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闾先生的散文，我已关注多年，他出过的散文集，有的承先生惠赐，有的自己购买，这些年颇读了不少，算是他的“权威读者”了，只是虽为同行外加同乡，至今未曾谋面，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然而，我竟从不觉得先生生疏。除了与先生偶有通信以外，我想主要还是归因于充闾先生文字，在描摹他眼中的世界的同时，也清晰地勾划着自身的影像。实际上，没有一部作品不在描绘着“作者形象”，无论作品本身是优是劣。“作者形象”并不等同于作家的自画像，它是作家灵魂的投影，是展现在文字中的一种人生境界，是写作视角和阅读视角综合的结果。
“作者形象”无处不在。如歌德所说，告诉我你读什么书，我就知道你是什么人。那么，这一点在写作中更为明显，作品常常在不经意间泄露作家的底牌。学者郭小聪最早提出“作者形象”的概念，他指出：“实际上，写作更是一种意味深长的印记。你以什么样的口吻写作，用什么样的调子诉说，表现出什么样的情怀，总会给别人留下这样或那样的直觉印象，即使是那空洞无物之作也不例外。作者形象不同于风格本身，而是在风格背后起统驭作用的那个东西。”（《你是谁》，载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１５日《中华读书报》）
那么，王充闾的“形象”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首先想到的词汇，是“平易”和“善意”。作家对人类命运的关怀，对精神价值的反思，对个体生命的悲悯，全都包裹于平易的姿态中，都充满了真诚的善意。从充闾先生身上，我们感觉不到那种指点江山、盛气凌人的骄狂之气，尽管他的作品中不乏终极关怀；同样，我们也寻找不到那种僵涩生硬、拒人千里的学究气，尽管他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也不论面对什么样的困惑，他都以从容不迫的笔触来描绘、解剖和思索，而所有的答案又都通向那充满善意的终点，成为人们心灵的慰藉。这看似简单，但对于作家来说，却又是不可多得的品质。拥有这种品质的人，可以很容易与朴素的哲学和神圣的宗教沟通，史铁生说：“文学就是宗教精神的文字体现。”（《自言自语》，见《史铁生散文》〔下〕，第５７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充）
闾先生当初是以他的历史文化散文进入我的视野的。这类散文，弄不好就“吊书袋”，呆板滞闷，了无生趣，或者眉头紧蹙，拿腔拿调，一副教训人的架势。然而，即使在大的历史主题面前，充闾先生也保持着冷静的头脑和平易的姿态。他的历史散文中，最好的是《土囊吟》。１２０００字的长文，将他的视线投向宋徽宗赵佶和宋钦宗赵桓被掠北国前后的心路历程，作品的角度很刁，选取了一个很独特的历史切片，行文却绝无卖弄。文章开头是这样写的：“幼年就从史书上知道，在东北的苦寒之地有个五国城。可是，只因为它太偏远、太闭塞，直到半个世纪之后才有机会踏上黑龙江省依兰县的这块土地。”（《沧桑无语》，第２１０页，东方出版中心１９９９年版）语气出奇的平静，然而，接下来，时空一转，一下子就切入千年之前山河破碎、精神沦丧的历史图景中，将观察历史的深邃目光探入许多细微的孔隙。他眼中的山水与遗址，不再是文人自古以来注释个人情感、抒解心灵焦虑的习惯性场所，不再是一幅可以随意涂抹修改的主观构图，而是真实的历史遗物，它的每一个残片、每一丝划痕都在开口说话———它们是借作家的笔，述说历史的隐秘，那是它们必须说出的内容，是岁月交给它们的使命。今天的人们没有必要怜悯两个昏庸的帝王，却不能不为政治的腐败和人性的堕落所造成的必然后果投注一点关注，因为没有人能够躲避由它们带来的伤害。有趣的是，当这所有的一切，一行一行地出现在充闾先生的笔下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却是一张平静的面庞，他只是个普通人，充其量是个易于动情并善于深思的文人，从他身上，看不到历史裁判者的张狂与自我膨胀，他不会因在雨天登上一座藏书楼而认为这是天帝专门为他举行一个狞厉的仪式，也不会把对捷克总统府的一次平常的参观说成“本来很想去拜会他（总统哈韦尔）一下……一打听，他到联合国开会去了。”（余秋雨：《远方三城》，见《花城》２００１年第３期）充闾先生试图将历史的任何一个局部放大到最大，而将自己隐藏起来。他的姿态越是平朴，就越是和他所表达的重大主题形成反差，也越会形成语言张力，令读者感受到他与苦难对质的勇气和沉痛深刻的思索。
这一点在充闾先生的散文新集《何处是归程》（东方出版中心２０００年版）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与《沧桑无语》不同，《何处是归程》是一部展现作家生命状态的书。在这里，充闾先生由关注历史转为关注内心，由关注整体转为关注个体，然而，题材从来都不是决定作家精神境界的尺度，也就是说，对于一位优秀的作家来说，从事什么样的题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以怎样的精神、怎样的姿态、怎样的语言切入他的题材。即使他笔下的题材有很大差异，读者也能清楚地搜寻出他的精神线索。（谁能将内心从历史中剥离出来，将个体同人类分割出来？）在《何处是归程》一书中，特别是在其中的《疗疴琐忆》这类文字中，我们还是很容易发现充闾先生同其他散文作家的不同。《疗疴琐忆》是一篇讲治病的作品。病是人人都要得的，然而病中的作家总要比常人想得更多。在作家那里，疾病无疑成了现实痛感的一种象征，它仿佛一个专制者，让所有人臣服于它凶残的统治。充闾先生讨论于痛感与智慧的相互关系，论证了压抑与创造力的交互作用，由对肉体的疼痛医治，转为对关注内心的创痛的抚摸，而这一系列复杂的过程，却以作者在病室中同小护士的对话为主线，和盘托出。这让我想到苏格拉底或者歌德的谈话录，那里面没有堆积干瘪的学术名词的垃圾箱，没有华而不实的修辞，只有处于个人命运最残酷的搏斗之时，思想者的精神闪光。而所有震撼人心的语言，都用最平静的语气说出。从这一点，我们知道散文不是华丽的装饰品，而更加接近哲学。充闾先生行文，带有明显的文人风格，但是他同时又摆脱了写作者的自我圣化，将他的机智隐藏在朴素的词句中，尤其他给小护士讲“文革”治病的故事，说到关键处，“住了口，卖个‘关子’，顾自在一旁悠悠地喝着开水”（《何处是归程》，第１０６页），作者形象的憨朴可爱，已经清晰可感。
真正赢得了普遍尊敬的作家身上，都体现着朴素与深刻的强烈反差，如同大海日出，同时将水与火聚集在一起。而要取得这一切，首先不是修炼文章，而是修炼内心。在这里，我引述一段郭小聪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演讲时说出的一段话：“不管到什么时代，读者始终希望能与这样的作家交谈并达成精神默契：他既不高高在上又不过于随便；既洞察人性的缺陷，又仍抱有善意。既活在自己完整的内心世界里，又不厌弃日常生活；既不故作超脱之态，又从不顾影自怜。一颗深沉质朴的灵魂，为人真诚，谈吐优雅，散发着迷人的魅力，但这并不容易。实际上，没有这样的精神内涵和人格力量做底蕴，是不可能取得创作的成功的。”（《文学理想与作家情怀》，参见２００１年３月１４日《中华读书报》）对于一个内心确有思想力量而又有才华的作家，艰涩的心路历程反而使他不那么容易成为技巧的囚徒。他的深广的思想感情，往往与一种从容不迫、虚怀若谷的人格魅力相结合，并最终通过作品中平易的语言形象表现出来。这样的作者形象，透露出作者的恰当的自我定位，是平等精神在写作中的贯彻和体现，它既不妨碍思想的奔腾，也不妨碍表达的自由。充闾先生凭借他哲学般的平易和宗教般的善意，实现了这一点。他确立了散文的形象，从而也确立了他自身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