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相比，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实现了三大转型：
一、由泛政治化的文学转型为泛商品化的文学。进入九十年代以后，随着整个社会市场化程度的急速提升，文学迅速面向市场进行了大幅度的自我改组。有的作家频频投入影视创作，在平面媒体这个最大众化的领域放大了自己的身影，同时也逐渐将文学创作“资本化”，获得前所未有的商业利润。有的作家与出版社联合操作，炒作“选题、写作、包装、精心策划”的一条龙流程，达到作家品牌化的目的。如此种种，不胜枚举。商业不但表现在文学生产的社会过程中，也制约着文学创作的思维轨道。比如，九十年代以后的突出现象，是长篇小说数量的猛涨。假如把这些长篇小说置于艺术分析的透镜下稍稍一看，就会发现其中有很多叙述泡沫，其实是人为拉长的中篇、短篇小说，这个“小说最长化”的奥妙，自然是文化工业“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在起作用。
二、由宏大叙事转型为日常叙事。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宏大叙事在中国文学中是作家（无论男女）至高无上的追求。文学文本中充满“时代”、“历史”、“阶级”、“未来”等庞大的话语，显示着作家的圣贤情结。九十年代的文学截然不同，很多作家将立足点悄悄移动到个人体验上，以平视的角度，叙述普通人“一地鸡毛”式的甜酸苦辣。连军旅文学这个“红旗半卷出辕门”的慷慨之地，也空前地“向内转”，《醉太平》、《突出重围》等大量作品浓墨书写军人们的儿女情长。由宏大叙事转向日常叙事的另一个效果，是女性文学的蜂拥而出。以往在宏大叙事的框架里，女性作家温情脉脉的个人化的想象没有合适的地位。九十年代的日常叙事语境，顿时打开了女性写作的所罗门之瓶，色彩斑驳的女性话语甚至“私语”、“密语”飞流直下，颇为壮观。
三、由“场内文学”转型为“场外文学”。这里的“场”，主要指的是文学的意识形态视野。八十年代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八十年代的文学以思想解放为主导，“反思”、“启蒙”的立场清晰可见，同样伫立于新的思想解放的意识形态大旗下。其间虽然有一些“无主题变奏”，但无碍大局。而九十年代的文学淡化了模式，开始了“转场”的历程。这个过程中有两个向度引人注目：一是文学的娱乐性大大膨胀，使文学从以往的“饭前祈祷”变调为大众化的“饭后消遣”。金庸小说的盛行，正是这个变化的一个侧面。二是“蹲下来看世界”的写作姿态悄然兴起，作品的兴奋点降低到人的下半部，从原欲、情欲角度窥视人生，并将所见所思毫无顾忌地倾泻到社会公共空间。
上述三个方面的转型，意味着巨大的价值断裂。这类转型，必然包含着深刻的裂变与痛苦。痛苦来自作家自我扬弃中的回肠九转：惆怅、焦虑、恐惧、压抑、震惊、孤独、荒诞……可是，在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中，却很少表达出这些痛苦的情绪。相反，作家投入市场狂欢的得意感和批评家出席“理论聚餐”的轻松感处处可见。我们的文学为什么能够如此愉快地告别痛苦？难道是我们的精神已经成熟到闲云野鹤、无拘无束的境界？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文学在很大程度上负载的是人的忧患。正如屈原所说：“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丧失了痛苦的文学，必然是随波逐流的历史过客，最终被逐出人类的审美记忆。因此，一个时代的文学回避了痛苦，将是一个严重的历史缺席。
然而九十年代的文学果真能例外地回避痛苦吗？仅仅从作家生存的原理上就应该对此提出怀疑：九十年代的作家，大多出生于六十年代之前。在他们的人生中，社会形态已经转换了好几次。生活在这样的时代里，犹如赶场的演员，从一个舞台追到另一个陌生的舞台。其间可能有掌声响起来的欣慰，但体尝的自我裂变与巨痛，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抹去的。由此，轻率地将九十年代的文学概括为“无痛文学”，会犯违反常识的错误。为了避免这种幼稚的错误，文学批评需要从新的角度思索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我们的文学正在承受着痛苦，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痛苦，封闭在作家的潜意识中，并没有转换为作家的文学行动，更没有升华为作家的叙述化过程？转入这个视角，豁然浮现出九十年代文学的关键性问题之一：对痛苦的遮蔽。
从遮蔽的角度看，九十年代确实有太多的虚假快乐或快感侵蚀着作家的心理，使文学难以聚精会神地直面痛苦。在复杂的遮蔽因素中，下面两个尤其醒目：
其一，物质的现代化使作家获得了“预支快乐”，中断了文学对精神领域市场化的批判性。近代中国封建末世的积弱积贫，使人们迫不及待地奔向“富国强兵”。一个世纪的历程，基本塑造了国民精神中以物质进步为核心的现代化崇拜。文学意识也包容在这个宏大的历史图腾中，忽视了西方近现代的社会历史中的一个悖论：物质财富的丰富并不一定带来人文精神的兴盛。在发展的某些阶段，人文精神甚至还会与物质积累成反比，把人淹没在物的欲望中。在这种二元对立的社会情景里，作家的职责应当是人文精神、审美原则的守望者，以文学的声音警世、喻世，使社会保持健全的理想。
其二，对中国传统文学精神的失忆，模糊了当代作家的审美立场，使文学淡化了审美情感的民族性和清晰度。社会的现代化，是一个复杂化过程。
（摘自《小说选刊》2001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