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９年夏季的某个夜晚，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来说，与平常并无两样。但对于马寅初，那却是个极不平常、极为艰难的不眠之夜。
那一夜，他辗转反侧无法入睡。他具体想了些什么，人们不得而知，总之是自己和自己做着激烈的思想搏斗吧。这一夜斗争的结果，是他发表于１９５９年第１１期《新建设》的《对爱护我者说几句话并表示衷心的感谢》，特别是其中的这样一段话：
“最后我还要对另一位好朋友表示感忱，并道歉意。我在重庆受难的时候，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１９４９年自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的电召而来。这些都使我感激不尽。如今还牢记在心。但是这次遇到了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真心诚意的劝告，心中万分不愉快，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能拒绝检讨。希望我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绝检讨视同抗命则幸甚。”
马寅初在这里提到的“另一位好朋友”，他没有说名字，但人们不难猜到是谁，近年已有文字证实。后来读《陈云与马寅初》，对有关情况就知道得更具体了。据该书说，马寅初有关人口问题的观点，最初曾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但是后来，却又出现了相反的名言：“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文件里，还不点名地公开批评了马寅初有关人口问题的观点“是一种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于是康生就在北京大学宣称马寅初的“马”是“马尔萨斯的‘马’”，从此一场声势浩大的批“马”运动开始了，但马寅初毫不屈服。到了１９５９年８月，因庐山会议而掀起的反右倾运动席卷全国，正在养病的陈云对马寅初的处境十分担心，便将自己的想法向周恩来谈了，周也有同感。于是周恩来“特意约马老谈了一次话，谈话中劝他不要过于固执，应从大局着眼，还是写个检讨从并说明陈云对他也很关心，劝他采取主动，认个错，也是陈云的意思。”在周恩来之前，以类似话语来劝说马寅初的朋友已有好几位，都被他委婉谢绝了。但这次劝他的，是自己非常敬爱的而且有恩于自己的“好朋友”周恩来（还有陈云）这样的人物，他不能不再三反复地更加认真地考虑了，于是就有了那个不眠之夜。
周恩来与马寅初谈话的具体内容，我没有见到有关的记述，但从上述文字看，似乎他并没有批评马寅初的“错误”（至少那不是重点），主要是为马寅初着想，希望能帮助他摆脱困境。于是找到“从大局着眼”这样一个也许较易为马寅初接受的说词，可谓用心良苦。
两千多年以前，孟轲老夫子曾经说过一句话：“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此话掷地有声，千古不朽。但他老先生那时候大概受时代和经验的局限，并未体会到在“富贵”、“贫贱”、“威武”之外，还有其他迫使人们屈服的力量。譬如，自己敬而且爱的伟人兼友人，怀着真诚关心的善意规劝，特别是拿了“从大局着眼”（有时就直接说是“革命利益”、“人民的利益”）这样崇高的道理，来劝你违心地“认错”“检讨”，就常常使人更加难于抗拒，以致终于做不成“大丈夫”。所以在今天，人们要成为“大丈夫”，比古人似乎还要难一些。我们看到，无数在敌人的法庭里、刑场上、屠刀下，始终高昂着自己的头颅，不肯屈服的英雄好汉，在“自己人”的无理又非法的批判、斗争、劝说下，经过一定的抗争和坚持，却终于在“从大局出发”这类说词下，不得不置原则是非（也可以说是真理）、人格尊严于不顾，违心地检讨认错。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
这里牵涉到所谓“大局”问题。大局，自然是有的。会下棋的人都懂得，为了全局的利益，常常不得不牺牲局部的利益。在政治、军事斗争中，更是如此。问题是这场有关《新人口论》的争论中，究竟什么是大局？难道支持有关国家未来发展前途的人口问题的正确意见不算从大局着眼，而只有维护领袖的个人权威才算从大局着眼吗？退一步说，即使马寅初的观点确属错误，他无论作为一个公民、一个学者，或者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出于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关心，经过潜心研究，发表他个人有关人口问题的观点，既是他的权利，也可以说是他的义务。即使荒谬绝伦，他的个人意见也决不能影响国计民生，因为他不决定政府的决策。何况，当时既有领袖的名言（指示），又有那么多人闻风而起，对他进行批判和声讨，也用不着担心他会搞乱民心，造成人民因此而不愿、不敢生孩子的后果。何至于如果他不检讨认错，便似乎要影响大局呢？难道几亿人只能有一个声音，一旦有了另一种既微弱又孤独的声音，就会陷大局于不利，甚至从此天下大乱吗？这完全是不言自明的。
但在当时，有周恩来这样身份的人物的亲自劝说，有“从大局出发”这样保全面子的说词，确是马寅初摆脱困境的最好机会。认个错，无非是“话几句”的事，既下了台阶，又能保住已有的名位（人大常委委员，北京大学校长之类），何乐而不为？但是马寅初却决定放弃这样的机会，因为他把真理、原则、尊严，看得比任何其他东西（威武、贫贱、富贵，还有那种位尊权重、可敬可亲、伟人兼朋友兼恩人的充满善意的规劝，以及种种貌似崇高的“顾全大局”等大道理）都贵重，或者他根本不相信放弃真理、自贬人格、抛弃尊严，去违心地认错、检讨，会有利于什么“大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这就是马寅初之所以为马寅初。真得感谢马寅初以及其他一些具有类似品格、毫无奴颜媚骨的人们，他们在许多人匍匐于权势、权威的脚下，对之顶礼膜拜的不正常年代，为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人民写下了可圈可点的一页，使我们的后人不至耻笑那几十年间，竟没有了铁骨铮铮的大丈夫。
马寅初毕竟是幸运的。他后来虽被罢了官（在我国，不但人大常委，就是北京大学校长也算官的），却既没有被“戴帽子”，更没有因“顽固不化，坚持反动立场”而被搞得家破人亡，还能匿迹于他的小院里过了几年安静的生活，甚至继续“奋力写新书”（马寅初诗句）。他用三年时间和心血写成的一百多万字的《农书》，虽然在文革中被自己亲手送入炉膛，化为灰烬，但在那动乱的日子里由于周恩来的关怀和保护，他还是有幸免遭查抄和批斗。而另一些与当时权力者观点相左的思想家如顾准、孙冶方等人就没有这样的福气了。至于处于社会下层的民间思想者，如张志新、遇罗克、王申酉、李九莲、林昭等，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始终保持了独立思考，坚持真理和人格尊严，决不肯违心地检讨认错，他们的命运更惨酷，而他们的精神也更伟大。
写到这里，不禁联想起１９５９年庐山上的那场历史性的斗争。时间和实践早已证明，在那场斗争中，真理，确实是在遭到严厉批判和斗争并终于被定为反党集团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彭、黄、张、周诸公手里，而不在批判并给他们定罪的最高领导和众多追随者（有不少是违心的）手里。但是当时，正确的彭德怀等同志还是被迫违心地做了检讨，承认自己犯了严重的错误。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
李锐同志在他的《庐山会议实录》中是这样说的：“根据毛泽东、林彪和常委会定的基调，人们十来天的揭发、批判和帮助，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三人，最后只能‘缴械投降’，把一切都兜揽起来，除此别无出路，因为必须维护党的总路线，维护党的团结一致，维护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威信。”在谈到张闻天的检讨时，李锐说，张闻天“表示他认识到了：毛泽东的威信，不是他个人的威信，是全党的威信；损害毛泽东的威信，就是损害全党的威信，就是损害党和全国人民的利益。”在谈到黄克诚同志作检讨时，李锐写道：“当时对于黄克诚出面揭发彭德怀期望甚大，有常委同志万钧压力的谈话，有人写信恳切动员，而且劝者都晓以大义：这是维护党的利益，维护领袖的威信。……既然是党的利益要求这样做，就这样做吧……可想而知，当时他的心情必定比杀头还要痛苦。”黄克诚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写成的《自述》里，曾经回忆当年的情景和心境。他提到有位中央领导同志曾两次同他谈话，“他以帮助我摆脱困境的善意，劝我对彭德怀‘反戈一击’。我说：‘落井下石’得有石头，可是我一块石头也没有。我决不做诬陷别人，解脱自己的事。”后来几位老帅和陶铸又奉命“来做我的工作”。陶铸与他先后谈了三次，前两次毫无效果，第三次“他责我以大义，说，‘你总得为党、为国家大局着想才是。’”终于，“我也只好照陶铸说的，‘顾大局’吧”。
很清楚，这些可敬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身经百战历尽艰险的大无畏勇士，建立新中国的大功臣，所以违心地让真理向谬误屈膝，正确向错误投降，是为了“照顾大局”，为了“党的利益”。但什么是“大局”，什么是“党的利益”呢？其中很重要的内容，甚至可以说实质上就是“领袖毛泽东的威信”。你不完全同意领袖的意见，你对领袖多少有点批评或微词，或者领袖认为你不跟他合作，认为你在反对他，你就破坏了领袖的威信。而领袖的威信就是党的威信、党的利益，党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就是大局。于是你就有错，有罪，你就得检讨认错，而且要深刻，要自己把别人给你预备好的帽子戴到自己的头上。何况这样来开导规劝自己的，多是与自己关系比较好，怀着无可怀疑的善意的老战友，就更难于拒绝。
这种把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的威信，看得高于一切的观点，既是由来已久，也几乎已成为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党内的共识。庐山会议上，彭真曾经指责彭德怀，说他在西北小组讲过：人人有责，包括毛主席，个人威信不等于党的威信。（见《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６月版第１９１页）刘少奇也批评彭德怀“在西楼开会的时候，几次提议不要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并强调“党要有领袖，领袖就要有威信”，明确表示反对“反对个人崇拜”，并表示自己“是积极地搞‘个人崇拜’的”。（见《实录》３１９页）党的最高层的领导同志的这些话，反映了当时党内的思想状态和气氛。可悲的是几年以后，彭真、刘少奇自己却被自己衷心维护的领袖一巴掌打翻在地，精心编织了个人崇拜之网的人自己，却终于落入了这张网，真令人唏嘘不已。
其实，按照中国共产党的章程规定的民主集中制，即使彭、黄、张、周诸公的意见确属大错特错，那么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由多数加以否决就是了。他们本人或者认错检讨，或者不认错而保留意见，都是可以的，被允许的，党章并无处于少数地位的同志必须认错检讨而且痛骂自己的规定。为什么一定要强迫与最高掌权者意见不一致的同志承认错误，痛骂自己，自损人格与尊严呢？只能说在这种时候，党章已经被忘却了。“文革”中的践踏宪法和党章，只是达到登峰造极而已。
事过三十余年，在《黄克诚自述》中，他回忆当年做了违心检讨以后的心情，他说：“冤枉自己也是不容易的事。……硬着头皮违心地认账后，心中耿耿，无日得安。”但更重要的是下面这几句话：“等我冷静下来时，我认识到：违心地做检查违心地同意‘决议草案’，这才是我在庐山会议上真正的错误。使我后来一想起来就非常痛苦。”（２６１页）黄克诚的这种反思，极其沉痛而深刻，它表现了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老革命家的修养和襟怀以及他的大彻大悟。黄克诚的女儿黄梅在一篇文章中还提到：正由于这个教训，在“文化大革命”中黄老写检讨交代时，就变得更加“顽固不化”了。我想如果时光倒流，庐山会议的历史重演，黄克诚是决不会违心地做检讨的。共产党员能够勇于承认错误，并随时修正错误，是党性强的表现。勇于坚持真理，不论是千钧压力，万般惩罚，还是善意的规劝，神圣的说教，一律顽固不化，决不违心地认错，也是党性强的表现。为了使领袖息怒，不惜自己认非为是，并用“大局”、“党的利益”、“人民利益”等说词，去软化真理的坚持者，使其做出违心的检讨，不论其主观如何善良，都与真正的党性无缘，不足为法。
马寅初面对善意的、以“顾全大局”名义的规劝，坚守真理和尊严，拒绝认错，黄克诚和与他一起罹难的诸位老革命家在类似情况下被迫做了违心的检讨，这与彼此长期所受熏陶，所处环境的不同有关。但黄克诚的反思及其以后的行动，可以说足与马寅初媲美。不幸的是：彭、张等其他可敬的人物，却在“文革”中因遭受摧残而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们没有能看到他们的反思和思想的升华（我相信他会像黄克诚一样），惜哉痛哉悲哉！
附记：上面这篇文字，我写了很长时间，基本写成之后，又搁了很长时间。这反映了我内心的某种犹豫和顾虑。
我曾十分赞赏毛泽东的如下教导：“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并且试图尝试着照着去做。但实际生活又告诉我，这些话领袖可以庄严地说，别人却并不能认真照着去做，谁要真的照着做了，便十有八九要倒霉。而我又缺乏准备倒霉的决心，于是我就成了一个盲从者、奴隶主义者。所以对于那种怀着善意，以大局、党的利益、人民利益等等崇高美好的字眼，来劝说手里握有真理的人们违心地向谬误屈膝的人们，通常是感佩的。如今，我仍然毫不怀疑他们对于劝说对象的善意，甚至他们心里也真的以为他们那样做有利于那些崇高的东西，但我以为，实际上他们只是扮演了一个劝降者角色。以长久一点的眼光和实际效果看，他们的这种作为
恰恰与他们所说的相反。我的想法不一定妥当，但我愿意提出来，供大家批评。
（摘自《2000中国年度最佳随笔》，漓江出版社2001年1月版，定价：19.00元。社址：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邮编：541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