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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九五七》梗概

2001-10-10 09:32:00 来源:书摘 尤凤伟 原著 贺绍俊 缩写 我有话说


   尤凤伟,山东牟平人,1942年生,1976年开始发表作品,已有多部作品问世。现为山东省作协副主席、青岛市作协主席。《中国一九五七》近 期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在读者中引起广泛反响。
  
  

  
  我是1957年12月25日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关押在赫赫有名的草庙子胡同政治犯看守所。我像筛筛子一样回忆起这几个月发生的事,首先记起来的是“五四”青年节。青年节过后,校党委决定停课整风,看来整风要来真格的了。我为校刊写了一篇《推倒高墙填平鸿沟》的文章。校刊编辑部却认为锋芒太露了,姜池说要帮我改动一下,我断然拒绝,要回了稿子。后来猛地跳出一个想法,要把这篇稿子抄出来贴到校园里。我和程冠生一块去教室连夜抄了出来。第二天早上,我俩赶在开早饭前,将抄好的文章贴在食堂告示牌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时刻,全中国第一张大字报就在这K大校园里面世。而我(也包括程冠生)正是这新生事物的创始者。这一天的早餐过程,横空出世的大字报是所有就餐学生议论的焦点。到了下午,又一张大字报贴了出来,题目是:《反“推倒高墙填平鸿沟”》,署名“肖宝”,这个肖宝是老师还是学生,谁也不认识。倒是李德志猜出来了,是化名,校报的谐音。又过了一天,新一张大字报贴了出来,标题写得很大:《反“反‘推倒高墙填平鸿沟’”》,落款是苏英。有人告诉我,她是历史系的。
  
  几天后,冯俐从舅舅家回来,她没想到学校变化这么大,光大字报就把K大校舍覆盖起来了。我得意地告诉她,第一张大字报是我贴出来的。她吃惊地说,你干嘛要当出头鸟呢?我俩的恋爱关系已是公开的了,我们都说好了暑假我带她一起回去住几天。这些天忙于运动,我与她见面少了,但我渴望革命与爱情的双重洗礼,总想找机会劝冯俐积极投身到运动中来。
  
  我作为《大地》的主编,这几天也忙着筹备创刊号的稿件。编辑部全体人员一齐出动,参加各系召开的座谈会,又分头去各系看大字报。头题稿理所当然应摘发《人民日报》社论,但从19日到现在《人民日报》一直没有发表社论,有人对此不解。26日这一天是周末,报纸送来了,《人民日报》仍然没有社论,大家很失落。突然苏英高叫一声,原来她从《光明日报》上看到一篇《K大学生开辟“民主墙”》的文章,大家决定不等《人民日报》的社论,就转载《光明日报》的这篇文章,于是大家赶紧编稿,画版样,准备等星期一送到工厂付印。
  
  28日,稿件送到了工厂。冯俐却在急匆匆地找我,见到我时一副神秘的样子,她听说稿件已经送到工厂付印时,就要我赶快撤稿,说印出来事就大了。我问出啥问题了。她说:我舅舅听到一个内部消息,形势要起变化,毛主席有一个内部指示,说现在右派很猖狂,让他们做,把他们的谬论登在报上,让人民见识见识毒草,然后锄掉它。但不论她怎么劝说,我也不相信这是真的,她气得嘴唇哆嗦,而后把脚一跺说句你要不照我说的做今后永远不要找我晚上我一直守在她的宿舍下面,下雨了,我都毫无知觉。直到一位打伞的人走到跟前,我才魂魄归体。啊,冯俐,我顿时惊喜万分。她紧紧抱着我失声痛哭。但到了第二天,我还是没有同冯俐去她舅舅家,而是同程冠生一起去印刷厂。
  
  一进印刷厂车间便感到气氛不对头。一个30多岁模样很端庄的女工厉声说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别指望我们给你们印刷。我上前取了稿子说既然师傅们误会了我们也不勉强,我们回去了。但工人不放我们走。一个长脸师傅发号施令说,现在我们召开现场批判会,把他们的反动言论批深批透(后来知道这个长脸人是北京市委派去的人)。工人们一个接一个发言,就像一场骤起的风暴,在这风暴中我能分辨出来的惟有两个字:反党反党反党……
  
  6月下旬对我以及许多积极投身整风运动的师生来说情况十分糟糕。我们已陆续被划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我被定为极右),并开始接受批斗。这期间发生的事情都是始料不及的。《大地》创刊号的稿子带回学校后,编辑部的人一致意见是不能印刷便油印出版。冯俐得知后自告奋勇担当刻蜡版的工作。她拿走了稿子,从此便没有下文。催她,她就说快刻完了。直到后来形势发生逆转,她也没将稿子刻出来。编辑部的人庆幸说幸亏冯俐做事磨蹭,而我明白这是她有意用这种方式阻止《大地》的出笼。但事情并没完结,有人告密说《大地》的稿件被冯俐收在她舅舅家。党总支经一番密谋,趁冯俐在校时派人去她舅舅家,欺骗说冯俐让他们来取一份材料。舅母压根没把这事往欺诈上想,便开了冯俐住的房间让他们取走材料。《大地》的稿件就这样进了系党总支的文件柜里,成了“《大地》反革命小集团”一份重要的罪证。冯俐的舅舅也为此担了干系,在民盟被打成了右派。冯俐得知中文系要开我的批斗会,她说她也要参加,要将《大地》稿件的真相公布于众。她说人可以容忍误解,但不能容忍卑鄙,阴谋必须揭穿。我必须阻止她的盲动,不许她自投罗网。可我想不出阻止她的办法。最后决定逃会,我想我不到场,批斗会不就开不起来了吗?我躲到颐和园,回到校园时,程冠生告诉我,批判会照开,对我进行缺席批判。冯俐也去了,她对中文系党总支进行了激烈的抨击,骂总支领导是卑鄙小人。总支书范宜春扬言要把她的恶劣表现通报外语系党总支,严肃处理。我听了瞠目结舌。程冠生听我说了逃会的目的后,冷笑一声说:对政治我们是小学都没毕业的,所有的热情都是他妈的狗屁。
  
  两天后,校党委找我去谈话,一个50出头的秃头领导,很和气地与我慢条斯里地说话。他说你的问题在全校都是很典型的,如第一张大字报是你贴的,还有《大地》反革命小集团,哎,你们《大地》编辑部除了你还有几个成员呢?我说5个。他问都有谁呢?突然我的头轰地一声炸开,我中了秃头领导的诱惑。因为5个人里还有一位是苏英,她是历史系的,别人都不了解。随着反右形势的不断严峻,编辑部的人都明白自己在劫难逃,就不谋而合地想到保护苏英,在任何场合下不提及她的名字。但现在,我害了苏英,我对自己的过失痛不欲生。我要找苏英,也要找冯俐,我要劝她别太任性认死理儿。我不自觉地走到冯俐的宿舍。就冯俐一个在屋,倚被坐在床上,屋里惟一的一扇窗拉着帘子,我走到窗前要拉开窗帘,这时冯俐尖声呼叫不要拉开。我说这屋里太暗了。她冷冷地说:外面比屋里更黑暗。
  
  

  
  1958年7月16日,我成为一名正式劳改犯人,被押送到清水塘农场。20多天后,收到了家里的第一封信,家里会写字的人都在信上写了自己的话,因为信是须经劳改当局拆阅后才交本人的,所以他们也不敢乱写。我特别重视大哥写给我的话,他到北京监狱探视时,我委托他打听一下冯俐的消息,还商定了冯俐的暗号是“小妹”,可大哥在信中没有提及“小妹”的事,这让我十分失望。
  
  场部要另建一座水塔,从附近的帽儿山劳教农场调来一个建筑队施工。我从建筑队中一眼认出了在K大同宿舍的李德志。他说他3月份来到劳教农场,同一批有K大和其他院校的200多名被判劳教的右派师生。水塔建成后,我站在脚手架上能看得很远,半山坡上的一小片树林,李德志告诉我那是帽儿山劳教农场的妇女队驻地,不知为什么我老是觉得冯俐就在那里。建筑队回去时,我让李德志想法打听,有消息赶紧告诉我。
  
  终于从几个渠道得到了冯俐的确切消息,她就在劳教农场妇女队。元旦这天,李德志来探视我时,说冯俐的情况很令人担忧。她对管教说她的案子是错的,她没有罪。由于她的顽固态度,她多半时间是被关在小号里,偶尔在小号之外也不积极劳动,不认真改造。这时我一心想着要赶紧拯救冯俐。
  
  于是我想到了找吴启都帮忙。这位K大老师,因为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落得右派的下场。他的那位从台湾寻死觅活追来的妻子带着一个6岁的孩子,在劳改农场陪着他。平时他妻子齐韵琴就住在妇女队。我私下找了吴启都,要他妻子来清水塘探视时,为我带一封信给冯俐。我在信里要求冯俐以我未婚妻的名义来清水塘探视,我说我有要紧的事和她说。信捎走后,我就一直急切地等待着,等到天黑也没听到管教喊我的名字,我闹不清楚是管教不批准,还是她自己不肯来。
  
  这天从工地回来正准备吃饭,郝管教对我说你未婚妻来探视了。我几乎晕眩过去,踉踉跄跄进了接待室,叫了一声冯俐,那女子转过身来我却一下子怔住了,她不是冯俐,是苏英。苏英给我带来丰盛的食物,告诉我她目前在一家翻砂厂劳动改造,跟领导的关系处得很好,估计今年能摘掉右派帽子。晚上经过一番复杂的思想过程,还是去找了郝管教。尽管在孤独中苏英来探视,给了我很大的宽慰。但事后我醒悟到,她是以我的未婚妻的名义来的,这实际上是剥夺了冯俐探视的权利。我小心翼翼向郝管教报告了事情的过节,他很不高兴,把我训了一顿。
  
  苏英再次来探视时,脸上罩着阴云,我心慌意乱,不知如何解释才好。当她听说了冯俐目前的处境,我是要找机会劝冯俐悬崖勒马后,也就不计前嫌,她叹口气说这就是冯俐,爱认死理的冯俐。送走苏英后我感到很失落,我想我们也许永远不会再见面了。
  
  吴启都看见我上厕所时跟了去,在厕所里塞给我一张字条。趁“打坐”时我展开字条,一行小字立刻映入眼帘:周,冯讲过你,她在半个月前被判刑,转走,去向不知,望多保重。看过字条,我泪眼朦胧。
  
  新来一位邹副场长,没想到第一次见面都互相认识。在草庙子看守所里,他与我关在同一室里,原来他是公安局的“内线”。那时他刚关进来时,老犯人要刁难他,我替他解过围。所以他把我单独叫到场部见面,说欠我一个人情。他听我说了冯俐的情况后,就说这个我可以帮你打听一下。10天后,邹场长告诉我,冯俐被判了3年,转到黄河边上的“广原”劳改农场,他说你可以按照这个地址写信与她联系。但我不抱什么希望,在清水塘的这一年我给她写了许多信,都是石沉大海。
  
  

  
  1960年春我由河北清水塘劳改农场转到黑龙江兴湖劳改农场。那时全国范围的大饥饿正在迅速蔓延。来了没多久,管教又把我转到农场边缘被犯人称为“御花园”的附属地。所谓的“御花园”离农场中心40多华里,实际上是一大片沼泽地包围着的一块小平地。“御花园”通常有三个犯人劳动。另外两个犯人同我一样,是1957年的老右。一个叫陈涛,24岁,S大历史系学生;另一个叫龚和礼,北大物理系的教授,44岁,但一头半白头发,使人看不出他的实际年龄。“御花园”没有安排管教干部,场部只是不定期来检查,所以相对来说,这是个自由宽松的天地。劳动之余,我们每人都手捧一本书在读。
  
  但好景不常,在4月的最后几天,“御花园”断炊了。我们兴致勃勃的读书活动只能终止。断炊的原因是这样的:我们是每个月前按定量到场部领粮。定量越来越少。管教干部每月几次检查,我们还要管饭,他们吃到肚里的与补偿的不成比例。总之,到断炊时,我们傻眼了。饿起来,我们就想到了野菜,三人一头扎进沼泽地里,从草棵间搜寻可以吃的野菜。尽管开春的野菜很少,但这样总算熬到了月底。正满怀希望要去场部领取口粮,这时场部来人了。一个姓栾的管教检查我们的工作,还带来一个消息,下月口粮在原来基础上减少一半,而且须推迟一周再领取。这对我们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栾管教边说边看看太阳,说天晌了,赶快弄饭,吃了我得回去。这时我们不得不实话告诉他,我们早就一点粮食也没有了。栾管教露出不悦,批评了我们一顿。忽然他想起什么,说我来时在沼泽地里遇见好几条蛇,去抓几条回来不就有东西吃了吗?陈涛从栾管教那里学会了捕蛇吃蛇的本领,他到沼泽地里走一趟回来手里便倒提着三四条蛇。但我和老龚不敢吃蛇。一直在读生物学书籍的老龚说人要学会吃草,当沼泽地里的野菜日渐枯竭,他真的坐在青草茂密的地方,掐嫩草叶和草心吃。
  
  有一次打井我昏倒在工地上,昏迷了一天一夜,陈涛知道这是营养极度缺乏造成的,昏迷中他喂了我蛇肉和蛇汤,从此我跟着陈涛也学会了捕蛇和吃蛇。栾管教再次来“御花园”检查时将我带回了场部,原来是有外调人员找我调查。他们要调查的竟是冯俐。他们问了我与冯俐最后一次见面的情况,又要我交待她从什么时候起暴露出对领袖的抵触情绪的。但我自始至终否认了这一点。外调人员很不满意,厉声说还会找我的。我虽然又回到了“御花园”,却总为冯俐的处境揪着心,真想大哭一场。
  
  这是一个永远留在记忆里的日子。这一天同时发生了三件事,一是收到了场部发放口粮的通知,二是老龚病倒了,三是陈涛被蛇咬。老龚身体一天天虚弱下去,到这一天早晨终于没爬起来。陈涛留下我照顾老龚,他一个人去场部领粮。下午下起了雨,天黑以后,陈涛返回时,在泥水中被蛇咬了一口。他觉得是自己杀蛇太多,遭了报应,活不长了。他要我做饭,说今晚吃一顿饱饭死也闭眼了。第二天早晨,雨停风止,我推开门,发现沼泽地全被大水淹没,只剩下我们所住窝棚的一块高地还露在水面上,在大水与高地连接的那条水线上,是数不清的蛇,下半身没在水里,上半身露在水面上,筑起了一道五颜六色的箭状铁栅栏。陈涛惊恐地说蛇是冲他来报仇的。老龚沉睡一夜之后也浮肿得变了个人形。我们在惊吓与极度虚弱中度过了生命中最黑暗的三天。三天之后大水说退就退了。老龚咳了几咳,说他太累了,想再睡会儿,他这一睡便没再醒过来。“御花园”遭大水浩劫后一片疮痍,我和陈涛奉命撤回了大场,分到不同的队。陈涛认定咬他的是一条毒蛇,毒素迟早会要他的命,整日像丢了魂魄,开始疯言疯语,后来就一卧不起,不到一个月便死去了。
  
  

  
  我1966年春节过后转到了我乐岭农场,后来我才听说,这次转场是整个劳改系统的一次“战略性”大行动。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微妙变化,当局对聚集于京津要害地带的政治犯产生深深的忧虑,担心在某个时候会生出什么事端,于是将几个农场的政治犯一并转移到偏远的我乐岭农场,这就出现了罕见的政治犯大集聚局面,许多旧日难友在这里重新聚首。
  
  12月25日,是我9年刑期的刑满日,下午我就迫不及待地离场。我的第一件事便是到羁押冯俐的晋城监狱去探视冯俐。第一眼见到冯俐,我都几乎认不出她了,她脸色极其苍白,像是从门外飘进来的一个纸人。后来,她说请我帮助做一件事。我点点头。她说她这些年来断断续续写了不少文字,但随写随被狱方没收。这次听说我要来就赶紧写了一份文字材料,要交我带出去,待以后中国的政局发生了变化再帮她出版。说着她从怀里掏出一叠纸片,女警员一把取走,翻了一遍,交还了冯俐。冯俐又递给我。我一看纸片上全无字迹。冯俐神色平和,说,我不是有意节省笔墨,而是以我目前的状况也只能写这么多了,请你原谅。我不吭声,此刻我的心已经豁然敞亮,朝冯俐点点头,将纸片装进衣袋里。我懵懵懂懂地走出监狱大门,抱住一棵树大哭起来。
  
  刑满留场就业3个月后,我被来劳改农场造反的革命小将抓进了丰城监狱。在丰城监狱竟又见到了邹场长,但此时他也成了犯人。他说他犯了路线错误,是罪有应得。过会儿他又压低声音说,我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你的未婚妻被枪毙了。
  
  我们“五七”人的故事总算有一个“光明的尾巴”。我“改正”后借一次春节假期,再一次来到晋城监狱。接待我的仍是上一次的监狱长。我提出希望能把冯俐在狱中写的遗文交给我,她曾嘱我替她搜集起来出一本书,现在冯俐已经平反昭雪,她生前的愿望应该得到实现。监狱长沉吟片刻,说犯人在押期间写的任何文字都须入档,而一旦入了档就不能随便拿出去了。我便提出借出来抄一份。监狱长摇摇头说这样不符合保密规定。我在心中悲哀地想到那句“每一座坟墓里都埋着一本书”的话。
  
  
  
深深嵌入我们生活中的一段历史
  贺绍俊

  
  我怀疑“岁月流逝”这句人们常常挂在口头的警言真的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绝对准确,我总觉得有些历史的年代就如同一尊花岗岩的雕塑永久地矗立在人们的内心,并不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流逝。我所说的这种历史的年代,多半是与当年的重大历史事件相关联的。比方说大跃进的1958年,比方说文化大革命的1966年,当然我们更不会忘记反右斗争的1957年。这些年代不会随岁月的流逝而流逝,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对当年的重大事件刻骨铭心,记忆犹新;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些年代所经历的事件是多么强悍地震撼了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心灵,以至于它像一个坚硬的楔子深深地嵌入我们今后的岁月之中,影响了我们今后的思想、行为和生活,即使我们自己在记忆中已经将它逐渐地淡忘,但在我们的日常思想和生活中仍能发现它那挥之不去的影子。当我读到尤凤伟这部小说的标题时就为之一震,“中国一九五七”,这好像是将嵌入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坚硬的历史楔子拔了出来,让我们感到了一种深入内心的隐痛。或许尤凤伟的写作初衷正是要来印证这一点。所以小说的笔墨并没有单纯停留在1957年,而是从1957年进入,一直写到文化大革命,写到1979年以后的右派平反。事实上,它为读者展示了,1957年这个历史的楔子是如何一点点地嵌入到人们的身心的。
  
  关于右派和反右斗争,我们在新时期以来的小说中已经读到不少了。甚至可以说,有一批右派改正复出的作家,如王蒙、李国文、从维熙等,曾经成为文坛的主要风景。他们的创作多半会涉及到反右斗争的历史,由于融进了他们各自的右派切身体验和痛苦的记忆,往往具有一处情感的煽动性,今天的年轻人从他们的作品里或许能对已经渺远的反右斗争获得一种直观的感性认知。尤凤伟并没有被打成右派的“光荣”历史,就是说他对此没有亲身的体验,这相对于那些右派作家来说,也许是一个弱势,他的小说因此就缺乏那种非常个人化的感情冲击力;但从另一角度看,这未尝不是他的优势。他便不会因个人经历而拘囿了视野和思路,也不会因陷入个人强烈的情感记忆之中而难以冷眼观照历史。作为一部非亲历者写的右派题材的小说,它的特点大概正鲜明地体现在这里。小说是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叙述的,当然我们可以说它是重点刻画了“我”——从热血的青年学生到极右的劳改犯这样一位右派分子的二十来年漫长岁月的苦难遭遇和精神折磨。但小说的叙述方式不是内敛式的而是开放式的,就是说,小说不是单纯写“我”,不是围绕主人公来写,不是以主人公为中心,让其他人物其他情节向中心收拢。小说的开放式表现在,主人公有时又起到一种穿针引线的作用,作者聪明地运用主人公的眼睛,将右派和反右斗争的许多典型性的人和事尽收眼底。这就使得读者自然而然地把注意力放到了整个反右的大背景之中,去思考反右斗争对于知识分子整体的精神摧毁和对于整个社会的政治、文化的深远影响。小说所写到的人和事各自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发人深思。比方说吴启都与齐韵琴的恋爱悲剧,写了一个纯洁的爱情是如何被恶浊的政治所蹂躏的,这样的故事和主题也许我们已很习见,但这个恋爱悲剧的思想因素又不止于此。又比方说,在我乐岭农场发生的“渔父”事件。劳改农场里的右派在经过几年的思想改造之后,到1966年,几乎每一个人的精神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一张抄写屈原《渔父》的纸片,使人们有了一次充分表演的机会,但由于各人的性格和思想追求的不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变化的方向是大相径庭。“渔父”事件似乎又为以后的知识分子心灵史做了一个注脚。小说中还有不少类似的人和事,如崔老、李德志、“孝子”、佟管教、李戊孟、竹川,等等,这些人和事分散开来只是一些思想的碎片,但通过主人公“我”串到一起,便构成了“中国一九五七”的立体。当我着手将这部小说缩写成几千字时,就感到面对这种特别的结构而十分为难,在缩写中只能牺牲大量这样的有意味的碎片。然而,尤凤伟借这部小说其实是要告诉人们,历史书上高度概括的结论涵盖不了丰富生动的历史真实,而也许大量的历史碎片会逐步将我们引领到历史本质的边缘。
  
  尤凤伟的这部小说还向我们证明了一点,1957年反右斗争的这段历史,作为一种写作资源,大有开拓的空间。看得出来,尤凤伟为写这部小说做了很艰巨也很细致的调查和采访,但我仍认为,尤凤伟只是开了一个头。比方说,从揭示反右运动如何深久地影响到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发展,如何影响到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进程,《中国一九五七》仅仅是有所触及,还有一些更坚硬的壳,作者尚未敲开,所以,即使像写贯穿始终的主人公,在精神层次上仍显得比较平面化,缺乏精神蜕变的历史厚度,相比之下,着墨不多的冯俐更具有一种思想的震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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