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我要介绍的是一款挪威王妃莫德的藏书票，不但符合票主的身份，而且和她的兴趣与品位有关。
票面上是在长方形的牌匾内，呈现月光照耀下挪威的Ｂｙｄｄｏｃ峡湾，在海边的悬崖上有几株松树。右边是英国国旗，左边则是挪威国旗，在它们的两旁有黄水仙和百合花。底下有几本真皮的精装书和康乃馨，充满了雅致的氛围。在上方正中央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涡卷饰，装饰着票主的姓氏，两边还有三色堇，其上戴着后冠。
这款藏书票完成于１９１０年，是由专门为王室制作藏书票的新西兰艺术家巴雷特所设计。
整个票面看起来有山有水，有树有花，有书本，还有代表莫德王妃身份的后冠和两国国旗。有意思的是，她本身热爱艺术、音乐和园艺，并且向往乡村的生活，所以，整个画面上代表她王室身份的图案并不多，更凸显她的兴趣和品位不俗。而且，黑色中隐藏着绿意，颇有沁人心脾的作用，是一款适合炎夏观赏的藏书票。
一般人大概不知道《牛津英语大词典》初版是由仅受过有限的教育，靠刻苦自学博览群书的詹姆斯·默里承担主编的重责，制定整部词典的编辑方针和体例，还亲自编写了二分之一多的内容。这部词典和《大英百科全书》第九版、《英国名人词典》和《维多利亚郡志》都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产物，其中前两部至今仍有增修或改版，并且已经成为举世最重要的工具书。
默里出生于苏格兰乡村的普通家庭，他１４岁半就离开学校，一边到附近农村打零工，一边仍继续坚持自学。他从小就显示出语言的天分，并掌握了法语、意大利语、德语和希腊语的基本知识。１７岁就当上霍伊克联合学校的助教，并参与创立霍伊克考古学会，发掘出了古盎格鲁—撒克逊语。在他去世前的３５年，他都把自己奉献给了《牛津英语大词典》。其间，他于１９０８年被封为爵士１９１４年牛津大学授予法学博士学位。但是，整部词典的最后一本分册则到１９２８年初才问世，距离他过世已１４年了。
从这款于１８９９年由约翰·温尼康伯为他设计的藏书票中，可以看出他那时正在孜孜不倦地工作。１８７８年底，他决定在自己屋后的花园里盖起一座“字馆”，作为编辑大词典的工作用地。画面表现的则是：在他家花园里的苹果树荫下，有位妇女站在井边，正在转动辘辘把水桶拉上来，鸽子停在井棚上边休息。有两个学者跪在她的前方，端着碗钵。票主的姓氏出现在苹果树上。四周围绕的卷饰上面，有票主引自杜埃版《圣经》中的格言：“知识的累积必须靠理解力来完成。”
在十几年前我开始搜集藏书票时，就曾听说毕加索设计过藏书票，但是始终缘悭一面。
就在两年多前，我写作《艺术大师掇英》期间，曾经发愤在台北市各大艺术书专卖店寻找这些艺术大师设计的藏书票，某次在一堆有关于特里约、鲁奥、卢梭的画册上，见到贴有毕加索版画图案的藏书票，当时非常地兴奋，但是，仔细一看，原来是印刷品。这款藏书票虽然只是印刷品，但是贴在真皮面加肋精装、页缘上金的收藏家版中，所以也就弥足珍贵了，更何况贴有该藏书票的这一本精装书本身也是所费不赀。
藏书票上面的图案，是毕加索以公元前５世纪古希腊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利西翠坦》（Ｌｙｓｉｓｔｒａｔａ一译吕西斯忒拉忒）为题而制作的六款蚀刻铜版画之一，内容描写全希腊的妇女在同名女主人公的号召和组织下，共同抵制男人，迫使他们停止战争。票面上这一款是组画中的第三图，描绘了一个留有胡子的雅典战士终止战争，回国与妻儿拥抱在一起的情景，洋溢着祥和的氛围。
“开卷有益”是胡适（１８９１—１９６２）写给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的题辞，也是提倡读书对人很有益处的一句成语，不料竟然成为该馆的藏书票。
胡先生真是一位很有风骨的知识分子。胡先生因为普林斯顿大学要节省开支，而于１９５２年６月离开葛斯德东方图书馆，接受不支薪的荣誉馆长职位。失去这笔为数不少的薪资，对于胡先生当时的生活境况，可能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但是他还在隔年５月４日捐赠一套《清实录》给该馆。这套书共１２２０卷，分装１２０盒，是伪满时代清宫原藏的底本的影印版本原来是何炳棣准备为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筹购的图书也是想帮胡先生解决经济状况不宽裕的窘境不料他却已经决定捐赠给该馆。
１４９４年２月，德国诗人与人道主义者布兰特出版了一小本德文的寓言诗《愚人船》，以此为发端，到１５０９年，苏格兰诗人兼神职人员巴克利部分得自翻译，部分模仿布兰特创作了《世界愚人船》，同年，荷兰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集合幽默与讽刺，写下了不朽巨作《愚人颂》，这一系列以“愚人”为题材的名篇都为历代学者所喜爱，旨在讽刺当代人们身上所见的小缺点。
在布兰特的书上还包含了一系列巧妙的木刻画插图，卷头插图之后的第一则图绘，则为阿尔维托·曼古埃尔在《阅读的历史》第二十一章《书呆子》中所引用，也为藏书票设计家布莱克本于１９３２年用在其自用的藏书票上。
画面上是一个愚蠢的学者坐在中世纪的抄经台上，右手拿着一把掸帚，用来拍击停在本书上的苍蝇，左手正在逐页翻书，头上戴着一顶睡帽（为了隐藏他的驴耳朵），饰有铃铛的傻瓜头巾吊挂在他颈后，脸上架着一副眼镜。在他身后的书架上和抄经台的两侧，以及书桌本身的隔间内部，满满的都是书。
有趣的是，在画面底下还引用了巴克利在《世界愚人船》里的一句话“我的人生一乐，书越多越好”作为票主的座右铭。如今我们正历经知识爆炸的时期，并进入网络时代，未来，“书呆子”的形象，很可能是一个坐在电脑桌前，戴着一副厚重的镜片，两眼盯着荧屏不放的人物，在他的身后ＣＤ架上和电脑桌上堆满了光碟和磁盘。
１９世纪末，藏书票设计受到新艺术运动的影响，主张个性解放，回归自然。部分藏书票作家开始按照自己的意志，创作以情色和裸女为主题的藏书票。但是，当时英国的社会还是相当的保守。１８９６年，霭理士出版《性心理学研究录》第一卷《性错乱》（即俗称的“同性恋”英文版），进到书店就全部被收购销毁。
霭理士由于天性羞涩、内向又拙于表达，始终在医学和文学上毫无建树，后来居然专心研究性学，并以３１年的时间完成７大卷的《性心理学研究录》，因而名闻全球。
霭理士一生反对宗教、道德和习俗对于妇女的压迫和禁锢，同情妇女对权利和自由的要求，有人却误解他是主张“性解放”的祸首。他曾经说过：“你们可以举火把我的书焚毁，但它们的浓烟烈焰将化为下一代人的道德的灵光。”
在没有见过他的藏书票以前，想像他这样的人物，假如有藏书票的话，应该是当时已经流行的、情色的和裸女内容的藏书票。结果大大出乎意料之外，霭理士的藏书票只是排字印刷的签条（Ｔｙ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ｌａｂｅｌ）。他不会因为藏书票而遭到保守人士的攻击，却留给藏书票收藏家不小的遗憾。
中国由于使用藏书印的历史渊源流长，所以在１９世纪以前，并未发现有人使用藏书票。直到民国初年，才在教会所办的学校编印的毕业年刊上，发现印有藏书票图案的事例。
我则是在１９９０年７月于北京琉璃厂淘书时，从一部１９１３年版的《图解法文百科辞典》封面内正中央，发现贴有“关祖章藏书”的藏书票。
票面上是一位头戴方头巾的落拓书生，正在展卷阅读，他的后方是整架的线装书和卷轴，右上方的书箱打开，并架上烛台，前方则是四周散落一地的古籍，左下方是包好准备远游的物品和一把剑。此书的扉页上写着：“关祖章藏于美国纽约州特洛伊城第八街一七七号，伦斯勒工艺学校，一九一四年九月二十六日。”
根据《古今广西旅桂人名鉴》（广西统计局编，１９３４年８月）记载：“关祖章，广西省苍梧县人，美国伦斯勒工艺学校毕业，历任交通部工程师、梧州工务局局长、平汉铁路工程处处长。”王世襄在他的文集《锦灰堆》第二卷中，曾记载与关祖章交往的经过，并称他在十年浩劫中，惨遭红卫兵殴打致死，所藏文物不下数千件，以古铜镜为多，全部被抄。他的藏书票已重见天日，不知其他的文物今日在何方。
虽然这款藏书票是他在留美时期使用，但他业余还是一位古物鉴赏者，所以他的藏书票富有中国传统文人的趣味，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部《图解法文百科辞典》中，还钤盖有“北京外国语专科学校图书馆”的红色印章，并附有图书馆专用的书后袋。所以此书可能是关祖章自美国带回来的，后来归图书馆收藏，图书馆又把书卖到旧书店，而为我在北京琉璃厂淘到，现成为寒舍的珍藏。
（摘自《我的藏书票之旅》，三联出版社2001年8月版，定价：42.00元。社址：北京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邮编：100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