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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父亲、母亲的死

2001-12-10 09:32:00 来源:书摘 周海婴 我有话说


  
一个长埋于心底的谜

  
  关于父亲的死,历来的回忆文章多有涉及,说法小异大同,几乎已成定论。但在我母亲许广平和叔叔周建人的心头,始终存有一团排解不去的迷雾。到了一九四九年七月,建人叔叔即致信母亲要“查究”此事。这封信至今保存完好,全文如下:
  
  许先生惠鉴:
  
  前日来信已如期收到,看后即交予马先生了。马先生屡电催,您究拟何时返平?
  
  鲁迅死时,上海即有人怀疑于为须藤医生所谋害或者延误。记得您告诉我说:老医生的治疗经过报告与实际治疗不符,这也是疑窦之一。此种疑窦,至今存在。今您既在沪,是否可以探查一下,老医生即须藤医生。这是大家对须藤习惯的称呼,其余文亦同是否在沪?今上海已解放,已可以无顾忌地查究一下了。不知您以为何如?草此布达,
  敬祝
  健康
   弟 建人 启七月十四日

  
  到了同年十月,叔叔更在人民日报著文,对须藤医生的诊疗公开表示质疑。后来听说日本医学界有位泉彪之助先生,曾为此专程到上海鲁迅纪念馆来查阅过有关资料,最后似乎做了支持须藤医生的结论。但这仍不能排除二老的怀疑。一直到晚年,母亲和叔叔仍不止一次地向我谈起此事,叔叔甚至在病重之际,还难释于怀。
  
  建人叔叔是这样对我说的,父亲临死前,确实肺病极重,美国友人史沫特莱特请一位美国肺科专家邓DUNN医生来会诊。孙夫人宋庆龄也在这里起了帮助作用。邓医生检查之后对我们说:病人的肋膜里边积水,要马上抽掉,热度就会退下来,胃口随之就会开,东西能吃得下去,身体的抵抗力就会增加。如果现在就开始治疗、休养,至少可活十年;如果不这样做,不出半年就死。讲得十分把握。而须藤医生则一口否定,直到一个多月后才承认,才抽积水。
  
  叔叔接着说:上边这些话,是你爸爸妈妈亲自讲给我听的。那时我还通过冯雪峰的妻子,同冯先生谈过,但他仍赞成老医生继续看下去,这样邓医生的建议就被搁置起来。孰料邓医生的诊断颇为准确,十月份父亲就去世了,距他的会诊,恰好半年。父亲死后,须藤写了一张治疗经过,使用的药物等等,你母亲经常提起这份报告,说这不符合当时治疗的实际情况。诊断报告的前段,讲鲁迅怎么怎么刚强一类的空话,后段讲述用药,把诊断肋膜积水的时间提前了。这种倒填治疗时间的做法,非常可疑。记得须藤医生曾代表日本方面邀请鲁迅到日本去治疗,遭到鲁迅断然拒绝,说:“日本我是不去的”是否由此而引起日本某个方面做出什么决定呢?再联系到鲁迅病重时,迫不及待地要搬到法租界住,甚至对我讲,你寻妥看过即可,这里边更大有值得怀疑之处。也许鲁迅有了什么预感,但理由始终不曾透露。我为租屋还代刻了一个化名图章。这件事距他逝世很近,由于病情发展很快,终于没有搬成。
  
  须藤医生在我父亲去世后,再也没有遇到过。当时以为,也许是我们迁往法租界之故吧。但到了解放后,我母亲几次东渡访问日本,在进行友好活动的过程中,曾见到许多旧日的老朋友,里面也有为我家治过病的医生,都亲切相晤各叙别后的艰苦岁月。奇怪的是,其中却没有这位与我家的关系那么不同寻常的须藤医生,也没有听到谁人来传个话,问候几句。日本人向来重礼仪,母亲访日又是媒体追踪报道的目标,他竟会毫不知情,什么表示也没有,这是不可思议的。只间接听说,他还活着,仍在行医,在一个远离繁华城市的偏僻小地方。难道他曾经诊治过的病人太多,真的遗忘了吗?一句话,他怎么会在那么多熟人里消失了呢?
  
  叔叔又讲,鲁迅死后,你病了想找医生诊治,那时还没有离开虹口大陆新村,问内山完造先生该找哪位医生,内山讲了一句:“海婴的病,不要叫须藤医生看了吧”那意思似乎是已经有一个让他治坏了,别让第二个再受害了。
  
  商务印书馆一位叫赵平声的人曾在“一·二八”前讲过,须藤医生是日本“乌龙会”的副会长,这是个“在乡军人”团体,其性质是侵略中国的,所以这个医生不大靠得住。叔叔听了就对父亲讲,并建议现在中日关系紧张,还是谨慎些不找须藤医生吧。父亲当时犹豫了一下,说:“还是叫他看下去,大概不要紧吧。”
  
  也许是多疑,还有一件事,母亲也对我说过多次。她对用药虽是外行,有一件事却一直耿耿于怀。她说,肺结核病在活动发展期,按常识是应当抑制它的扩展。虽然那时还没有特效药,但总是有治疗的办法,例如注射“空气针”等。但是,须藤医生却使用了激素类针剂,表面上病人自我感觉畅快些,但促进了疾病的发展蔓延。这种针剂是日本产品,我国的医生并不熟悉,又时过几十年,要寻找了解当时日本对此类疾病的治疗专家来鉴定恐怕是很难的了。我在此只是将母亲的疑问记录下来。
  
  母亲还说,父亲临死前一天,病情颇为危急,呼吸局促,冷汗淋漓,十分痛苦。问须藤医生病情的发展,老医生说:“过了今天就好了。”母亲后悔地讲,我总往好转缓解的方面去想,不料这句话是双关语,我当时太天真了。到了凌晨,父亲终于因心脏衰竭而亡故了。母亲当时的伤心悔恨,我想谁都能想像得出的。
  
  我还有进一步的疑问:须藤似乎是故意在对父亲的病采取拖延行为,因为在那个时代,即使并不太重的病症,只要有需要,经济上又许可,即可送入医院治疗。须藤为什么没有提出这样的建议,而只让父亲挨在家里消极等死?
  
  如今父亲去世已经一个甲子了,这件隐藏在上辈人心中的疑惑,总是在我心头闪闪烁烁不时显现。是亲人的多疑还是出于莫须有的不信任?我以为否定不容易,肯定也难寻佐证。但我想还是抛弃顾虑,将之如实写下来为好。我绝无以此煽起仇恨的意思,祈愿日本友人,不要以此怪罪。我只是实事实说。
  
  
父亲的丧事和棺木

  
  父亲去世后,坟地选在虹桥路万国公墓。那是孙夫人宋庆龄推荐的,因为在入口不远处有一大块土地是宋家墓地。
  
  我没有跟随母亲去看过墓地的印象,只有和母亲、孙夫人宋庆龄、茅盾夫人孔德芷和婶婶王蕴如这几个人一起去挑选棺木的记忆。大家议论,倾向买西洋式的,既大方又符合父亲的身份。我看见母亲反复巡视,打算选定一个中等价位,经济上能承受的棺木。她们边看边议,最后大家让母亲买一口相当昂贵的西洋式棺木,也就是人们在葬礼照片里所看到的那一具。我感到母亲的犹豫。但时间过午,不再寻找另一家,便这样确定了。
  
  有文章说,这具西式棺木是宋庆龄出资购买赠予的。胡愈之先生也有这样的回忆。对于宋先生,我始终心存感激,因为无论她与父亲的友谊,对父亲生病和丧事的关怀帮助,还是后来对我们孤寡母子的关怀是众所周知的。至少,或许她有过这个动议和表示吧。但是,我从母亲挑选棺木时和婶婶王蕴如的商量来判断,这棺木是自费购买的。
  
  除了棺木,连葬礼费用、殡仪馆等等的开支,据说也有文章说是出于“救国会”的全力资助。对此我仍是这个态度,不论是与否,一样地万分感激。因为,“救国会”确实也对父亲的后事给予过帮助。我希望我的子子孙孙永远记住这一点。
  
  但是,从虹口搬迁到法租界稍稍安定之后,母亲就结算丧葬的开支,全部的支出按当时物价,令人惊骇。母亲还取出一份银行活期存折,指着告诉我:“原先爸爸生前,考虑到如果自己有生命的意外,你年龄小又多病,恐怕我一时离不开家里去寻工作。你还要去读书、看病吃药,积蓄了这笔款子,粗茶淡饭可以将就几年。如今,只剩下这么一点了。为了节省开销,请叔叔婶婶全家搬进来同住,也好有个照应。我寻到一家学校去教书,可放心离开半日,你在三叔家里共饭。要乖,听话,妈妈喜欢你。”我以为母亲没有必要向稚龄七岁的儿童讲不实之言。也许“救国会”确实有这个愿望,或者有过决定,但是经费拮据,最终难以兑现。而共商其事的成员以及“耳闻”的人氏,便以此作为事实,并据此写了回忆文章,也未可知。我内心虽有疑云但深知这件重大的史实,
  不能借推断而轻易抹杀,因此,我特地去请教了三位重要见证人,现将所得摘录如下。
  
  第一位是梅志先生胡风夫人。她这样说:“我想你应该去向胡愈之了解情况。因为鲁迅先生丧事是冯雪峰代表党在幕后操办的,当时胡愈之也参加。胡风每晚都去向他们汇报、请示。救国会参加办丧事是冯(雪峰)的决定,说过由救国会出钱,可是后来分文未出。抬棺人也是由冯决定的。”
  
  第二位是黄源先生。他答复说:“至于丧事费用,购棺木的钱,究竟是谁出的,出多少,(我)都没有亲自参与,事后也没有问过你妈妈,说不确切。你一追求究,我说不出来。我在(纪念)宋庆龄和鲁迅的文章中也说过,棺木的钱是宋(庆龄)出的,但要追求(究),根据什么,还是谁告诉我的,我就说不出来了(1984年5月10日函)。”
  
  再去函胡愈之先生。他回复如下:“救国会当时是非法的团体,是没有钱的。救国会长沈钧儒题了‘民族魂’三个大字,盖在棺木上。但主持葬礼的是蔡元培、宋庆龄和沈钧儒。宋庆龄亲自到殡仪馆,选定了棺木,又买了下来,但实际上可能由中共付钱的,因(为)宋(庆龄)也没有很多钱(1984年7月10日)。”
  
  我又从救国会的资料里查到:(鲁迅)丧(葬)后,宋(庆龄)声明过,所有捐款用于纪念,并非资助丧事。
  
  综合上面几位重要人氏的证明,父亲的棺木似乎并非由救国会或孙夫人宋庆龄出资。我母亲历来对党感恩戴德,如果棺木确实是冯雪峰代表党付的款,母亲在国民党的统治下需要保守秘密的话,那么解放后直到她去世,时间约二十年,完全可以不必为这件事保密了。在文革期间她心脏病很严重,明知自己健康很差,随时可能不测,有些事她就口述,让秘书记录下来,而惟独仍将这件事深埋于心底秘而不宣,是不可思议的。而且,从冯雪峰生前历年的文章、讲话里,也没有看到他讲过鲁迅的棺木确实是我党付的款。
  
  写到这里,想到了二位极其有关的人,打了电话询问。一位是冯雪峰的长子冯夏熊。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他父亲生前谈论中认为棺木丧葬费是宋庆龄支付的。没有讲过当时是由他把地下党的款子交给治丧委员会或者我的母亲(1999年11月19日询问)。
  
  另一位是母亲生前的秘书王永昌。他在母亲身边工作了近十年,1959年曾帮助母亲写《鲁迅回忆录》。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母亲从未讲过鲁迅的丧葬费和买棺木的钱,是救国会或是宋庆龄或是地下党支付的(1999年11月19日)。他们二位的证言足以从侧面否定了他人或团体曾经在经济上给予支援。
  
  在这里,我将关于父亲丧葬费的支出账单附录于后,这是母亲当时亲笔所写。原物现保存于北京鲁迅博物馆。
  
  丧葬的支出账单:
  坟 地 1280(元)
  殡仪馆 1000(元)
  另 付 116848(元)
  这份极其简单的账单,其中第三笔116848元究竟是什么花费?如果是杂费,那么它已经在殡仪馆的一笔里包括了。是否内含棺木,没有列出。存疑。
  
  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一九三七年在匆匆下葬后的泥地墓园,做了碑和植了树,花费如下:
  坟面 填泥 12元
  铺草种树(花厂) 19元
  龙柏(龙柏 19株 大龙柏 12株) 55元
  运工 6元
  墓碑 10元
  瓷像 12元
  墓碑和像后铺水泥 5元
  发票的日期:民国25年(1936年11月19日)正好是父亲去世一个月完工的。
  以上支出共计为99元。以这笔百元的支出和上面“另付”项的相互比较,前面这笔巨大支出,花费于哪里不是值得探讨吗?当然母亲这份账单里也有可疑之处:既然买棺木是那么大一笔开支,又为何不明确标示呢?
  
  总之,关于父亲丧事中的这件大事,是个值得研究的谜。我不是个忘恩负义的人,只是如实说出心中的疑窦。
  
  
母亲的死

  
  新中国一成立,母亲就将历尽艰难保存下来的父亲手稿等遗物,捐献给国家,她以为从此可以万无一失,再无后顾之忧了。不料,文化大革命一来,到处在“破四旧”,毁坏文化遗产,连北京鲁迅博物馆也乱了起来。让母亲万万想不到的是1966年6月,“鲁博”所藏包括《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在内的手稿和书信其中有些还从未公开发表过计1054件,共四大箱,被文化部调走。而这样的大事,母亲和我们家属却毫无所知。但这是王冶秋提议的,出于保护文物的良好用心,自然无可厚非。让人想不到的是,到了1968年1月,这批父亲手迹竟又被当时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戚本禹取去,而这个曾经炙手可热的人物转瞬之间又被打翻在地,这不由使“鲁博”的同志们为这四箱父亲手迹的安全担心起来。他们一面紧急向中央打报告,一面委派鲁迅博物馆研究员叶淑穗向母亲通报此事。这是1968年3月2日的事。
  
  母亲得知后真是忧心如焚。待叶淑穗离去后,她觉得仅靠“鲁博”的一封信,似乎作用不够,甚至连能不能到达总理手里都难以保证,因此感到自己必须立即有所行动。于是与我商量,她要给中央写信。就在这种急愤交加的心情之中,她开始执笔起草信的内容,一直伏案到深夜。
  
  母亲连夜将信写好后,又顾不得休息,次日上午,要我陪她去董秋斯、凌山夫妇家,她要向好友征询对信件的意见,并商讨下一步该怎么行动。到了东单东侧的董家,母亲将信交给董秋斯先生阅看,一边介绍此事的经过。她讲得急促而激动,想把这一天来郁结于心头的焦虑和愤慨尽情地宣泄出来。过不多久,我发现母亲一边说一边在手袋里掏摸,我立即意识到她的心脏不好,她是在找硝酸甘油,我连忙拿出一片让她含在舌下。见她仍然感觉不好,我又让她再含一片。谁知这么重的药量仍控制不了病情的发展,只见她从椅子上斜着身子慢慢地滑了下去,并立即失去了知觉。我们连忙将她抬上汽车,由凌山先生陪同,直奔北京医院急诊室。一路上我摸着母亲的脉搏,它仍在跳动着,这让我稍稍安心,以为只要及时抢救,母亲终能醒过来的。
  
  岂知在这大白天,偌大的北京医院急诊室里竟然没有一个值班医生。我们只能自己动手找来一张带轮子的推床,靠着一位路过的解放军同志的帮助,将昏迷的母亲从汽车抬到推床上。我找到一位女医生,求她赶快抢救,但她却要求先得找到病历卡,才能采取措施。可是这里的挂号室已经没有母亲的病历卡,她在北京医院的医疗权利已与“走资派”一道被造反派所取消,转到北大医院的普通门诊去了。我请求她先救人要紧,而她仍不肯立即采取措施,坚持要先找到病历卡和做心电图的仪器再说。我只得急忙奔到楼上病房去找医生,恰巧母亲熟悉的蒋国彦医生在当班,他立即随我赶回急诊室,但是已经晚了一步,她的脸色已经变了,心脏亦已停止跳动。虽然蒋医生仍然采取注射强心针和心脏按压等措施,母亲终因经不起这半个多小时的耽误离我而去了。
  
  这天晚上十点半,当我们全家沉浸在悲哀之中时,周恩来总理亲自赶到北京医院来悼念母亲。总理问了发病经过,当时是否吃药?我一一做了回答。总理说:“我也带着这种药。”随即从身上掏出药瓶来给我看。接着又说:“医生告诉我这种药不能多吃,只能在胸口感到闷时再吃,你妈妈吃了多少?”我说不多,含了二片。总理问在座的吴洁医生:“如果不送医院,就地抢救行不行?”吴回答:“病情发展得很快,医生赶去恐怕来不及。”总理说:“看来这种病当时如能急救,也许能延缓一个时期,但身体实在恶化得太快了,真是无法可治。”总理问掌握医院领导大权的造反派:“你们那时为什么不值班,找不到人吗?”那个头头含糊地回答:“因为没有明确规定……”总理提高音量说:“今后必须值班我要你们的电话号码,抽空就打,看你们有没有人在!”
  
  总理回头向我和我爱人马新云问了一些本单位运动的情况,又将话题转到母亲身上,问:“许广平同志今年多大岁数?”我说今年七十岁。总理“噢”了一声,说:“那我们是同年,都七十了。”又问“许广平是广东哪一县的?”母亲的秘书王永昌答:原籍澄海,生在广州。总理又说:“江青同志打电话给我,说她本来想到医院来看一下,她怕看了以后心里更难过,所以不来了。以后开追悼会,我们都来,伯达、康生也知道这件事了。”
  
  谈话后,总理起身去太平间向母亲遗体告别。直到深夜十一点半,他才和我们全家一一握别而去。
  
  我们也随即回家。但到家尚未坐定,便来电话,告诉我们中央领导要来。不一会,门外和墙边就站了许多解放军警卫。又过了几分钟,周恩来总理提前五分钟来了,检查了客厅的窗帘和环境,确定让江青就座的位置,随后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他们才鱼贯进来。在客厅里落座后,江青环顾沙发后面,问道:“有没有风呀?我怕风。”接着率先发话:“听说这事,心里很难过。我粗心了,没有照顾好她的身体。1936年鲁迅逝世时,我去送葬,走在第一排,有一张照片,可惜后来被偷走了。鲁迅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写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这在当时是不简单的……”
  
  在江青长篇大论之间,我将母亲写给中央的信当面交给总理,总理看后又递给江青。
  
  江青看信后说:“信里反映的事情我们过去一点都不知道,叫戚本禹交代,冲着这一条就可以枪毙他如果不交代,就枪毙他这些王八蛋想毁坏手稿,将来可能要翻案。有心脏病的人怎么受得住这个刺激呢分明是陷害,要追查这件事!”
  
  他们在我家坐了近一个半小时。
  
  第二天,“中办”向我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母亲丧事的正式意见:尊重许广平遗愿,不开追悼会。同日,新华社发了一个两行文字的消息。
  
  后来,邓颖超同志带了秘书赵伟也专程来我家吊唁。她对我说:“你妈妈是最早提出死后火化,并不保留骨灰的人。恩来后来知道了许大姐的意思,向我说,我们将来也不保留骨灰,撒到大海里去。”
  
  在操办母亲丧事的过程中,我深切地感受到总理亲切周到的关怀。而江青那天晚上在我家的表演,在我了解全部真相之后,愈加看清了她的阴险和伪善。什么“我心里很难过”、什么“我们一点都不知道”,其实整个鲁迅手稿事件本来就是她一手造成的,她是害得我母亲急愤交加猝然死去的罪魁祸首。自然,我是在“四人帮”粉碎之后才知道这一切的。
  
  原来,周总理那天晚上离开我家之后,就在中央碰头会上决定提审戚本禹。追查父亲的手迹,领受这任务的是北京军区副司令傅崇碧和北京卫戍区的副司令刘光甫两位同志。提审戚本禹后,戚交代说,他是受江青之命去文化部取走这批鲁迅手稿的。如今就存放在钓鱼台的中央文革。经过请示,他们就于3月8日,带了傅司令的李秘书,分乘两辆小车直奔钓鱼台。经过一番周折,当他们好不容易来到18号楼时,但见江青怒气冲冲地走了出来,大声斥道:“你们来这么多人干什么,要到我这里来抓人吗?要制造紧张空气吗?”她这一番淫威当然吓不倒傅、刘两位,傅崇碧同志向她说明,奉中央之命追寻鲁迅手迹,并且有线索说就在中央文革的保密室里。江青听了越发大怒,吼道:“手稿怎么会在我这里”随即命令将机要保管员唤来,劈头盖脑就是一顿臭骂,训得那
  个保管员直发愣,连话也说不出来了。在旁的姚文元也找了几个工作人员一同去找,不一会,抬来四只樟木大箱子,都用铁锁封闭着,这正是从鲁迅博物馆拿走的那部分信稿。面对这些铁证,江青立即调转话题,说:“这些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毛主席的五卷手稿也丢了,你们也应该赶快去找。”真是一副无赖相。
  
  (摘自《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社2001年9月版,定价:25.00元。社址:海口市机场路友利园大厦B座3楼,邮编:57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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