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一边留学，一边辛苦打工的史换金，当把８０万美元投资给远在中国的哥哥时，女友劝他弟兄之间立个字据，史换金说：“亲兄弟之间要信不过，这世界就无人可信了。”然而，事实恰恰是为了这８０万美元，亲兄弟反目为仇，史换金本人不仅血本无归，而且受到家族众人的责打和驱赶，流落荒野，走投无路。
社会的深刻变化往往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试将现在改革时期人与人的关系与改革之前“文革”时期进行比较，就可以发现其明显的异同。这两个时期的共同之处是人与人之间都很不信任。不同在于“文革”表现在政治上，而如今表现在经济上。人与人不信任主要是由于客观的社会环境造成的。“文革”时人们在政治生活中胆颤心惊，草木皆兵，因为有动辄被打成反革命坐牢乃至杀头之灾；现时人们在经济交往中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因为有动辄被骗被坑破财乃至倾家荡产之祸。
应该说“文革”的危机主要是信任的危机，“文革”的毁灭就是毁灭于人与人之间在政治上的极端不信任。那么，今天人们在经济上的不信任会导致什么结果呢？难道信任危机不会造成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崩溃吗？
信任危机如可怕的瘟疫，它首先从毒害人们的心灵开始，从而大面积地侵蚀到社会的各个行业。不堪设想，如果工商企业、银行、保险等金融业也出现了信任危机，即信用危机，整个社会将出现何种情况。贷出去的款大部分收不回来，居民不仅再不敢把钱存入银行，而且将出现疯狂的挤兑风潮。目前中国银行的存款余额，大部分是居民存款。如果出现挤兑风潮，所有的国有银行都将倒闭。因此，信任危机之害以及它令人担忧激愤的程度，不亚于当年抗日战争的：“东北危急！华北危急！”
人们为了占有金钱，竟然能兄弟反目，亲情相残，那么，对于非亲非故者呢？对于国家和集体呢？有些人为了几百元的区区小利，竟然能置人死命，不惜冒杀头的危险，那么，对于国家和集体的几百万、上千万能够到手的资产还会有什么顾忌呢？他们真是不知要心黑和胆大到何种地步了。
在这种痞子化的经济中，最大的受害者注定是国家，包括诚实守信的奋斗者，包括千百万无辜的人民。据有一年的统计，当年的国有资产流失是４００亿人民币。我对着这个数字久久地发呆，但愿它是个夸张的统计，虚假的统计。想一想，每天有１亿多人民的血汗钱白白地流入私人的腰包，这是多么可怕并让人心痛的情景呵！
在市场经济比较成熟的国家和地区有一种说法：“亲不言商。”而在中国目前盛行的说法却是“宰熟”。“亲不言商”是说因为是亲朋好友，所以互相之间尽量不要有生意往来，以免“无商不奸”这类商业行为损害了情谊。而“宰熟”相反，坑的骗的正是亲朋好友。由此也形成所谓“朋友就是生意，就是金钱”的所谓商业理念。君不见，中国如火如荼、风起云涌的传销活动不就是这样搞起来的吗？其间引出多少倾家荡产、妻离子散、杀人越货、身首异处的悲剧呵。
目前，人与人之间在经济上的防范心理较强，互相之间不信任就很难做成生意。亲朋好友之间容易放松警惕，容易互相信任，也就容易上当受骗。不少人痛切地感到：对自己最大的伤害往往来自最亲近的人。
看看人们在商业活动中坑蒙拐骗的对象，与在“文革”中造反、揭发、告密的对象真是惊人的相似，即都是一些自己身边的人或认识的人，如上下级、师生、同学、同事、亲属、邻居等。那时有一句名言说，赫鲁晓夫式的反叛人物就睡在自己身边，现在可否说骗子就睡在自己身边和附近的地方，或迎面向你走来笑眯眯的那个人就是骗子呢？
在“文革”中曾经流传过一句话：“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这句话如今又渗透到商业活动中了，或者说在经济活动中表现出来了。坑蒙拐骗勾当四处横行，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喝酒喝死人，吃药吃死人。食物中毒时有发生，沉船失火屡见不鲜。小到小学的校舍，大到大桥大坝大厦，皆有豆腐渣工程。痞子政治和痞子经济都是不讲诚实，不讲信用的。在“文革”中，那么多人诽谤诬陷，夫妻反目，子女和父母断绝关系，这是和今天痞子经济的亲情相残一脉相承的。只不过前者是为了自己的“政治进步”，后者是为了金钱。说穿了都是为自己。不是说改革和“文革”一脉相承，是说那时民族的传统文化基因，现在又顽固地表现出来了。
“文革”时的言行有着冠冕堂皇的借口，就是保卫毛主席。暂且不说那时类似的一些愚忠的口号对与不对，就说是对的，是充满英雄主义的忠诚和壮烈的，可是，保卫毛主席就该诽谤诬陷他人，就该亲情相残吗？今天的借口是为了致富，可是，为了致富就该坑蒙拐骗、六亲不认吗？
我们的民族看来极容易堕入一种盲目的失去理性的疯狂。“文革”当年，盲目地、发了疯地造反，谁不造反，谁不在大字报上签名就好像做了见不得人的丑事似的。连五六岁的娃娃和８０岁的老太太都动员起来了。毛泽东说这标志着形势大好。今天，谁赚不到钱，谁发不了财，也像蒙受了奇耻大辱似的。所有的人，连傻子、白痴、癔病患者，都来个疯狂发财总动员，连正常的人都让发财的美梦搞得神魂颠倒，六神无主了。不考虑自己是否具备发财的条件，诸如文化、知识、辛苦、才能、智慧、资金、市场等等，就盲目地投身商海。结果，不仅发不了财，反而亏损，或血本无归。于是，贷款或借款无法归还，只好去干坑蒙拐骗的勾当。愈是这样的人，愈是爱打肿脸充胖子。内里水电费房租都交不起；外面是小轿车开着，小“蜜”不离身边。愈这样，愈容易行骗成功，也愈洋洋得意。产品是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以假充真；债务是能拖就拖，能赖就赖。你骗我，我骗你。整个商业活动布满了陷阱。
有些人一开始和客户接触就是下定决心要坑骗客户的。有个痞子商人在背后谈论一个下海的教授时说，这样的书呆子我们不骗他，我们就等于在这个世界上白混了。后来这话传到教授耳中，教授吓得出了一身冷汗，立即变卖资产，放弃经商，重新躲进书斋。
也有些人在商业活动中的拖账、赖账、逃债并不是一开始就下了决心的。他们的失败在于经营中的失策，对市场判断的失误或管理不善等等，使自己陷入绝境。在国外遇有这种绝境的老板，要么自杀，要么宣布破产。而中国却不同，自杀和破产与他们无缘，他们会像溺水者在绝望中一样，碰到什么抓什么，于是有更多的人也被他们拖入没顶之灾中。正像一个技术精湛的司机在马路上迎面遇到一个绝望的疯子驾车而来，技术再精湛，也会车毁人亡。
在中国的经济活动中，到处是这样绝望的疯子在驾车横冲直撞，因此使经商办企业的人充满了高风险，随时都可能粉身碎骨。
为什么银行存款利息这样低，而存款的余额仍这样大呢？这说明存款者除了对银行的信用仍抱有信心或不得已外，对消费和其他投资的信心几乎丧失殆尽，他们对那些红了眼、发了疯的人们望而生畏，避之惟恐不及。关在笼子里的“老虎”（存款），一看外面布满陷阱，到处是瞄准它的枪眼，还敢出来吗？
当年“文革”窝里斗，如今又吃窝边草。可是，吃的人一多，像一群老母猪闯进菜园子，投资环境就搞坏了。
信用度高低是判断投资环境优劣的关键。自然环境再优美，资源原材料再丰富，交通通信再便利，如果投入的资金没有回报，被坑被骗被吃掉，人们也会拒绝投资。
不仅投入资金，投入知识、技术和才能也有同样的环境问题。余秋雨先生由于自己的作品被肆无忌惮地盗版，而宣布封笔不再写，此即环境使然。余秋雨先生不写了，把笔砸了，并不是他江郎才尽，而是他不想再给盗版者提供发财的机会，愤愤然，有点像历史上奴隶砸烂工具，工人捣毁机器的味道。他砸的不是笔，而是知识和才华。这是２１世纪知识经济的淡淡背景下一幅冷酷凄艳的讽刺画，一个黑色幽默。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残酷、血腥和疯狂，指责掠夺者“丢掉了最后一点羞耻心和良心”。那么，我们有些人的资本原始积累是否就不残酷、不血腥、不疯狂，人们是否还保持着最后一点羞耻心和良心？对此我们暂且存疑。
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英国人标榜一个叫德雷克的人，说他是探险家、航海家，其实，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海盗，长年率领船队出没于加勒比海和南美洲沿岸，不是拦截货船，就是登岸抢劫。他对同伴说：“我把你们带到了世界的宝库，如果你们空手而归，只能怪你们自己。”（注意：这段话和我国的盗版者说的话有点儿相似）今天的英国王室何等富丽堂皇，绅士派头，而当年的英王伊丽沙白一世就是德雷克的同案犯，不仅资助其海盗行径，还分享其抢劫来的赃物。类似这样的历史事实，给今天那些“丢掉了最后一点羞耻心和良心”的中国人提供了慰藉，即英雄是不问出处的，只要有了大把的钞票，就可以人模狗样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堂而皇之地出入上流社会。这样，他们把自己的道德水准定在“坑蒙拐骗不偷，吃喝嫖赌不抽（大烟）”上。他们的信条是：“不管白老鼠黑老鼠，不被猫捉住就是好老鼠。”
有些人建议对“文革”的研究应当深入，有些人主张全民族对“文革”的灾难进行忏悔，这都是有道理的。今天改革中出现的一些弊端实际就来自“文革”的灾难性后果中。窝性的文化基因，既是“文革”灾难的深层原因，也是改革中一些弊端产生的深层原因。
（摘自《当代散文精品2000》，广州出版社2000年11月版，定价：22.00元。社址：广州市人民中路同乐路10号，邮编：51021。本刊摘编时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