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人们经常把中国国企改革比作“中国经济领域的上甘岭战役和塔山阻击战”。抗美援朝时期的上甘岭战役和解放战争时的塔山阻击战，其性质都是一样的，就是用一部分兵力牵制敌人主力，阻击敌人，把上甘岭和塔山地区变成突破口，从而确保我军大部队总攻准备的完成直至最后的胜利。而最后胜利之时也就是上甘岭战役和塔山阻击战完成之日，也就到了可以为牺牲的同志们修纪念碑的时候了。那么，我们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为什么被称为“中国经济领域的上甘岭战役和塔山阻击战”呢？其原因是整个国家的发展战略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也就是说，为取得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胜利，我们正确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条道路，而这条道路要求国有企业不能在竞争性经济领域里大量存在，必须从竞争性行业中撤出。国企的撤出不能在一日之内完成，这就需要国企老板和员工们在这一块阵地上坚持一段时间。这也是最痛苦的一段时间。因为这是矛盾最多、问题最多、困难最多的一段时间。这些困难、问题和矛盾都得在国有资本的撤出过程中得到不同程度的解决。而要命的是这些困难、问题和矛盾，恰恰是因为国有资本的退出而变得更加尖锐、更加难以在短时间内解决。因此，对国企老板和员工们来说，这段时间是最难受、最焦灼的时期。因此人们将其比喻为“中国经济领域里的上甘岭战役和塔山阻击战”。尽管困难重重，但这是党、政府和社会所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我们不能当逃兵，不能自暴自弃，必须坚持战斗，还要本着良心，本着党性，本着对社会、对国有资本负责的态度去坚持战斗。所以把这段时间比喻为“塔山阻击战和上甘岭战役”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国企老板和员工要面临的问题实在是非常多，包括精神上、心理上面临的许许多多的困扰。比方说：仗要打多久个人的命运和出路在何方事要办到什么程度哪些事儿要办，哪些事儿不能办在哪儿有所为，在哪儿有所不为我们何时撤出？我们撤出后又向何处去这一切都使我感到困惑。像我本人还算年轻，我还可以有其他选择。有的地方和行业要我过去，在我拒绝他们的时候，人家都说：“你在那里熬个什么劲，国有资本都退出了”所以在我的精神上是有折磨的可是这种折磨经常被纷繁不断的困难、问题，以及我们与这些困难和问题所发生的短兵相接所掩盖。比方说，银行突然要求还本付息、各种官司纠纷不断、历史遗留问题堆积成山，造成了国企老板身心俱疲。而资产重组、制度创新、减员增效、结构转变在同时也成为一大堆改革任务中的重点和难点。老板们必须得碰这些重点和难点，但仅仅老板一个人去碰，没有政府乃至全社会的合作，即便不是碰个头破血流，起码结果不会太理想。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国企老板受到的压力和打击多于关心和支持，受到的误解多于理解，受到的贬损多于尊重。以我个人为例，为了和侵吞国有资产的犯罪分子做斗争，我个人和我的班子几乎付出了一切。这些侵害国有资产的行为是相当普遍的，很多企业里都有，“聪明”的人就会捂盖子，而当过军人的我不能这么做。我必须与坏人坏现象做斗争，于是车辆被跟踪，家里被监视，也收到了恐吓电话。而这一切在刚开始的时候并不被人理解。站在我身边的是我的员工们，和他们一起战斗让我感到很温暖。后来，政府领导起到了关键作用，省委、省政府、省纪委和省外经贸厅的有关领导全力以赴，亲自督促案子的侦破。没有他们的帮助也就没有与犯罪分子做斗争的最后胜利。
然后就是银行问题。辽宁省机械进出口股份公司有几十年的经营历史，几乎与共和国同龄，经历了拨改贷、利改税的阵痛，也经历了外贸企业搞多元化、实业化的盲目投资，造成资金大量沉淀，到我接手时已经是一个濒于倒下的企业，而此时数千万银行贷款的利息也需要支付。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国家恰恰加快了放开进出口经营权的步伐，政策、配额、经营特权所带来的所有利益一夜之间不复存在，国企再也无能为力轻装上阵参与博弈和竞争了。对银行的还本付息，如果借新款还旧账，也许能应付一段时间，但我却不希望这样做，我想搞可持续性发展，因此也就必须进行重组，而银行却并不总是往前看，往往是基于种种理直气壮的理由而不同意企业的重组，并对个人有看法。为了企业的生存，个人还要背上罪名，真是难上加难呀！
此外，重组企业还有一个人员问题，职工在改革转制的时间段里暂时不下岗是我一贯的做法，可是人员过多又影响新企业的效率和生存。我们真是生活在艰难困境里！
我本人是省直企业优秀共产党员、外经贸部全国劳动模范，我能珍惜我自己的荣誉，也将一直珍惜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然而，我这样坚持着，其目的不在于永远坚持下去，而在于“撤退”。对外贸易已经是一个高度竞争的行业，国有资本在竞争性行业退出已经成为一个规律性的认识，成为一个经济学的真理，同时也是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基本精神。而如果我的奋斗是反真理、反一般性规律的，那么这个奋斗是不是很愚蠢呢？
伴随着这样的彷徨，我在坚持着。可是，既然国企已经注定要从竞争性行业里退出，就像塔山阻击战和上甘岭战役一样，都是有时间性的，而不可能是无限期的。那么，战斗进行到今天，我们需要一个明确的答案：我们到底何时撤出我们还要坚持多久要知道，这个问题不仅仅涉及到我一个人，而且涉及到千千万万企业与个人的命运呀！
我工作的单位是一家传统国有外贸企业，拥有几十年的机电产品进出口历史和一支专业化的经营队伍，为国家和省市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累计出口创汇达到数十亿美元。党的十五大以后，党中央果断决策国有资本从竞争性行业中退出。在此情况下，高度竞争的、没有配额和政策保护的机电产品出口是否属于高度竞争性行业呢非常遗憾的是，我们目前没有看到明确的答案，只是看到互相对立的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机电产品出口仍然属于需要国家控制的外贸领域，因此国有资本不能退出；另一种观点是机电产品出口是纯竞争性的，和矿产资源、粮油食品等类产品出口不同，一直属于国家鼓励放开经营的行业范围，因此国有资本理应退出。两种观点两种声音，在政府、企业和理论界里都大量存在，于是在具体实践中就模棱两可。在此情况下，企业一线经营者看到的和感受到的就应该成为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那么，企业一线经营者看到了什么看到了机电产品出口的高度市场化和自由竞争。在这种领域里，国有资本的存在不利于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他们的付出与所得往往也不能一致。干得好的人由于分配制度不合理而跳槽，不能干的人反正也没有地方去就在企业里混饭吃，从而形成了来自于人力资本方面的恶性循环。
综上所述，国有资本应该在高度竞争的机电产品出口领域中实现快速退出，南方的成功经验已经证明了这是对的。究竟我们的感受、我们的实践和南方的经验有没有意义呢？究竟这些是对还是错呢？我们也不敢确定。有时候我们确定得太多和喊得太多也招人烦。于是只好等待，等待政府拿出政策和办法，否则我们单方面努力是毫无用处的。
这个问题不仅仅让我苦恼，让我的班子苦恼，让我的员工苦恼，而且也让政府领导和理论家们苦恼。其实苦恼的根源还是来自于认识上的不一致，来自于对产权理论和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认识上的不一致，来自于对党的十五大精神理解上的不一致。
通常我们会遇到两种声音：一种声音是在国有资本退给谁的问题上倾向于公平，也就是退给全体对该企业做出过贡献的所有员工，平均地把股权派分给大家。我们可以称之为“照顾公平”方式。另一种声音则是，不能搞股权平均主义，应该把股权派分给企业经营的骨干、企业的高级领导，以及能够为企业带来实际利润增长的人才。这就是所谓的“照顾效率”方式。两种声音两种观点，也同样在理论界、在政府、在企业里同时存在着。所以，当理论家可以平心静气就这些问题进行争论的时候，我们企业家可没有这份闲情逸致。因为我们面临的是具体的、现实的苦恼。实际上，“公平”是纯粹政治学选择的结果，“效率”是纯粹经济学选择的结果，而国有资本退出和国有企业改革则是一个“复杂”的政治经济过程，需要考虑方方面面。你理论界对此认识不统一，政府机关对此认识不统一，我们企业上报的一个又一个改制方案就不可能顺利通过。政府机关里倾向于“效率”的职能部门认为应该把股权分给能够切实带来生产力增长的骨干人员，而倾向于“公平”的职能部门则主张平均分配给全体老百姓，否则就属于你个人中饱私囊。于是乎，来自于企业的一个又一个改革方案被一次又一次搁置、拖延。而企业要改制是党的十五大的要求，也是企业自身生存所面临的、时间不是很长的、在当前必须解决的问题。时间一拖再拖，企业解决自身生存问题所能够拥有的时间就越来越少，资产负债比例越来越不协调，利润越来越少，市场竞争能力越来越弱，人才越走越多，矛盾越积越深，官司越来越多，老板坐在火山口上，哭天喊地徒叹奈何！
具体到我的企业身上，根据公司从事的机电产品出口业务竞争性比较强，人力资本在竞争中起到重要作用这样一个特点，我们倾向于“效率”和“公平”同时兼顾的做法，也就是说把一部分股权平均分给老百姓，然后适当允许有能力出资的员工购买一部分，最后拿出一大部分派分或用期权制方式给那些真正能创造效益的业务骨干，这就是所谓的“三个三分之一”。
但是这样做，就必然涉及到国有股减持，于是问题就多了：国有股减持要形成报告，报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具体到我们，就是报厅党委批准。厅党委讨论通过后又要形成报告，再拿到省国资局审核，有的还要上省长办公会议讨论。这个程序本身没有问题，但是，由于一些职能部门在改制的问题上认识不一致，改革方案被通过的时间往往一拖就是几年，因为大家很难一下说准这个改革方案到底是对还是错。同时，不同的企业其情况也是千差万别，企业端上的东西到底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也一下子难以很快说清。
上述种种原因，实际上就使得国有股退出以及退给谁的问题无法在较短时间内得到解决。而时间对一个企业而言是多么重要啊！企业生存的时间在读秒，而相应解决问题的时间却在分分秒秒浪费着。我们知道一个企业有自己的经济寿命，这个时间是有限的、有数的。机遇不是每一次都给你的。机遇抓不住就无法生存下去。当我们看到很多省份在这方面的改革实践走在我们前面，很多兄弟单位改革实践也走在我们前面，我们的内心就万分着急和焦虑。我们理解政府，可政府也得理解我们呀！我们不是在为个人而努力，更不是为一个小圈子、为一个小利益集团、为一个小天地而奋斗，我们实际上是在为一个企业的真正生存，为一个企业真正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对一个省的经济起到它应该起的作用而奋斗。事实上，大家都在为此着急：政府着急，企业也着急。那么我们能不能让两股劲拧成一股劲，两个“着急”变成一股力量呢这也是我想说的一句话。
（摘自《经济学家茶座》第六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定价：10.00元。社址：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邮编：250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