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6月那个寒冷的清晨，幸运之神抛弃了温州来的王先生，“金色冒险”号冲上了罗卡韦海滩，王先生也开始了他的被监禁生涯。但是在曼哈顿南部的大都会拘留中心，王先生却为他的同室者所羡慕，因为他漂亮的妻子每天都会在探望时间来看望他。
王太太于1990年偷渡到美国，但她很快明白美国并不是她想象的那个样子。低薪、恶劣的工作条件，以及三年内必须还清“蛇头”3万美元债务的压力，这一切在她看来都是难以忍受的。因此，她建议丈夫打消过来的念头，但丈夫却以为她移情别恋了。最后，王先生决定把女儿留给父母照顾，开始了他的“美国之旅”。他乘汽车到了中缅边境，然后徒步穿越丛林来到泰国。直到他从曼谷拍电报索要1700美元以继续旅程时，王太太才知道了他的计划。“蛇头”答应他们乘飞机到纽约，但王先生却踏上了驶向新加坡的轮船，然后去了印度洋的毛里求斯岛，最后在肯尼亚着陆。在那里等了6个月后，他同另外285个人登上了倒霉的“金色冒险”号。
他忠实的妻子给他请了律师。尽管不懂英语，她还是说服各种人权及教会团体为争取他的获释而奔波，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作为一名缝纫女工，她每天要在第七大道一家华人服装厂工作11个小时，然后回到她在皇后区的公寓（她与另外五名温州来的非法移民合租）。晚饭后，她还要花上两个多小时用自己的缝纫机做一些从厂里带回来的活儿。
除了花在她丈夫身上的所有不可估算的费用外，王太太还要支付一半的偷渡费用。
得知我们计划到中国为全国广播公司做一次关于人口走私的调查报告，王太太强烈要求我和另外两位美国记者（与全国广播公司签约的自由作家、纪录片拍摄人乔恩?阿尔伯特和《纽约每日新闻》记者尹畅）到她温州的家中亲眼看一看。本来，我们只准备去福州，因为温州也有位朋友帮助我们，于是温州也被列入了我们的调查范围。
到了温州，我们见到了王先生的父母。我们把王先生身穿黄色狱服的录像带播给他们看，他的母亲泣不成声。王先生的腿在“金色冒险”号上受了伤，据他讲，狱方在他到达时没有提供所需的治疗。结果呢，现在一条腿较另外一条腿稍短一些，走起路来有点瘸。她的母亲呜咽着说：“他看上去老多了，我不敢相信那就是他。我们一直认为美国是个人道主义国家，你们怎么能像对待动物一样待他呢？”巨大的痛苦使她的哮喘病发作了。
我们向这个悲伤的家庭暗示当公众注意力从这件事上转移后，他们的儿子就会被释放，至少可以回到中国。
谁知王妈妈惊恐地跳了起来：“不，不！他们不能把他送回来！这简直是要我们的命。我只有去自杀了！”她的女儿告诉我们，为了王先生能够出去，他们已借了须现付的1000美元。因为在国外没有富裕的亲戚来支付这笔钱，他们只能向当地的高利贷借，利息高达30%，就等着王先生在美国一边工作一边还钱。
如今，王先生坐了牢，他们只有借更多的钱来偿还高利贷的利息。如果王先生被遣送回国，按照中国目前的工资水平，他是绝对没有办法还这一大笔钱的。
王家并不是村里惟一面临如此困境的家庭。当我们到来的消息传开后，另外一些有亲人在“金色冒险”号船上的家属出现了。在286名乘客中，有40名来自温州地区（其余的来自福州），其中25名来自王先生的家乡及邻近的九渡岛。
在与当地居民的谈话中，我们开始了解到他们热衷于去美国的原因。沈先生是一家小规模鞋厂的厂长。包括他的女儿在内，一共有四个亲属被关押在美国。沈先生说：“我们只是想去美国过一种更好的生活。”改革开放之初，他的工厂效益还不错。当越来越多的人挤进制鞋和服装加工行业后，利润开始下降，市场逐渐疲软。另外，像沈先生所拥有的乡镇企业根本不能与那些新兴的、有现代机器装备，并有外商投资作后盾的城市企业竞争。
此时，沈先生的儿子正在东北急着四处签合同，销售满满一仓库的男式时装鞋。听人说中俄边境的黑市贸易十分活跃，但他还是很难找到产品销路。
许多研究证实了沈先生所描述的中国农村工业面临的问题。改革开放确实推动了农村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从1978年到1984年间，中国农业生产总产值（包括沈先生那样的村办企业）以每年9%的速度递增。但到了1985年，与城市地区的增长相比，农村地区产量显著地慢了下来。许多分析家指出，一旦农民放弃了谷物生产，转向利润更高的专供销售的农作物生产及农村工业生产中，他们很快就会成为一个周期过程，即激烈的市场竞争——原材料短缺——通货膨胀——供大于求——的牺牲品。
沈先生说：“我们过去认为在美国挣钱会容易些。一旦到了那里，挣够钱寄回来，老人们就不用再种田，家里也可以盖房，还可以为女儿筹备嫁妆。另外，由于有了海外关系，我们还可以赢得尊敬。”然而，当“金色冒险”号搁浅在纽约港，而他们有四个亲属正在那艘船上，他们带有中国式光宗耀祖色彩的美国之梦变成了一场噩梦。
如今，王先生的父母仍住在街面上最旧最小的房子里（我们从中国返回后，将他家人的希望与支持带给了王先生。大约一年半后，基于人道主义原因，他被释放了。现在他与妻子住在纽约，孩子们也与他们团聚了）。而沈家不得不将家里的田地租给一家工厂，一家之主的曾祖父已近80岁，仍要顶着7月的烈日收割谷子。至于彭老太太，失去了她惟一的女儿，失去了惟一的劳动力与经济来源，不得不自己揽下所有繁重的农活。但村子里没有人觉得他们做错了。
小林是关押在曼哈顿拘留中心的另一名“金色冒险”号乘客。当我们赶到福州去拜访他的家人时，我们发现这个村子里的情况与温州几乎完全一样。惟一的不同就是福州的偷渡活动更加猖獗。许多村子里强壮的男子都出国去了，只剩下些儿童、妇女和老人。你可以发现在田里劳动的几乎全都是妇女，显眼的几个男人也是其他村子来的。
由于没有海外亲戚，林家属于村子里的贫困户。老林是卖肉的，这在中国是一个不受人尊敬的职业。他也觉得自己的工作低人一等，从来不让儿子在干活时来看他。
老林苦干了多年才把儿子送到美国。现在小林坐牢了，老林不得不埋头苦干以摆脱“蛇头”的牵制。我大胆地建议：福州的发展如此有活力，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上百家外资企业在经济开发区开办工厂，你们把小林送到福州找工作岂不更好吗？林妈妈对这个建议嗤之以鼻。“那是内地人干的，我们不能做”。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沿海地区发展较快，吸引了大量外商和港台投资。这些投资又促进了沿海地区的发展。像福州和温州这样的城市已被内地人淹没了，他们在街头、汽车站、火车站等待被雇用做散工。
工厂厂长（包括外商）鼓励中国国内的劳动力流动。他们喜欢内地工人，因为内地工人不提条件且工作卖力。效益很好的里鲍克鞋厂位于福州经济开发区的一家大型综合企业内，由于工作时间长、工资低，几乎吸引不了当地的工人。四川省原是中国的“天府之国”，但那里人多地少，也不能吸引外商投资，很难有新的市场发展。四川来的工人们竞争这些工作，因为不管他们在这儿挣多少钱都比在家乡要好。邻近香港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内地人口数量甚至超过了当地人口。
根据中国政府的“白皮书”，每年大约有6000万流动人口在全国流动寻找工作。他们的流动有两种趋势：北上北京，南下广东、福建。
像林家这样的人不愿与福州的流动人口竞争，他们宁愿去纽约寻找未来。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正当福州人抱怨内地人是引起这个城市所有问题的根源时，纽约唐人街的广东人也如此责备着福州人。
中国人在国内经济发展时期有移民的愿望也并不奇怪。人们普遍认为，经济发展在短期内并不能减轻移民的压力，反而使其有所增长。
台湾与韩国都是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进入经济发展阶段的。从那时起，台湾和韩国大约有200万非法移民得益于1965年美国颁布的移民法案来到美国。随着经济发展，直到９０年代，台湾和韩国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留住他们的公民，这时移民压力才开始减轻。
在中国，这种压力更大。台湾与韩国的人口加起来也有限，而目前在中国大约有4.4亿农村劳动力，而当前的农业生产只需2亿农民。20世纪80年代初期，新兴的乡镇企业（如温州沈先生的鞋厂）暂时缓解了失业危机，直到那些有大量资本投资的城市高效企业将它们挤出竞争行列。即使是这样，到1995年底，乡镇企业还是为1.26亿农民提供了就业机会。
中国大约有1.1亿失业者在全国流动寻找工作。2000年，流动人口达到2亿。即使中国经济飞速增长，如果没有私营企业或外商投资创造工作机会，也是很难容纳这些过剩的劳动力的。
在20世纪的战争及经济不稳定时期，许多中国人选择了移民的道路。据估计，50年代有1200万中国人移居海外，到80年代有2700万，90年代达到3500万。大多数中国人移民去了东南亚，但近几年来，移民到北美及澳大利亚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了。近十年间，每年中国移民的数量达到18万人。
虽然我来福州之前，美国当局认真地告诉我：“金色冒险”号事件后，中国政府已加紧了对人口走私的控制。确实，福州市到处都是宣传非法移民及人口走私犯罪的条幅与板报。写着：“偷渡是犯罪”、“坚决取缔‘蛇头’犯罪活动及非法移民”，还有的写着“坚决抵制非法移民，美国不是非法移民者的天堂”等等。
但如果中国的流动人口继续增长，即使他们中间只有很小一部分将移民作为选择，我们遇到的也将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国际问题。社会学家杰克·戈德斯通在他的研究中指出，根据中国人移民北美这一趋势，完全有理由认为：在美国，中国非法移民的流入已赶上了墨西哥移民。
（摘自《黑着———在美国的中国非法移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9月版，定价：16.80元。社址：北京东单干面胡同51号，邮编：100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