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与动物，特别是人类有着不解之缘。忽视了疾病的生物学一定是不完整的。病有近因和远因。近因其实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病因。围绕病因和医治，无论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还是关照人的整体健康的著作，均汗牛冲栋。但“远因”就不是每个人都能提出的问题了。只有接受了进化论思想的人才可能想到这个问题。按照进化论的思想，适者生存，不适者生存难以生存。那么为什么进化没有将疾病淘汰，没有使物种尽善尽美呢？
《我们为什么生病》正是探讨这些问题的一本书。该书的作者之一尼斯是精神病学家，笔者对该领域较为陌生。而另一作者乔治·威廉斯，则是笔者熟知的大名鼎鼎的当代生物学家和进化理论家。
作者要讨论的是进化（即自然选择）和疾病的关系。在探讨疾病前他首先纠正了对自然选择的一些误解。他说：“自然选择没有任何计划、目的，也没有什么方向。”比如英国空气污染地区的下风头的蛾子，其中的浅色蛾子因树丛被熏黑而变得显眼易被鸟类捕捉，少数变异的深色蛾子因颜色与环境接近躲过了捕捉，污染越来越重，于是最终，黑色的蛾子成了优势蛾群。其演变的方向是始料不及的。自然选择的另一个易被误会的性质是，“它没有使人快乐的意图”。“适者生存”非常容易被误会。这里的生存不是个体的生活，而是物种的延续。利于物种繁衍的遗传特征会持续下去，反之渐渐消失。“适应”是对繁衍而言的。因此利于物种的生存未必利于其中的个体的生活的舒适和愉快。所以鲑鱼繁殖一代就死去，自然选择不照顾它们多活一些年。再比如人类怀孕初期的恶心和呕吐是为了保胎（即繁殖）而令孕妇受罪。因为初期的胎儿所需营养很少，却非常惧怕食物中的毒素，于是怀孕后恶心从而少吃的孕妇的生育成功率高，她们的后代继承了这种基因，遂导致这种特征普遍化。自然选择的第三点性质是，不是一切好的、有用的特征都会被拣选。用尾巴抓住树枝几乎对所有的猴子都有好处，但只有南美洲的一种猴子有这种本领，其他地方的猴子统统不行。自然选择是偶然和微妙的。
漫长进化过程的产物——人类，为什么会生病？作者认为有六个原因。
其一，是进化中获得的防御本领。比如咳嗽，是为了从呼吸道排除异物而专门设计的一种复杂的机制，它是自然选择留下的、一种相互配合的防御活动。再比如发烧。动物感染后，靠着将体温提升２度来防御感染。那些不能提升体温的冷血动物，比如蜥蜴，会找个暖和地方使体温升高２度。能够自己提升体温的动物都有调节本领。将因感染而发热的大鼠放到很热的小室，它会启动降温机制保持高于正常２度的体温，改放到凉爽的地方，它会启动升温机制继续维持高于正常的２度。既然较高的体温可防御感染，一直保持它不好吗？那样耗能过多，是浪费。并且对神经系统有损害。进化的结果是，身体可以区分正常状况和非常时期，以节能的方式生存。
其二，与细菌的博弈。人类想出了这么多手段，发明了这么多抗菌素，为什么不能最终消除造成感染的细菌。人们通常认为，在药物使用过程中细菌增加了抗药性。但实际上不是每个个体细菌获得了抗药性，而是在药物杀死了多数细菌的同时，奈何不了少数因突变或带有质粒引进的新的基因的细菌，这些细菌繁衍并在日后成为同类中的主体。几乎每一轮抗菌素所走的道路都是从有效、低效到失效。从更高的层次看，这是一场地球生物圈中最古老的成员同最新兴的成员间的战斗。有着36亿年历史的细菌是整个生命史中的耐力冠军和主宰者。它无所不在。据说人体重量的10％是细菌构成的。它们是地球上最大的“适者”。另一本书的作者古德这样说：“无论将来人类的智能将如何统治地球，细菌地位的改变仍然无法想象。它们的数量之多，居于压倒性地位；种类之繁无可匹敌。它们的生活环境极为广泛，代谢模式又无可比拟。人类的胡作非为可能招致自己的毁灭，连陆生脊椎动物也可能一起殉葬，但我们无力把50万种昆虫一举消灭。对于种类繁多的细菌更加无能为力。”细菌导致的疾病只能抑制，无法根除。
其三与其四，基因与新环境。很多疾病是二者共同导致的。比如近视眼、肥胖症、血压高都有遗传的原因。那么为什么过去这类疾病没有今天这样普遍呢？在狩猎的时代，患有近视眼的成员不仅打不到猎物，而且有可能成为野兽的猎物，这种基因一定被淘汰。经过自然选择的成员在狩猎的环境中一定不是近视眼。但是后来环境变了，人们从儿童时代起就必须阅读过多的书籍。狩猎时代中眼睛完好的成员开始了分化，有些依然很好，另一部分人成了近视眼，因为他们的基因承受不了如此阅读。如果维持现在的阅读，同时将眼睛近视的成员统统淘汰，以后的人类一定没有近视眼。但人类的强大已经使他在一定程度上走出了残酷的自然选择。近视已经不影响他的生存。肥胖的道理略同。如果回到毛泽东的粮票、油票、肉票的时代，是没有胖子的。但是如果是现在的饮食结构，一部分人继承到的基因决定了他们将成为胖子。人类的衰老应该也是基因的原因。在野生动物中几乎看不到衰老。不是它们没有衰老，而是在体力刚刚下降时，残酷的生存竞争就将它们从刀俎变为鱼肉。只有人类普遍地得以寿终正寝，这才充分展示了衰老。人类的今天的平均寿命比过去有了很大的增长，但最高寿命几乎没有增长，说明生理机制中有个大限。为什么要有此机制？生物学家似乎还只能在这个核心问题的外围转悠。他们讨论女子绝经的机制，体力下降后如果继续保持生育能力，后代将得不到充分的养育而早夭。拒不绝经的基因被自然选择淘汰了。男人为什么比女人寿命短呢？在进化的早期，冒险和竞争的雄性可以获得更多的后代，明哲保身的雄性没有较多的后代。后者很可能比前者寿命长，但是得不到自然选择的青睐。
第五，进化中的历史遗留问题。人类的食管和气管在咽喉交叉。这种设计实在不高明，对每个人来说都体会过吃饭噎着的感觉，对人类来说十万人中每年有一个呛死。其实在设计上将两个通道分开要比交叉简单，昆虫和软体动物就是这样的。但是从两栖类到哺乳类动物都是两道交叉的。我们没有选择。这是历史的包袱。进化不是革命，不能另起炉灶，只能“对已经存在的东西做些小修小改。”人类的站立应该说是慢慢形成的。但是比起爬行还是太短暂了。因此腰病在人类中非常普遍。原因就是其骨骼结构更适合原先的爬行而非现在的站立。既然进化只能在旧有的基础上进行，就只能同它妥协；太激进了不成，不仅思想和观念，人类的身体本身都是保守的根据和证明。
作者还谈到了一些现代生活方式的弊病。比如人工的非糖甜味，它会给身体错误的信号，没有好处。再比如椅子和沙发的选择使得人们很少跪或蹲，这也是背痛增加的原因之一。便器取代了蹲坑，使人们失去了每日被迫深蹲的机会，而深蹲是非常有益健康的。如果由此全面反省我们的生活方式，会发现我们为了舒适大大地改变了传统的活动方式。这种“巨变”的后果是始料不及的，是蕴藏着危机的。
（尼斯与威廉斯：《我们为什么生病》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古尔德：《生命的壮阔》，三联书店，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