生死存亡的问题。这两种思想的斗争从１９６２年底开始，愈演愈烈，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终于以把走资派彻底打倒而形成了一边倒的局面。
在这种政治斗争中，李德伦他们这些艺术家实际上是夹在中间难以做人的，如果坚持自己的艺术观点，必然要与毛泽东的指示相冲突，最终的下场也就必然是挨批挨整。既要符合上面的精神，又要为自己争取活命，二者难以折衷，他们真是吃尽了苦头。
１９６３年２月８日，在文艺界的春节联欢会上，周总理说：“文艺界各个方面如何更好地体现这个‘双百’方针，为工农兵服务，到群众中去，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这些仍是文艺界当前的重要课题……”
这时，上面已经开始提出反对十大软歌、外国名歌２００首。那时《宝贝》是一首非常流行的歌曲，特别受群众欢迎，但后来不能演了。有一次乐团的演出小组在武汉演出，观众一再要求刘淑芳唱《宝贝》，可就是不能演，那场演出正好王任重在场，他站起来直冲大家摆手让安静下来，弄成了一个“《宝贝》事件”。１９６３年３月５日，在音协党组会上，吕骥传达了总理上述的讲话后，又传达了林默涵的讲话：“电台外国音乐集中半个钟头放爱情歌曲。把各派的《宝贝》集中放。广播控制消极的东西，创作积极的东西。音乐三方面：控制、创作、改革。现在电台、乐团的节目可以马上改，《２００首》停发。”《２００首》即音乐出版社于１９５８年和１９６１年出版的《外国名歌２００首》及其续集，出版后深受广大群众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喜爱，现在则被当成“集封、资、修之大成的反动歌集”，不停发怎么行呢？但私下里吕骥则对音乐出版社的社长潘奇说：“《２００首》只有１０首有问题，问题不大，不要紧张。改一改还是可以出版的。”几天后，吕骥在“音协”干部会议上传达总理指示时又说：“总理说学院百分之九十是洋的，我看只有百分之七十五。《九九艳阳天》还是可以唱的，《相逢在北京》不能算黄色歌曲。不然就不敢写了。”
这年４月１９日，周总理又在中“土”、“洋”之争中的李德伦宣部文艺工作会议、文化部文化局长会议、出版工作会议和全国文联委员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要做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的报告，号召全国文艺工作者积极参加国内外的阶级斗争。这样吕骥不得不在２８日召开的文联委员扩大会议上做检查，事前，周扬为了不把事情闹大，指示他检查时重点谈“民族化”方面的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音乐家中有著名的“硬骨头”贺绿汀，他对上面的指示不理解，就直截了当地说：“每年演一个或两个外国歌剧不算多；１３年只演了５个外国歌剧。北京有一个歌剧院可以专门演外国歌剧。外国也要熟悉。”
到了这年８月，周总理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召集首都部分音乐舞蹈工作者开会，在这之前，总理曾问李德伦：“你说交响乐大概有多少首？”李德伦说：“常演出的很少，连没演出的加起来大约有３００多首吧。”总理说：“你先把１５０首学会了，洋的你也要学到家。咱们中国多了不搞，搞四个交响乐队，北京一个，上海一个，广州一个，沈阳一个，就够了。他们搞民族的，你们把外国的东西彻底学到家。先不要谈民族化。”李德伦当时还想不通，在会上给总理递条子说：“我们搞民族化还是有成绩的，我们搞的《梁祝》群众很欢迎。”总理接到条子后，愣了半天，然后说：“李德伦说《梁祝》受欢迎，好嘛，但你还是要把洋的学透。”李德伦何尝不知道总理说得非常对，但对于他们这些搞具体工作的人来说，那时你不适应潮流，不搞民族化，谈何容易。
１９６３年１１月，毛泽东两次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第一次说：“《戏剧报》尽是牛鬼蛇神，听说最近有些改进，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该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如果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第二次的批评与此大同小异。
毛泽东的几次批评，给文艺界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也令那些原来只知道搞艺术的人，感到无所适从。
１９６３年１２月１８日，“首都音乐舞蹈者座谈会”召开，这个会在“文革”中被称为“资产阶级阎王殿直接控制与操纵下的黑会”。会前李德伦他们正在东坝下放搞社教，李凌把他和韩中杰从那里调回来，准备在会上的发言。当时周巍峙布置下任务来，让中央乐团总结介绍西洋音乐的经验，李凌与李德伦都明白，这是要在这次会议上为搞“洋”的争一席位子。李德伦为此准备了长篇发言。
但到了会上，一看风向不对，李凌让李德伦把发言撤回来，不发了，并对他说：“你没看见吗？形势不对呀。”但到了１２月２５日，吕骥来找李德伦，一定要他发言。李德伦感到进退两难，因为当时已经有安波在会上说，搞“洋”的不能与搞民族的平起平坐，安波的发言还说，有些人认为“洋”东西好，中国音乐也需要学点洋技巧，说什么“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到了虎穴里，他反而觉得老虎挺可爱的，结果被老虎一口吞进肚子里。在老虎肚子里一看，这里大有可为。他还坐在老虎肚子里说话，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老虎在说话呢可见，确实如李凌所说，形势不对，搞交响乐成了替老虎说话了。
这时李德伦恍然大悟，这次可能是要当“活靶子”了，只好将计就计吧，索性大谈交响乐也要革命，并且针对所谓被老虎吃了还喜欢老虎的发言说：“民族音乐要革命，交响乐也一样要革命。民族音乐里也有许多封建落后的东西，如果不改，那也是不革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是对的，我们要入虎穴，还要得虎子。”最后他还幽默地说：“既然有人认为搞‘洋’的不能和搞民族音乐的平起平坐，今后再开会时，请搞民族音乐的同志先坐下，如果还有空座位，我们再坐。没有空座位我们就站着或是坐在地上，这没关系，但是不让我们革命是不行的，我不同意。”这一番讲话还真起了作用，最后周扬作总结的时候说：有人说土洋不能平起平坐，这不对。都是同志，你能坐别人为什么就不能坐？说不要洋的，我现在讲话用的话筒就是洋的，难道就不能用吗？一点洋东西都没有行吗？洋的要改，土的也要革命嘛！
无论怎样，这次会议的精神仍然是要肯定过去文艺界的成绩，这后来被看成是疯狂抗拒毛主席的指示。
“首都音乐舞蹈工作者座谈会”是１９６４年１月３日上午结束的，下午刘少奇、邓小平就以中央的名义召开了一个文艺座谈会。周扬在这个会议上再次强调，文艺界的问题大多数是认识问题，还说大跃进时期领导文艺的方法是简单粗暴的。刘少奇对周扬的发言很赞赏，也说文艺界的问题绝大部分是认识问题，要进行批评，但不要像反右派那样。不过他的观点却遭到了参加会议的江青、康生的反对，江青说：“资本主义对我们的东西就很粗暴。”对于刘少奇说的“文学家可以改造人的灵魂”，康生反驳说：“我的灵魂要那些文学家改造？我不承认！”
在这之后的大约半年中，这种斗争仍然继续着。然而到了１９６４年６月２７日，毛泽东进行了第二次批示，其中说“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是好的），１５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果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这一下子是上纲上线了，不接近工农兵，就是搞修正主义，这还了得在这种情况下，中宣部和“音协”只有进行整风了，但是这次整风，后来被称为“假整风”，因为根据周扬的动员报告中说，“要三个月搞完，之后下去”，也就是下到基层去。
在“音乐舞蹈座谈会”之前，形势已经日益严峻，出现了片面强调民族为主的提法，许多乐团纷纷取消洋乐器，改用民族乐器，拉小提琴的要改成拉二胡的，当时有人自嘲说，这是“三十而立”。因为从小拉小提琴都是横着拉，到了３０岁改学二胡，变成立着拉了这不是“三十而立”了吗？
“音乐舞蹈座谈会”上虽说算是打了个平手，中国的交响乐得以幸存下来，但也等于是判了“死缓”，如果中央乐团不好好地为自己找出路，它的生死存亡始终是别人一句话的事。
为此，乐团就提出来搞一个“活命月”，对外称为交响乐“普及月”，这是１９６４年３月到４月的事。所谓“普及”，就是到基层去搞普及演出，演出的都是一些小节目。上半场是李德伦的乐器解说，每讲到一种乐器，就请人拉一段，讲到小提琴时说“你们看，这是小提琴，它的音色是这样的。小提琴要这么拉……”歪着脖子比划一下，然后又说，“它的英文名字是ｖｉｏｌｉｎ，解放区时我们管它叫作‘歪脖抡’。”这下引得听众哈哈大笑，也就引起了他们的兴趣。按李德伦的说法，他的乐器介绍，就是一个人逗哏，很多人喜欢，说他是单口相声，还把相声大师侯宝林请来看了一场。李德伦逗哏的拿手戏，是最后介绍大锣。每当介绍到这种乐器时，他就说，交响乐队的乐器都是西方乐器，惟有这个锣是中国乐器。全世界的交响乐队都有锣，都是用中国制造的，因为造锣的秘密只有中国人知道，外国人造不出来。然后讲，有一次在外国演出，见到那个乐队的乐器都是新的，惟有锣已经破了个大窟窿还在使。李德伦问他们为什么不换一个新的，他们说“无锣可换哪”李德伦又问“偌大个工业国家连个锣都不趁”？负责人说“趁倒也趁”，说着从箱子里拿出一个锃光瓦亮的锣来，是美国用旋床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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