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后有一天，偶从电视机上播出电影《基度山伯爵》。
如果说，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曾有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牛虻》等外国文学作品的风行，值得在什么史册上添注一笔的话，那么，到了六七十年代，大仲马的《基度山恩仇记》在中国政治文化生活中的特殊地位，也是值得一提的。那时候，在公众的书市、书架、书桌上，所有被江青谥为“封、资、修”、“名、洋、古”的文学著作，都已扫荡一空。但是解放前上海出版的蒋学模译《基度山恩仇记》四卷本，则因江青的青睐，而在一定范围内传阅不歇。
一百年前法国的大仲马，不会想到他会在此时此地暗中走红；经济学者蒋学模教授，更是万也想不到他的本行功业全被抹煞之际，他的大名竟是随附着水手丹特斯的复仇故事而为人所知。
江青是怎么发现这本书的？是因浏览国外电影而及此书，还是有谁向她推荐的？如此等等，大可不必探究。江青为什么喜欢这本书？正如她格外喜欢《飘》（旧译《乱世佳人》），倒是个有趣的问题。
这部小说和据以改编的电影，贯穿人物就是马赛水手爱德蒙·丹特斯，他被几个萧艾小人所陷害，羁押海上伊夫岛，后来越狱出来，由于意外得到一批珍宝，他借助于金钱的力量，一个一个地收拾了他的几个仇家。这样一个报仇的故事，一般认为属于大仲马《三个火枪手》旧译《侠隐记》等当时连载畅销、后来长久流传的通俗小说，似乎难登大雅之堂。三十年代郑振铎《文学大纲》曾经点到书名，五十年代以后，法国文学除了巴尔扎克得蒙圣眷外，连什么左拉、斯汤达、福楼拜、莫泊桑都打入冷宫，更遑论大仲马了。只在五六十年代之交，《世界文学》上发表了一篇苏联文艺学家多宾论情节的提炼和展开的论文，里面以《基度山恩仇记》开头人物出场为例，论述小说家笔下的层次和匠心；如果我的记忆不错的话，这是大仲马此书惟一一次见诸当年报刊。而江青大约并未见到，在她有关样板戏和其他文艺问题的讲话里，谈到艺术结构，根本没涉及过大仲马。
这也可以反证，江青爱读此书，一定另有缘由；但不像毛泽东对《红与黑》一书的观感，有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记录，因此，我们只好试加猜测了。
一九六六年十月，赵丹、郑君里、陈鲤庭，这三位三十年代上海电影界的过来人，同时遭到抄家。后来查明，前此江青曾经对“林办”主任叶群说过：“现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抓了这个仇人，你有什么仇人，我也替你去抓。”一个这样处心积虑，必欲报仇的人，别有会心地爱读《基度山恩仇记》，也没什么不好理解的深奥之处。
丹特斯要报的仇，是我们习惯所说，与“杀父之仇”对举的“夺妻之恨”，加上无枉临头的牢狱之灾。虽说陷害他时找的借口，也多少与当时政治即拿破仑和反拿破仑的背景有关，但并不是出于政治动机的人身迫害。丹特斯报的虽是个人之仇，但他是被不义之人迫害，值得同情。
江青报仇，很难相提并论。江青迫害的人多矣，恐怕情况也各有不同。她是利用政治权力和政治动乱时机以遂其报仇心愿的，目的自然是为了扫清她从政道路上的障碍。如赵丹等人，其实是她早年的同事和朋友，未必有什么积怨；他们之成为江青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对象，只是因他们对她三十年代上海生涯知之甚稔，而那一段江青的行藏，恰恰是中共党内有些人反对她成为毛泽东合法配偶的理由，因此也成了她自己的心病。这些可怜的“旧雨”还够不上称为她的“仇人”。她目为“仇人”，而要在文革中借机报复的，是在高层，延安时期对她的“入闱”持不同意见者首当其冲，其次便是在她深感受挫和“被压制”的心理以至心理变态下视为敌对的人。由于她的活动范围在政治权力圈中，她的“仇人”或亦可称“政敌”了吧。
从这一点解释江青文革中之所为，也不失为一个可取的角度。
我以为，不仅对江青，许多文革中的现象，都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即所谓“官报私仇”是也。
从共产党的正统理论来说，不主张“个人复仇”，认为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来解决“阶级仇”和“民族恨”（而毛泽东认为民族问题归根结底也是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刘少奇在《人的阶级性》一文中，还把“报复性”列为农民阶级之阶级性的负面表现之一。从若干党内教材和文艺作品中，也都表明个人急于报仇，往往成为“小不忍则乱大谋”的行为，干扰革命大局。如《红色娘子军》剧中的女主角，就是从个人报仇出发，认识到让整个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才是惟一的出路，这标志着她阶级觉悟的提高，政治上的成熟。
然而，我们看到，革命队伍重在吸收“苦大仇深”的人入伍，即使由于“苦大仇深”而在总的革命行动中发生个人的过火行为，也往往会以“朴素的阶级感情”而取得谅解。与此相应，就是各种各样的人，把私人动机汇入革命行动，包括我们称为“官报私仇”在内。由于革命的群众运动在发动之初总是要反“右”，而不惜大量依靠“勇敢分子”，且从根据地、解放区时期的土改、肃反，到全国执政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无法律条款可依，不是按法律程序办事，其中大小掌权者的个人打击报复，夹杂在似乎光明正大的运动之中，甚至达到赤裸裸的地步，也不足为奇。在下面，不过添了些小小无名的冤死鬼；而在上面，如江青者，矛头所向就是周恩来等一干人了。中国江湖上俗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江青从三十年代后期熬到六十年代中期，将近三十年，才等来报仇的机会，要说韧性，也还是有一些的。她的报仇，在一定意义上也可说是实现了的，但她依靠的并非丹特斯那样来金钱，而是多少年间苦心积累的政治权力。
中国历史上，报仇雪耻作为能够掀动千万人的文化心理，是贯串了几千年的一条线。古之宗法社会，没有阶级的概念，但报君父之仇，报家国之仇，史不绝书，且多树作英雄式的楷模；报恩的事也有，但总不如报仇之轰轰烈烈，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和千秋佳话，而所谓报恩也者，也往往与报仇有关，或是在双方仇杀中帮了弱者一把，或是帮助别人报了仇，最终得到了回馈；当然也有的是“知遇之恩”，就去替恩人卖命报仇。恩仇之间，正义或非正义的树立和转化是非常复杂的。
鲁迅不止一次引用过同乡先贤、明末王恩任的一句名言：“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在我们绍兴、山阴这个老家，一说报仇雪耻，就想到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报了仇；不过想一想他的对手中，那个伍子胥，倒也是个复仇的力行者，先是报楚平王杀父之仇，后来，他又被吴王夫差冤杀临死则表示要挖下他的眼悬在都城东门，“以观越之入灭吴也”，好看看夫差的下场，他是虽死也不忘仇家的。如此种种，恩恩仇仇的观念和实例，通过正规的训教，民间的说部和戏曲，对中国人影响至深。至今也还是武侠小说中的永恒主题。要了解中国文化，固然须知道中国人的爱，是怎样取得和实现的，尤其不可不知他们的仇恨，一般是采取什么方式来表现和解决——化解，还是报复？
特别是当握有权力者怀恨在心的时候，那么他们的报仇和雪耻，就会波及本不相干的人。李广一介武夫，打败仗撤职回乡，一天夜里喝了酒过霸陵亭，霸陵尉拦住他不让夜行，从人报名：“故李将军！”那小官也喝了酒，趁着酒劲说：“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这下子大伤了李广的脸面，他是记仇的，不久，皇帝又召他出来做官，他请求带上那个霸陵尉，到军中就给斩了。霸陵尉说了一句不入耳的话，刺了李广为将遭贬、废为庶人这一根最敏感的神经，“故将军”认为是奇耻大辱，睚毗必报，小小尉官自然倒霉了。都说“李广难封”，官运不济，倘若他封侯拜相，更不用说当上皇帝，那说不定就要搞“扩大化”，把所有地方巡夜查夜的官兵丁亭尉县尉通通杀掉了。
希望有心人能好好研究一下仇恨和复仇、羞耻和雪耻这些观念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的具体内容，以至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今天是从昨天而来，今天生活中也还留着昨天的残迹，江青自是一例，但远非孤例。
（摘自《对快感的傲慢与偏见》，时事出版社2001年3月版，定价：22.80元。社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2号，邮编：10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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