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穆特·施密特，联邦德国前总理，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西方著名政治家。
在本文，施密特没有对“全球化”提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他的目的也不在于此。相反，施密特试图通过描述全球化的种种表现来提出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新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
全球化对我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对此我想举４个简短的例子。
不久前，我在莫斯科的饭店房间里每天晚上都可以收看一个德国频道，即德国电视二台的节目；稍早一些时候，我在开罗的饭店里每天晚上都可以收看美国ＣＮＮ的电视节目；几天以后住在维也纳时又看到日本的电视节目；在我汉堡的家里，每天晚上都能收看大约２５或３０个频道（我们已经加入了有线网），其中包括一个英国频道、一个美国频道、一个法国频道和一个土耳其频道。过不了１０年，只要我们进入有线网或者在屋顶架设一个解码器，就能收看上百个频道。
第二个例子：在差不多半个世纪以前，我在汉堡工作，是负责经济事务的市政府委员卡尔·席勒的经济政策助手。那时他也很年轻，还不到４０岁，我还不到３０岁。我们当时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促进贸易和航海业重新发展起来。可是当时即使没有被战争毁坏的东西，也已经被盟国拆卸掉。截至１９５３年，我们每建造一艘轮船，都要经过英国和美国的批准。后来直到５０年代末，我们的商船制造业才全速发展起来。然而，在４０年后的今天，德国的许多海轮悬挂的是外国国旗，并且主要装运外国货物；德国几乎所有大型造船厂都已停产，我们已经看到最后停产的是“不来梅伍尔坎造船厂”。只有两家大型船厂属于例外情况：埃姆斯河畔帕彭堡的迈耶尔船厂和罗斯托克的克瓦尔纳船厂（以前是瓦诺夫船厂）。此外，自很长时间以来，几乎所有大型油轮和集装箱运输船都已经出自韩国，出自日本的也已经不多了。
第三个例子：２０世纪初，为了把智利的硝石运往德国，汉堡莱伊斯轮船公司的特快远洋客轮尚需用４个月时间驶往智利，并再用几个月的时间返航。现在，乘飞机去智利的圣地亚哥则用不了一天时间，并且每天都有不少班机从欧洲飞往智利。
最后一个例子：最近，我们都看到了印度尼西亚的银行倒闭或被国家关闭的情形，也看到了日本一家大银行和一家大投资公司倒闭的事件；我们还看到了东南亚许多国家所发生的金融动荡。在所有这些事件中都能看出，只要东京股票交易所的股市行情下跌，几秒钟后，就会在伦敦、纽约、苏黎世或阿姆斯特丹引起连锁反应。然而，５０年前，在阿姆斯特丹或苏黎世尚无人能想到去买卖日本的股票，靠它赚钱或因它而失利。今天我们所经历的是一些非常新鲜的事物。
在我看来，以上四个例子便是全球化的表现。有人也许会提出异议，说这些例子仅仅表达了世界经济的存在这样一个早已人所共知的事实，而世界经济早在马可·波罗时代、达·伽马时代、哥伦布时代就已经存在了，因此，上面所说的内容实际上并无新意。
然而，我想指出的是，在２０世纪的进程中，世界五大洲之间、近两百个国家之间的交融和交往发生了巨大的量的飞跃，同时也发生了重大的质的飞跃。总的说来，２０００年的世界与１９００年的世界的差别，要比１９００年的世界与１８００年的世界的差别大得多：现代交通技术（不仅包括飞机，也包括集装箱运输船和大型油轮）、现代通信技术、现代贸易技术以及现代金融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这种发展势头早在１９世纪就已开始加速，在２０世纪的历程中，特别是在２０世纪的下半叶则明显加快。
技术发展加快的趋势（我要在括弧中补充一句：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的军事预算）不仅表现于战争手段和方法上，也表现于其他的、包括医学在内的民用技术方面。此外，不久前战胜目前世界上最好的象棋手的那台机器——电脑也是美国军事研究和开发的直接结果。这在５０年前的今天是无法想象的。自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就会克隆玫瑰以及某些食用经济植物如苹果树、梨树（园丁把这种方法称为嫁接），但在几个月前人们已经知道了如何克隆有益动物的方法。现在我们意识到必须谨慎从事，防止人们有朝一日把人也当作克隆对象。所有这一切在５０年前都是不可想象的。
拉丁语在许多世纪中曾经是欧洲科学和教育界的通用语言，后来法语又成为欧洲的通用语言，尤其在政治和外交场合。现在的通用语言则是英语和美国英语。到２１世纪，汉语的地位将比西班牙语、德语、甚至法语更加重要。
全球化需要一些能够为全球所理解的、全球通用的语言。如果有人在２５年后仍像我今天这样不会使用电脑，那么他既当不了律师，也当不了医生，也当不了工程师，甚至也做不了处理日常事务的秘书和家庭主妇。请不要误解我：我不是未来学家，也不是热情洋溢的乐观主义者，我只是试图揭示今天已经可以看到的发展趋势。到此为止，我还没有提出任何价值判断，也没有对这种趋势所带来的风险和机会作任何评论。
然而，接下来，我首先要明确指出在不远的将来即将遇到的主要风险之一：即世界范围内的人口爆炸。在那撒勒的拉比犹太教时期，地球上居住着约两亿人口。此后经历了１９个世纪，人口数量才增长到原来的８倍。到１９００年，在地球上已生活着约１６亿人口。到２０００年，人口数量将达到６０亿，甚至还多。借助于发展援助和现代医学，我们在２０世纪遏制了饥饿、瘟疫和母婴死亡率，致使人口数量在２０世纪的短短１００年中就增长到世纪初的４倍，而且这种人口爆炸的势头尚看不到结束的迹象。
如果换个表达方式，也可以这样说，人均可居住或拥有的空间在过去２０００年中缩减到原来的１／３０。迄今尚无人能够在南极或格陵兰岛的冰原上生活。人均可居住的空间不断萎缩，以后也还会继续萎缩下去。当前的人口爆炸主要发生在亚洲，现在仅生活在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亚洲最大国家的居民就比两代人以前整个世界上的人口还多得多；人口爆炸也发生在拉丁美洲、黑非洲；欧洲、北美或澳大利亚的人口增幅极小。人均可利用的空间日益萎缩的势头还将继续持续下去。
也可以换个表达方式或说法：人类从未像今天这样紧紧地拥挤在一起。在几近无法管理的特大城市——如开罗、墨西哥城或里约热内卢，有时也可以把芝加哥考虑在内——产生了与人口聚集伴随而来的社会问题。而且，这种社会问题还由于大城市中种族、宗教和语言的混杂进一步加剧。此外，除了人口增多这个原因以外，未来还极有可能发生气候变化，如全球变暖，导致地球表面可居住的面积不仅按人均计算相对减少，而且其绝对量也不断萎缩。
尽管大约从２０世纪中叶以来人口增长主要发生在——我所提到的——其他各洲，但是，即使欧洲的人口也较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此外，欧洲还遇到来自非洲、中欧国家的移民压力，因为上述地区人口增长势头迅猛，在许多场合加剧了社会贫困现代化的人员运输手段使事实上的移居变得相当容易。
近２０年来，除了人口爆炸以外，还出现了第二个同样是爆炸性的发展趋势。与２０年前相比，目前参与世界经济交流的国家增多了一倍。所有前苏联的后任国家及其３亿人口都参与了世界经济；所有以前听命于莫斯科的中东欧洲国家，从波兰到斯洛文尼亚或保加利亚，目前也都加入了世界经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拥有１２亿人口的中国全面参与了世界经济；越南也正在向这个方向积极努力；整个东南亚目前已经融入世界经济，印度和其他国家紧随其后；几乎所有亚洲其他国家随后也将加入世界经济。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事实上几乎所有最近才参与世界经济交流的国家，都愿意在比迄今西欧通常水平低的工薪和社会福利条件下生产！为了让大家充分理解这句话的含义，我把它重复一遍：事实上，所有世界经济的新参与者都愿意在低于西方通常工薪水平的条件下更长时间地、更努力地工作。他们更加勤奋，他们智商也不比我们低。在这里，我们必须消除自己似乎高人一等的幻觉！或者换句话说：如果最近加入世界经济的国家生产和提供与我们的产品或服务等值的产品或服务，其产品或服务的成本就势必比我们的便宜。正因如此，我们的劳动岗位逐渐向这些地区转移，最初先转移到日本，随后又从日本转移到韩国，因为韩国的劳动力比日本更便宜。我们的纺织业和制鞋工业早在以前就转移到国外，此后照相器材工业也转移到国外。所有这些行业都转移到了东亚。
然而，这还根本不是全部内容。上述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自由化，包括贸易自由、开办公司的自由（也包括生产性投资的自由）、在工资国家设立生产性的合资企业的自由，所有这一切，都导致技术进步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传播，把以前为西方人所拥有的技术能力传播到最近加入世界经济的国家。
换句话说，我们欧洲人失去了自己曾经拥有的很多技术优势，因为亚洲人凭借其很高的智商和勤奋掌握了我们的科研和技术成果，并把这些成果服务于经济。目前，他们可以自己进行研究和开发，因此，不仅我们的生产岗位向外转移，而且研究和开发部门的劳动岗位也向外转移。德国研究和开发部门的劳动岗位外流现象表现得尤其严重，原因之一在于我们这里存在短视的恐惧心理，它助长了一种无所不管的、并且在许多现实领域都产生阻碍作用的官僚制度。
目前，我们正在失去技术领先地位，劳动岗位，尤其是工业部门的劳动岗位不断减少，转移到美国，部分地转移到东欧地区（自东欧剧变后），造成了被视为全球化后果之一的、波及几乎整个西欧的大量失业。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一种完全不同的、同时也是新事物的现象，即金融市场、货币市场和股票交易所的革命，信贷业和保险业本身的革命。
１９４４年，布雷顿森林世界货币体系创立。７０年代初，美国宣布放弃作为该体系基础的美元本位制及其与黄金的可兑换性。从此以后，不仅美元、而且世界上所有货币——包括德国马克——失去了对外币值的稳定性。１９７０年，１美元可兑换约４马克，此后一直贬值到１美元兑换１.７０马克。后来，受里根的伟大诺言和想象——幻想！——的鼓舞，美元一度升值到１美元兑换３.５０马克，但不久重新贬值，一度跌到１美元兑换１.４０马克。现在的汇率是１美元兑换１.８０马克。
如果把不时发生的汇率动荡暂且排除在外，就会发现美元相对于马克不断贬值，或者反过来说，马克不断升值。大约自３０年以来，马克的对外币值从未稳定过，马克不断升值世界上几乎所有货币都经历过严重的汇率动荡，而货币的相对升值或贬值又造成重大的汇率风险（不仅对贸易来说如此，对生产那种使用寿命长的、复杂的投资货物以及所有不能立即交货的产品来说也是如此）。为避免这种风险，就要依靠所谓的外汇期货交易来获得保障，当然，这样做要花费大量资金。
我们正在经历着一种投机的全球化，并且投机规模之大前所未有。在基本上属于投机活动的所谓金融衍生物交易泛滥的同时，建立在投机基础上的交易活动，如不动产（即地产、房产投机）和股市投机也繁衍开来。此类投机最早出现于美国，８０年代中期蔓延到日本，此后又蔓延到包括德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在此期间，同样也始于美国的大规模合并、甚至强行兼并整个工业康采恩或整个银行的趋势蔓延开来。
在这里，我想指出目前存在的、并且２１世纪亦将存在的第三种全球化现象。除了上述前所未有的人口爆炸以外，除了经济和技术的全球化以外，目前还出现了一种新型的、迄今没有得到正确认识的世界力量对比格局。美国人以为美国是惟一的世界强国，并试图竭力在今后几十年中保持这种地位。美国人其实弄错了：只要去韩国、日本、雅加达、曼谷、新加坡、马尼拉或新德里走走，就能从那里听到，当地人现在就已经理所当然地把中国视为世界级大国了。我们欧洲人需要稍长一段时间才能理解这一点，美国人或许需要更长的时间。
此外，俄国显然也是一个世界强国，以后也将是世界强国。并且，即使再过几十年，即使它还要经历半世纪的动荡之苦，即使它可能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实现经济和政治稳定，它也依然是一个世界强国。请设想一下：这个国家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太阳在俄国东部靠近太平洋的地区落下去的时候，彼得堡的黎明还根本没有开始。俄国拥有丰富的矿藏，包括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但又不限于石油和天然气；大部分矿藏尚未勘测，更不用说是开发了。此外，这个国家依然拥有大量的核武器。我认为把２１世纪的俄国也视为世界强国是十分恰当的。
因此，目前有三个世界强国：美国、中国和俄国。日本或许可以算作半个世界强国，即金融强国和世界上最大的净资本输出国。用不了多长时间，或许只需２０年，人们还将习惯于把印度也视为世界强国——毕竟它现在就已经拥有９亿人口；此后，再过１０或２０年，人们还将明白，目前拥有２亿人口的印度尼西亚和不到２亿人口的巴西也进入世界强国行列。
与上述强国相比，就重要性而言，欧洲的中等国家如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波兰和西班牙，或小国家如荷兰、比利时、瑞典和丹麦事实上都属于较小的一类国家。
因此，未来的和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各国之间的文化宽容和宗教宽容。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课题。我们欧洲人在这方面的名誉并不好。单是从十字军东征——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剑——来看，欧洲人当时的所作所为就是险恶的、残酷的原教旨主义行为。目前，人与人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经济依赖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不同的人群、民族和国家在一个日益狭小——较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拥挤——的空间中共处。
（摘自《全球化与道德重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2月版，定价：19.80元。社址：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邮编：100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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