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来人大约都还记得，１９５７年，在打右派的前后，还打过一阵子麻雀。打右派这事，现在是容易讲清楚了，因为几个最重要的文献，都收在《毛选》第五卷里。打麻雀这事，也得从《毛选》第五卷讲起。在１９５５年１２月写的《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一文里，第１３条是：
除四害，即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老鼠（及其他害兽），麻雀（及其他害鸟，但乌鸦是否宜于消灭，尚待研究），苍蝇，蚊子。（第２６３页）
乌鸦可以算是有惊无险，麻雀是已经无须研究，列入有待消灭的害鸟之中了。
过了一个月，这１７条扩充成了４０条，就是１９５６年１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其中第２７条是：
除四害。从１９５６年开始，分别在５年、７年或者１２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１９５６年１月２６日《人民日报》）
这个文件简称就是“四十条”，每一条都有具体内容，当然都是要一一付诸实施的，像其中列举的推广新式农具、扩大复种面积、多种高产作物、改进耕作方法……这些条目，只能在春耕开始的时候由农业生产合作社去做，一时还看不见同城市居民有多少直接关系。只有除四害这一条，是不分城乡都得动手的。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这些东西，可以自由来往于城乡之间，要打就城乡都得打。所以，这个文件在报纸上一刊出，人们看得见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打麻雀。
一时间，展开了一场向麻雀宣战的人民战争。男女老幼齐上阵：挥舞笤帚赶麻雀，制作弹弓打麻雀，小孩子还爬树掏麻雀窠……各种战略战术都施展出来。还推广除雀的先进经验，有一种经验说，麻雀不耐劳，飞行一阵子就得停下来歇息，如果不断驱赶，不容它有喘息的机会，就会累死，跌在地上。人确实比麻雀要强得多，在这一场人雀大战中，也没有听说有人累死的。
报纸的副刊上出现了一些丑化麻雀的作品，例如历数其罪状的新编山歌快板之类，甚至还有相声小品，记得有一篇相声吧，说有人游园，从树荫下经过，忽有雀粪掉到脖子上，你说晦气不晦气除了诸如此类的文学作品，副刊上“生活小知识”栏里，还有介绍干炸、红烧、香酥、糖醋等等烹制麻雀菜肴的方法，据说清炖时如果加上一块天麻，对于某种疾病还有特殊疗效云。总之，反麻雀的舆论造得很足，一时间，麻雀也确实减少了许多吧。
打了一阵麻雀，又去打右派了。１９５７年９、１０月间开的八届三中全会，改变了“八大”的路线，可说是中共党史上一次划时代的会议。同时，不论对于打右派还是打麻雀，这也都是一次重要的会。毛在全会上的讲话中说，“比如右派，过去是人民，现在这些人，我看是三分之一的人民，三分之二的反革命。”“右派，形式上还在人民内部，但实际上是敌人。”（第４７８页）为了处理这些敌人，这次全会制定出了一个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把反右派斗争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在这篇讲话里，毛也说到了打麻雀。他说：“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这四样东西，我是很注意的。只有１０年了，可不可以就在今年准备一下，动员一下，明年春季就来搞？”（第４７０页）接着，他提出了这样一个目标：“中国要变成四无国：一无老鼠，二无麻雀，三无苍蝇，四无蚊子。” （第４７１页）
根据他的这一要求，这次全会基本通过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６７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随即在报纸上公布。其中第２７条：
除四害。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打麻雀是为了保护庄稼，在城市里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２６日《人民日报》）
比起初次公布的草案来，这里稍有一点改动，一是说明了打麻雀的理由，“是为了保护庄稼”，此外在政策上也有所放宽：如果麻雀飞到林区里去，或者飞到城市里来，即可免死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修改呢？听说，是有科学家（生物学家）对于把麻雀定案为害鸟表示了异议，说是外国也打过麻雀，后来是吃了亏的。这话毛听了一点进去了，于是给麻雀划出了两个允许自由活动的区域。
又过了半年，到了１９５８年５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作关于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６７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的说明，说麻雀还是要打的：
麻雀、老鼠、苍蝇、蚊子，现在有些地方打得看不见了，但是一到夏天，苍蝇、蚊子又会出来了一些，麻雀、老鼠也还会出现。这些东西繁殖是很快的，不是一个或几个“战役”就可以完全消灭的，而是要长期斗争，越打越少，以至基本消灭，并且还要继续斗争，才能把成绩巩固下来。（《新华半月刊》１９５８年第１１号第１５页）
可见，这政策的“松动”其实还是颇为有限的。
政策的真正改变，决定赦免麻雀，是１９６０年的事。《毛选》第五卷在《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一文后面，加了一条注释，说：
一九六０年三月，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说：“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第２６３页）
果然，４月１０日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正式通过的这一文件，“除四害”这一条里的“麻雀”就改成“臭虫”了。
最有趣的是这一修改的理由。为什么要赦免麻雀呢？在将文件提交这次会议讨论的时候，谭震林作的说明是这样的：
麻雀已经打得差不多了，粮食逐年增产了，麻雀对于粮食生产的危害已经大大减轻；同时，林木果树的面积大大发展了，麻雀是林木果树害虫的“天敌”，因此，以后不要再打麻雀了，纲要所说的除四害中，应当把麻雀改为臭虫。（《新华半月刊》１９６０年第８号，第２５页）
这当然是极其雄辩的文章：过去打麻雀，是为了保护庄稼，没有打错。现在形势大好，粮食逐年增产，让麻雀吃掉一些也不在乎。现在的任务是满足人民多方面的需求，提高生活质量，吃饭之外，人们还要多吃一点柑橘苹果什么的吧。正好麻雀是果树害虫的天敌，保存下来对发展水果生产有益，如此说来，不但可以赦罪免死，甚至还应该立功受奖了，任它吃掉的那些谷物，就算作奖品吧。
谭震林的这篇报告是１９６０年４月６日作的。如果人们注意到了这个日期，就会觉得他这话未免说得有点蹊跷。由于大跃进对农业的破坏，这时正是全国粮食最紧张最短缺的时候。那时粮食紧张到了什么程度呢？手边没有《中国经济年鉴》之类的书籍可查，不能提供具体的数字。只好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编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间抄一段出来：
一九六０年五月二十八日（按：即谭震林作上述报告之后五十二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指出：“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市场供应紧张问题，中共中央除多次发出指示，紧急调运粮食以支持最困难地区外，还采取了减少民用布的平均定量，降低城乡的口粮标准和食油定量，并提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等多种应急措施。（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３０５页）
那时的情况就是这样：每一粒粮食都是多么宝贵啊！谭震林作报告的时候，正好在中共中央这一指示说的“近两个月”之中，正是粮食最紧张，库存都几乎挖空的时候。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分管农业的书记，他不会不了解情况。了解情况还要说“粮食逐年增产了”，是为了给赦免麻雀寻找出一个站得住脚的“说法”，有他的不得已吧。麻雀的冤案得以平反，总算是做了一件好事。
现在是时过境迁了。当年深以为苦的饥饿的记忆也渐渐淡忘。今天倒是可以用一种超脱的态度来欣赏这一段妙文了。这种论证方法，我们曾经是多么熟悉啊：以前整你，是你有问题，没整错。现在不整了，并不是说你没有问题，而是因为人民民主专政更加强大，有可能实行更加宽大的政策了。
呜乎！雀犹如此，人何以堪！
（摘自《2000中国散文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3月版，定价：29.00元。社址：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33号，邮编：430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