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建国直到１９５７年上半年，那日子实在是美好的，供应充足，物价稳定，社会治安良好，各条战线欣欣向荣，人民生活大有提高，各级干部清正廉洁，党群关系鱼水情深，旧社会的恶霸、土豪、官僚、黑帮，一扫而光，小小一阵风，就吹掉了千年痼疾——吸毒和娼妓，党的任何号令，无不四海风从。
到１９５７年上半年，全国各地报纸，仍是一片连一片的大好消息。突然，毛主席提出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单这充满诗情画意的两句话本身，便很让人喜欢，“百家争鸣”，何等动听，“百花齐放”，何等灿烂。粗看一下它的内容，无非是给人更多的民主、更多的自由，把政治空气、文化环境，包括创作思想、学术气氛，搞得更宽松、更活跃罢了。建国七八年了，干部更成熟，人民更觉悟，党的绝对权威极为巩固，把民主自由予以扩大，岂非顺理成章的事吗？抗日和打老蒋时期，我们天天高喊民主自由，现在要把承诺兑现，看来民主自由之花，就要在眼前开放了。谁个——尤其是知识分子——能不欢天喜地呢？
随着“双百”方针的发布，党又提出了整风。党已尽够伟大，但还存有缺陷，还有阴暗面，还不适应执政环境，也不符合人民利益。怎么办？号召“鸣放”，给党提出批评，帮党改进，使党更完美。不知别人，我一听就喜欢到骨髓里面去了。倒不是我有意见不敢吐露，而是感到这么一来，党就真的会使我们的国家超越历史上的任何太平盛世，达到空前的繁荣富强。这怎能不激动人心！
在这么火热的气氛中，总政文化部创作室全体开会，宣布“鸣放”开始。会场上人人笑容满面，一派祥和轻松。然而，发言虽说踊跃，“火力”实在不猛，且多数与本单位无太大关系。
惟一“火力”较猛的是樊斌。樊斌不是创作室的正式成员，他从小要饭，要饭要到八路军那里，同志们说，别要饭了，当兵吧，共产党就是为穷人翻身求解放的。他就丢下讨饭棍，成了红小鬼，从卫生员一步步熬到军医，也提高了文化。在进军西藏途中，眼见无数战友艰苦卓绝，大受感动，写了个中篇小说《雪山英雄》，出版后颇受欢迎。他再接再厉，又结构了一个新中篇。创作室发现他是个好苗子，为成全他的作品，便暂时借调了来。他也像我一样，是个“一根肠子通到底”的家伙，自恃根正苗红，便放胆“鸣放”说：我见过一些坏干部，吃着国家的饭，整天闹自私自利，就像枣树上的尺蠖，一屈一屈地到处啃吃人民的财产。有些更可恶的，简直张着血盆大口，公开吸食民脂民膏。说起这些蛀虫来，我真恨不得拿机关枪嘟嘟了他们！
大家的“兴高采烈”是否已达到“顶点”，当时谁也不晓得进行比量。在宣布“鸣放”结束的那次会上，主任虞棘突又加给大家一个任务，他说：“‘鸣放’是结束了，可每人还得交一篇‘鸣放’文章，把你们已经说过，或没有说完的意见，再用文字表达出来。这不是要求，而是死命令。诸位都是作家，各自去找题目。”我急不可待地说：“我怎么写？大家都见了，我根本没有意见呀……”不等我说完，虞棘就连忙又摆手又摇头，“不管不管不是说了吗，死命令。有没有意见，都必须交文章，谁都一样。”老实说，自打参军以来，这还真是第一次听到“死命令”。好吧，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自己去想办法吧。
在家里绞了两天脑汁，忽然想到部长陈沂。陈的领导，我素来觉得有点家长作风，而社会上时露苗头的文艺教条主义，也导致一些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这些“公害”，都有使文艺脱离群众的危险……就这样，脑子里一步步生发开去，一条凑一条，终于把文章凑成了，题目叫个《海阔凭鱼跃》，副题是《向部队文艺领导献上我的几点浅见》。为给写长篇挤时间，匆匆抄正发出。
过了不几天——６月８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敲响了反右的战鼓，又过了八天，《海阔凭鱼跃》在《文艺报》登出，白纸黑字，斧头也砍不掉了。
如果稍许世故一点，我也许能避过这次失足。因为已有征兆，足够使人警惕。是侯金镜来到了我住的大耳胡同，在谈及《文艺报》的内部情况时，他感情复杂地说：“这一回，唐因、唐达成、侯敏泽几个，恐怕要吃亏。他们说了不少‘出界’的话，至今势头挺盛，这么下去，会栽跟头的。”我听了不免着急，问他：“为什么不提个醒儿，帮他们一把？”侯说：“不行啊，你一说，他们会在会上揭你，说你破坏‘鸣放’。”接着他又说，本来他也想说说的，可张光年不让，至此，侯把拳头往腰后一掖，说：“张光年要保持我这个‘拳头’，到时候好用。”恨只恨我那时太自信，太痴愚了，连这么明显的“引蛇出洞”的警钟，也未放在心上。
但事后我常常想，虞棘其人，一向较为谨厚，有山东汉子之风。我们虽无深交，也绝无私怨，他从哪里找来“死命令”这一招数的？若说是“恶作剧”吧，虞棘似不是这种人；若说是支部故意设计，而同时上当的还有魏巍和胡可，他们都有“鸣放”文章出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直到１９７７年，忽得宝书五卷，拜读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那时的伟大领袖，目光四射，洞察一切，对像创作室这样冷清的“鸣放”，是不能满意的。他说：“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好来个“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毛泽东选集》第５卷４２５页原来如此“死命令”乃整个战略部署下的战术发明，你还往哪里逃呢？
“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是反右运动兴起之后，普遍流行于大小报刊的一句话。它所形容的是：各色各类的右派分子都落入“大海”里了，正遭着“人民”的“聚歼”。一旦入“海”，即使你以头抢地，哀告求饶，都不管用了，必要扫尽你的斯文，剥尽你的尊严，辱尽你的人格，骂你个狗血喷头不可。其实，泛过这个“大海”，用不着再劳动改造，已尽够使人“脱胎换骨”了。
“反右”开始，“要拿机关枪嘟嘟共产党”的樊斌，自然首当其冲。可怜这个小要饭的，大概在旧社会也没有被三十来人围着臭骂过。“尺蠖”、“血盆大口”、“吸食民膏”、拿枪“嘟嘟党”，开头还算是“出界”，经过三批两批，很快都变成了“对党怀有刻骨仇恨”、“疯狂向党进攻”按理说，谁个心中都明白：樊斌想“嘟嘟”的不是共产党，而是坏干部。这个“个别”与“一般”的常用概念，不知怎的一调换，坏干部都成了“共产党”。与会的多数人在战争中锻炼多年，原则性原本很强，竟无一人包括我觉得这有什么不妥。悲剧就这样“顺利”而反复地循环。在这种局面下，朴实而木讷的樊斌，全无一言可辩，只能认罪低头，不几天便“斗熟”了。最后，党籍军籍双开除，戴上右派帽子，发往云南麻风病院“改造”去了。
“人民战争”越打越火，地方上的反右烈焰，很快延烧到部队来。一日，创作室的党员干部奉命去参加全国作协的“党组扩大会议”。我那时真是闭塞得该死，竟而全然不知这个“扩大会议”是干什么的。直到卡车开到王府大街文联大楼门口，有人说“丁玲来了”我忙问“在哪里？”有人指：“那不是”果然，陈明搀着戴墨镜的丁玲，徒步蹒跚而来。我急忙跳下车厢，跑过去把手伸给丁玲，说“你好”丁玲沉着脸不吭声，也不伸出手来；而陈明的眼睛里聚着一团惶恐和疑惧。我这才恍惚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急忙反身跑回创作室的队伍，傻呵呵地一同进了大楼。
党组扩大会议的会场，设在二楼圆柱大厅，不大规则地摆着些桌椅，说不上哪是主席台，靠东墙有两张“课桌”，几名主持人就常常聚在那里。就风格论，很有点散漫自由的民间意趣。主持人中最活跃的，自然有周扬指为有“大功劳”的刘白羽以及邵荃麟、诗人郭小川等等。不知为什么，周扬却坐在一个角落里，不是后来他偶然插话，我还以为他不在座呢。丁玲和陈明共一张“课桌”，陈企霞坐在另一个地方。另有几位格外苦脸低眉的，如冯雪峰、艾青等，都插在角角上。这天抢占发言先机的是方纪，他那时在天津作协负责，正当壮年，身材高大，口才极好，洪亮的嗓音配合着手势，加强了他揭发问题的轰震效应。他说：天津文艺界的反右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与陈企霞关系密切的××，已低头认罪，并揭发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大的反党阴谋计划”，说：丁玲计划在即将召开的文代会上“公开退出作家协会”这是令人“全身发冷，毛骨悚然”的“分裂全国文艺界的”狠毒阴谋！
我惊愕，我痴呆，我脑袋里轰轰乱响，但还不曾弄到魂飞天外的程度。停了一阵，在新奇感和震颤感递减递消之后，忽而敏感了起来，在方纪列举事实过程中，牵连人数之多，最叫我惊心。依稀记得被点名的有：艾青、冯雪峰、李又然、聂绀弩、胡考、唐达成、钟惦?、孙毓春、浦熙修、梅朵、姚芳藻……还提到陈企霞有二百多学生，等等。至于丁玲和陈明，更是案中主犯，不言而喻。这个发言的威慑力，实非寻常。
反右进展到当前阶段，“点名”已成为一种请君入瓮的手段，甚或就是“罪行”的证明。方纪的发言，很明显把会上的“火候”提升了一个高度，如他自己所说，是“突破性的”。此后不久，郭小川有个发言，更把“点名”带上新高。
郭小川同志是个好人，口碑至今不坏。但他在批判冯雪峰时，一开口就吓人一跳。他说他怀疑冯雪峰到底是不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如果不是，骨子里又是什么？为证明这一“立论”，他念了一个为冯所接近所信任者的索引表，上名单的一共十七人，他们是：
胡风、姚蓬子、韩侍珩、冯达、黎烈文、孟十还、彭柏山、刘雪苇、吴奚如、潘汉年、萧军、尹庚、丁玲、陈企霞、顾学颉、舒芜、张友鸾。
郭小川解释说，这些人都是反革命、特务、叛徒、右派、反党分子，是政治面目不清、思想反动的人。说冯从“左联”时代就与这些人“像影子一样离不开”，一起发泄对党的不满，与党闹对立，或是进行疯狂的反党活动。郭小川还引申说，“如果雪峰也像普通干部那样，拿着这张社会关系表去谈工作，我看哪个机关也不敢收容的。”这话自然很不错，然而，若按此“标准”也套一下周恩来，给他也列这么一张社会关系表，又将如何呢？——真不敢想下去了。
我认为，还应在此赘上一笔的是：郭小川同志在批冯雪峰与胡风的关系时，说了这么一句话：“冯雪峰胡风利用了鲁迅的生病的身体，那几篇重要文章都是在鲁迅病重甚至连话都说不出来的情况下通过发出的。”我觉得实在太过分了，不但不讲道理，也不通。我真想为郭小川同志一哭！
每次会议都必须参加的丁玲，自始至终地与陈明坐在一起，听着各种各样对她的批判、侮骂、作践和羞辱。她的痛苦，她的隐忍，她的入地无门，我这枝秃笔是没有办法写出来的。曾几何时，她还是中国共产党的、从延安来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斯大林奖金获得者，伟大领袖曾誉之为“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转眼之间，变成了“反党阴谋家”、“野心家”、“极端卑鄙的个人主义者”，被当面斥之为“落水狗”、“杨荫榆”、“莎菲”，乃至“凤姐儿”、“奸臣”……新中国建立才七八年，自己阵营里的“阶级斗争”就打成了这样！
在一次会上，我亲见许广平指着冯雪峰的脸，骂他“心怀鬼胎”、“不知羞耻”，几乎声泪俱下地指斥他说：“那时鲁迅正病得厉害，你还去絮絮叨叨，烦他累他，说到半夜，还在纠缠不休，你都想干什么？……”仿佛冯去找鲁迅，真个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冯雪峰放在案上的左手抖得簌簌的，一张惨青的老脸，憋涨着怎样的痛苦啊这位五十五岁的驼背老人，领导过“左联”，参加过长征，蹲过上饶集中营，奉党命去做鲁迅的工作，为革命赴汤蹈火大半辈子，他怎么会想到，忽然之间就成为如此为人唾骂的右派呢？
人们绝对相信，从许广平的一生来看，无论怎么说，她都是革命阵营中的一位志士。岂但她，其他被邀来的党外文学巨擘，也都或长或短、或轻或重地发过言。他们往日在旧社会、与国民党作斗争的时候，都是品德高尚，注重名节，从不胡说八道的，如今却顺着大势，做些连自己也未必清明的所谓“批判”，捕风捉影，胡乱扣些“帽子”。有人说，中国文人自古就有个毛病，一碰上“黑手高悬霸主鞭”的逆境，便很容易堕入下作不文之流，以致出现人格分裂，神志昏崩，理性和良知陷入混乱的情况。特别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整人的也挨整，挨整的也整人，大家互相丑诋，互相撕咬，最无可奈何时，甚至互相欺诈，互相葬送。作家唐瑜说得好：“整个国家像中世纪的罗马竞技场，奴隶扑杀奴隶，以供奴隶主取乐；奴隶扑杀奴隶，为求自己得以苟延残喘。”话虽苛苦，情形确是这样啊。
但也有一个人与众不同，这便是老舍。老舍先生的发言最具个人特色，依然保持他幽默、冷峻、直白的一贯风格。听内容，名为批丁、陈，实则颇多弦外之音。他说：“我早知道有人不大敬重我，说我当作协副主席，是把我抬得过高了。我说，并不高。”接着，他就说了几件在重庆从国民党手里救作家帮作家的事，然后自问自答，“我不是在这里表功，更要紧的是解放后我可曾拿这些当做资本，争取当作协副主席没有？没有我在重庆团结过作家，我有资格当作协副主席。我不是向上爬的人。我不会向首长们吹嘘自己，让我做副主席。”
他还谈到要尊重民间艺人，要帮助戏剧曲艺的发展，要重视侯宝林。最后落到“要团结”，做到“人人能够不猜忌，不虚假，不狭隘”，“大家都说真话，不背后嘀嘀咕咕”。
他的话，说不上石破天惊，但确乎是格格不入，不记得有什么掌声，不过，人人都听得很提神。老舍毕竟是老舍，在这样的会上这么说话，也就难怪他后来要跳德胜门外太平湖了。可若把他的话细一咂摸，也有令人生疑之处，有些话，是颇涉党的秘密的。会上常批冯雪峰等人向党外“泄露秘密”，那么，是谁向老舍泄露过呢？可当时谁也想不到要去追究，这就更加耐人寻味了。
人生大舞台毕竟是丰富多彩的。在压抑紧张气氛中让人破颜一笑的“花絮”，也曾出现过。我首先要说的是艾青。艾青虽然很早就同丁、陈一样坐在了“被告”席上，可态度一直很悠闲，似已超脱红尘了。每听见逗乐及滑稽话头，他绝不掩饰，也绝不控制自己的笑容。为此，常有人骂他“不老实”、“不严肃”，但他仍照笑不误。有一次，主持人拿他开刀，选了他一段“自我检查”稿，念给大家听，其中有一句“那时我正生孩子呢……”引起爆炸性的哄堂。主持人气愤已极地说：“这个所谓的‘检查’，明显是他老婆代写的，他看也不看，就这么原封交上来了。这对党是什么态度？”大家也自然跟着气愤，乱哄哄喊抗议。可你瞧艾青，脸上意气洋洋，照旧浮着一层微笑，意思说：“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有位诗人说过，真正的笑，是“穿越了地狱的琼瑶”，大概就是这样的了。
我所经见的最后一件“花絮”，不太轻松，反而构成会上的一个大浪，也是给我的第二次“点名”。陈企霞未能“顽抗到底”，终被“突破”，作了“坦白交代”。他这个“坦白交代”，正像有些人说的，标志着“丁、陈集团”的“全面崩溃”。他开口就说，他想死，他已经买好白酒和毒药，准备了遗书。因为他预计，在××发言之后，他会被绑上台，由大家臭骂。然后，没有绑他，于是被感动，决心彻底缴械。
他所交代的“比××所谈更可怕”的第一件事，是与一个女人姘居十年，二人合伙写过三封匿名信，向党中央告状。他当场交出一把钥匙，说这就是他与那女人的“密室”门上的。接下来，谈他受处分后怎么不服，怎么与丁玲密谋翻案……后来，又揭发冯雪峰，说冯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同胡风看法一样……
其中也有关于我的一段话，是这么讲的：“徐光耀一向把我看成道貌岸然的老师。我要人向徐说：你悄悄送给陈企霞三四百块钱，但不要让陈企霞知道是谁送的。用徐光耀的钱不止一次，还曾托李兴华向徐要过钱，徐送来二百元。对这些事，同志们可以用最恶劣的字眼加给我。”确乎很赤裸，把自己剥得“精光”。
用了我的钱，还预先策划“不要让陈企霞知道是谁送的”，乍一听，使我这个缺心眼的人很感悲凉。而关于那两笔钱有一笔是三百元，他说成二百，是记错了，以陈企霞向来的豪傲和自尊，能说出“同志们可用最恶劣的字眼加给我”这样的话来，就事实论，也就很清楚了。岂但如此，便是他的“坦白”，除了些私丑，又有多少事称得上是“反党”的呢？然而，整个会场已经沸沸扬扬，一些人掩不住自己的高兴，大敌攻破，一面准备上报，一面预备庆祝胜利了。
总之，在这王府大街的文联大楼里，党组扩大会议是富有“成果”的。我有幸目击了丁玲、陈企霞、艾青、冯雪峰诸人的被批斗，他们很快都成了大新闻的主角———登报了。可惜的是，以后怎么又网住了舒群、罗烽、白朗等一干人，因我已落入“大海”，取消了与会资格，就全不知情了。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还是让我们回到创作室来。
就在斗公刘的会宣布“告一段落”那天，我被正式“点名”。
尽管我性子严谨拘束，挨斗日子一长，也就发“皮”了，若把那些发言都记在心上，不仅太累、太烦，亦非做人之道。但要都略过去，又嫌粗率。还是让我们去粗取精，把些能起消闲醒脾、“以点带面”之用的花絮，记一些在下面。
头一个想到的是白桦。他当时风华正茂，倜傥风流，因出差没在创作室“鸣放”，自觉无“辫子”可揪，他的发言便颇富超脱而轻松的意趣。他说了个故事，说在云南有个傍河而居的少数民族，家家靠水为生，人人水性出众，能在风波激流中日夜出没。怎么练就的这份水性呢？是孩子一生下来，当娘的就把他或她绑在木板上，放在河里，任其游荡漂流。日日年年，高强水性自然练成；以至长大以后，人问他或她的母亲是谁，他就说“是木板”。借此，白桦转向我说：你自小参军，党把你培养成作家，如今你却把木板当成了亲娘！
这故事，他说得动听而有文采，我虽并不认为自己是把木板当成了亲娘，故事的美丽，却使我至今不忘。
为无言可发而发愁的，还有许多人，如胡可、杜烽，我们一块儿从华北军区调来，住同院，食同桌，上下班一起走，说不了解情况，当然推不过。但细听其发言，也真为他们痛苦，那真是嗫嚅呜哝，字斟句酌，又想词锋犀利，又要气势凶狠，又须不背良心，又须批判深透，“架势”之难拿，无以形容，只能说是令人哭笑不得了。
在这方面处理得较为“妥善”的，大约数黄宗江。他来自华东，正要求入党，也正追求阮若珊。他平日本来爱说话，一向滔滔不绝的，在斗我的时候，却是个“结巴”了。他发言的特色，往往是从自我挖苦开始，把自己批判够了，再转向目标。印象最深的是后来批斗沈默君。他先相当赤裸地批自己一通，然后才转口说：“我不怎么样，我坏，你比我还坏我小资产阶级思想，我自私自利，你呢，你还不配，这样的帽子给你戴，还是太小了……”这是黄宗江的聪明，即使在斗别人的时候，他的“疯子意识”也是清醒着的。
还有一位也许更加清醒，但他大智若愚，不大为人所注意，这便是画家黄胄。他那时在创作室美术组，军衔最低———少尉。每当开会，他都拣最不碍手脚的角落坐着，眼本来有些“眯”，胖胖的在那儿一闷，一副与世无争、自甘卑微的样子。但他知道，反右派，不发言是不得了的。于是在逢有较大空隙的时候，便用他十足的蠡县口音批判我说：“凭你徐光耀，打小当八路，受党的教育不能算短，党把你拉扯这么大，也不容易。可你往丁玲那儿跑个什么劲儿呢？要说不恨你，你反开党了；要说恨你吧，心里又丝丝拉拉的……”这个发言，在当时看，大不成体统，明显是“心慈手软”、“右倾情绪”。但他军阶低，参军未久，似也“笨嘴拙舌”，大家便不予深究，包涵过去了。他很透亮的心，似也乐于利用这一“误差”。
回顾整个反右派运动，众多冤案，还在其次，看看它的效能和后果，才是最为值得的。
凡敢提意见、讲真话的，一律头朝下了；说假话之风，随着“大跃进”的兴起，满天飞舞，横扫了一切。
物质的损失，较易补回。至于高尚道德沦丧，精神长城不存，人人成了“违心”的行家，最吃香的是溜须拍马，这诸种大弊，则是极难救治的。一般群众也养成了逆来顺受、奴颜媚骨，“阿Ｑ精神”变作安慰剂，“顺时听天”成了保命符，在这种情况下，连旧社会都有的“文死谏，武死战”，怎能再现？灵魂大幅度扭曲，信仰危机大面积扩散，还怎么挡得住霉变和腐败？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当我们还“有暇自哀”的时候，应赶快把事情办好，以免“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就是，对封建主义流毒再也不能容忍了，奴化教育，愚民政策，必须废止。实现社会主义民主，依法治国，是最为紧迫的任务。封建主义扫清之日，才是中华民族大放光芒之时鄙人写此一段故事的目的，仅仅在此，岂有他哉！
（摘自《昨夜西风凋碧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2月版，定价：15.00元。社址：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邮编：10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