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这是个已经解决，或者应该已经解决了的问题，鲁迅已经精辟地说得很清楚了，一切文艺都是宣传，但一切宣传不一定都是文艺，我多年来认为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是，最近一个时期我想来想去又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至少在实践中并没有彻底解决。我赶紧声明，很可能别的同志早就解决了，只有我还在糊涂。
首先，这牵涉到一个立场问题。既然一切文艺都是宣传，那么，你要宣传什么、向谁宣传就成了不能躲避的问题，而且，在实践中的确出现过宣传了错误的、甚至于反动的东西的文艺作品，当然应该批评、丢弃。但是鲁迅并没有停留在这个论断上，他还有一句等着我们呢，“一切宣传不一定都是文艺”。使我这样的糊涂人始终没弄得太明白的，至少在实践中，往往是这一句。为此，我也请教过一些“大师”，包括一些在创造生涯中卓有成就的大师，但是他们也似乎在这个问题上或不愿意，或不能够给我拿出一个答案来。
最后，我只好从实践中去寻找答案。谁知道，一番思考之后，我反而给自己提出了一堆问题，都是我回答不上来的。举个例子，我从第一次听到老舍先生给我们读《茶馆》时，就爱上这个剧本。当时我听说，曹禺先生第一次读完《茶馆》第一幕时，一拍桌子，大声宣布：“这是经典经典”老舍先生、曹禺院长都是我多年崇拜的大艺术家，这两位前辈的论断我是毫不怀疑的。我们投入排练后，在另一位大艺术家焦菊隐先生的导演之下，很快就演出了。北京的观众以极大的热情迎接了《茶馆》的演出，很快就形成了一个以《茶馆》迷为中坚分子的集体，这出戏不可争辩地获得了成功。
我当时感到极大的兴奋和满足，有一种拨云见日的感觉，我终于看到了一个好作品的范例。在这出戏中宣传的功能和艺术的魅力巧妙地结合起来了，而且从专家到一般的观众都表示了喜爱；作为演员，这种感受是一种幸福，可以像古希腊的数学家一样大喊：“我找到了找到了!”
但是，我这点喜悦并没有维持很长的时间。先是某些同志对这个戏表示了不同意见，认为它表面上谴责了旧社会，实际上却充斥着对旧社会的怀念，即所谓“怀旧”情绪。这个罪名并不小，但毕竟失之于“模糊”，于是我们还觉得“可理可不理”，接着演了下去。这回，事情的发展证明我们错了。有一天晚上，我们的观众中有一位老朋友，一位颇有声望的戏剧界名人。看完了戏之后，他照例来到后台，照例说了些客气话，然后他看到后台都在忙着卸装、洗澡，忽然冒出一句：“你们真够胆子大的。什么时候了，你们还敢演这样的戏”当时站在他身旁的，只有少数几个人。我们都发蒙了，问他何所指，他只是简单地说：“你们看看报纸，看看人家别的剧团都在演什么？”
在我的记忆中，这件事变成了一个信号。剧院的领导很快就停演了《茶馆》，改上别的剧目，因为了解了一下，别的剧团也都在上一些新戏，显然是有新的精神。好在北京人艺创作力量较强，于是赶紧突出演出了一些我们自以为更符合当时形势的剧目。《茶馆》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偃旗息鼓。参加这一剧组的创作人员都感到惋惜，但同时又感到这不过是“避避风头”而已。事情的发展再一次证明我们错了。对《茶馆》以及类似的剧本的批判逐步升级，从“怀旧情绪”升到“毒草”，以至于“大毒草”，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在老舍先生悲剧性地被迫害至死之后，它已经被定为北京人艺的头号“特大毒草”，而且没有人敢于表示任何不同意见。“文化大革命”后，当人艺一个一个地恢复过去的保留剧目时，《茶馆》也是最后一个恢复的。当然，在这之后《茶馆》热再一次掀起，特别是它出了国，赢得荣誉。事实证明，人民还是喜欢看《茶馆》的。
这些年来，情况有了根本的改变。把文艺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动不动就“上纲上线”，而且“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这类事情不再发生了，使搞文艺的人松了一口气，不再终日提心吊胆。这毫无疑问是一个进步，一种对繁荣文艺的贡献。但是，像我这样的糊涂人，还是心里觉得有点不踏实，为什么呢？想来想去，恐怕还是与这个“艺术和宣传”的分界有关。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的，一切文艺都是宣传，大至人类的未来，细微到某种艺术形式的得失，无非是文艺家对某一问题耿耿于怀，不吐不快，而且感受越深，其作品往往也越感人，也正因如此，文艺才为人民所需要、所喜爱。当然，不能由于是这样，就排除利用艺术形式宣传某种任务，例如劝人们戒除吸烟恶习，或鼓励青少年培养读书的习惯之类。但是，凡事都有个界限，我们大概是由于多年来经常处于革命和战争的高潮中，政治斗争就很自然地处于某种压倒一切的中心，甚至于不少观众到剧场看戏不是为了戏本身的吸引力，而是为了看“政策”，看对问题的“提法”有什么新的精神。这样，艺术的道路越走越窄，惟恐触及某些禁区，在政策上犯错误。这就必然造成大家都板起面孔，丢掉了艺术中不可少的“含蓄性”、“幽默感”，甚至于某些艺术形式都遭到无声的禁锢，如漫画、相声之类。
在老作家中，老舍先生原来是以“幽默”闻名的。解放后，他满怀热情地从国外回来，写出像《龙须沟》这样的传世之作。两三年后，他接到剧院的要求，写一部表现“五反”运动的剧本。对老舍先生来说，这是个艰巨的任务，因为他从没有写作过这样紧密联系政治的作品。人艺为了保证这一创作成功，组织了一个几十人的班子，一律派到一家私营工厂，帮助老舍先生“体验生活”。这里，我们先不说替作家“体验生活”这种做法是否行得通，反正第一稿的提纲算是写出来了。但是，当时老舍先生已经有了个“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他笔下的作品是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于是从中央派来了好几位大人物来帮着出主意，当顾问，他们一来，把我们这些年轻人都镇住了。他们之中有好几位都是大名鼎鼎的，平常我们只是在报纸上看到名字的高级领导，像周扬、胡乔木这个档次的。他们落座以后，我们的领导曹禺说一段欢迎的话，然后连排就开始了。连排后我们都紧张地等着他们发表意见。
说实话，那天我是很意外的。领导们也出了些主意，也有争论，但在有一点上却很一致，那就是：不要写“五反”运动的全过程。这一下子就等于把全剧的构思全部推翻了，包括我们几个月来替老舍先生“体验生活”的成果。不写运动，写什么？在座谈中好像有领导提到过，要写“人”，要写“人的命运”，可是这个题目没得到展开的讨论。老舍先生当时似乎表了个态，一定按照各位领导的要求，修改加工这个剧本，这又引起了一片反对，因为这都只是“个人意见”，大家都不代表“领导”，云云。
修改？谈何容易在此之后，每隔一段时间，老舍先生都要抱着最新的修改稿跑一次人艺，而且每次都是重写的稿子，不是在原稿上作一些小的修补。我估计这些劳动成果现在还是完整地保存在现代文学馆中。戏名最后定为《春华秋实》，前后据我所知写了大约十遍，应该说是十分惊人的。问题在于戏并不成功，观众并不热情，到今天记得这出戏的人不多，最后，只好草草收兵。
问题出在哪里？今天，回过头去看，“不要写运动的全过程”这个意见是有道理的。老舍先生开始接受这个任务时，“五反”运动刚刚开始不久，很多有关政策还没最后定下来，还有待事情的发展，但是关键恐怕还不只是这条，而是违反了艺术规律，把一个政治任务强加给文艺，要求文艺亦步亦趋地为政治、甚至于是为具体的政策服务。因此，在那天座谈中虽然有正确的意见，例如我记得乔木同志就曾建议把戏叫做《水车的故事》，但是在当时的大气候下这个意见没有被采纳，后来的十次改写还是逃不出写运动的窠臼。
从我们的经验看，这种违反艺术规律，强行使艺术去负担它力所不能及的责任的诱惑还是很大的；在文艺的历史上，在国内国外都发生过。事实上，所谓“活报剧”就是三十年代从美国传来的。人艺过去每逢重大政治事件发生时就演过不少“活报剧”。我还记得有一次中东地区出现了某种动乱（对不起，我实在想不起来是哪一国发生了什么事了），我们接到指示，一定要表态，支持，而且要快，两三天之内就要见观众，而且为了郑重其事，不要只是“活报剧”。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人艺全院都动起来了，包括第一副院长、总导演焦菊隐。一连几天，大家由于时间紧迫，都没有睡觉。我还记得那个剧本已经定名，叫《怒涛》，我还记得我曾路过他们临时开辟的工作间（原为化装间），屋子里的人（创作集体）坐着都睡着了，还是我把他们叫醒的。不到一天之后，传来上级的指示，由于国际形势瞬息万变，剧本必须改，首先是地点，要从中东某国改成南韩，因为李承晚下台了。这真是谈何容易我们既没去过中东某国，也没有去过南韩，先不说服装、布景都必须从头来过，而且离上演还只有两天了，演员怎么可能背得下词来？但是，这是政治任务，于是全院又一次动起来。最后，这部戏怎么上的台，我已经不记得了，大概我也睡着了。
像这样违反艺术规律的事幸亏不是经常发生，我也相信今后不会再重演。但是我认为还是严格地区分一下什么是宣传，什么是艺术，对我们今天，以及对我们的子孙都大有好处。中国人在世界上是一个有智慧、有精神文明的民族，我们有责任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目前，我们正处在富裕、强大的前夜，一旦我们到达那光辉的彼岸，我们将更感到我们全部历史、文化对人类的贡献越来越重要。我们的文化史，从屈原到唐诗，从孔子到曹雪芹，已经成为我们宝贵的财富。这些文化上的巨人当初并没有从其领导者那里领取某项宣传任务，不少还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的人，但他们依然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人类文明史上的高峰。我们不应该辜负他们！
（摘自《人民文学》2001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