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到两种互相矛盾的抱怨，一种说学者们情绪浮躁，不能潜心学问，只想就时务递折子以求一逞；另一种说学术界充斥着洋书之蠹，只会游戏于外来的概念、理论与规范之中，与中国问题不相干，做的是伪学问。两种说法用的都是全称叙事，不过听起来这更像是不同学科、不同学术群体之间的相互指责。我没有对学术界作过定量调查，无法对这种争吵作出有效判断，且“文人相轻”的古讥也使人对争吵本身的严肃性不无怀疑，只好暂将它当一场热闹看。当然，这场争吵背后也暗藏着若干关乎当代学术生存的真实问题，作为学界中人我愿与同道稽谈之。
从讨论“递折子”开始。应答政府咨询的公共政策研究有没有学术合法性，这在国外学术界不成为问题。事实上现代社会科学的产生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因缘于工业化之后社会控制与政府管理的需要，现代社会科学与现代国家之间有共生与共谋的关系，它们互相承认、互相接纳并互相助力。解决社会难题、改进政府管理的研究成果不仅会获得国家的事先资助与事后奖赏，也从来都会得到学术上的高度肯定。当然会有一些别具情怀的学者在学术体制之外对经济与政治提出革命性的理论，会有一些独具只眼的学者在学术体制之内甚至中心生产出批判性的思想，但它们都不是主流。主流学术界对这种叛逆与异端也拥有巧妙而有力的消化力量，能有效地消解它们的锋芒与威胁使其变成对主流无害甚至有益的存在。丹尼尔·贝尔所说的“先锋之死”深刻地揭示了在现代文化学术体制中反叛性文化的命运：一旦它被主流所容纳，它意在颠覆的先锋性随即消失。这显示了现代国家及其文化学术体制无与伦比的生存能力，难怪马克斯·韦伯在二十世纪初许它以绝对意义上的“合理性”，福山在二十世纪末因它而断言“历史的终结”。二战以后现代学术体制的自我膨胀变本加厉，社会结构的单调化与学术标准的统一化使学术体制外的学术生产成为不可能。在这种背景下米尔斯（C.W.Mills）断言大学与研究机构已成了政府的“科学机器”与“思想库”。他当然很不满意这种局面，但他似乎也没有什么办法。而且他自己与比他更激进的“新左派”学者终究也难逃“先锋之死”的悖论。服务于现代国家的现代社会科学能有效地完成自我合法性的生产与再生产，使这种合法性成为一种不言而喻的前提。
值得格外提及的是，现代社会科学在帮助国家应对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精密，它的自我积累与自我培养使它具有了越来越强的描述、解释与对策能力，这使它获得了智力上的优越地位与优越感，相比之下学术体制之外对它的文化批判则显得贫乏、苍白、无力，往往成为它嘲笑与轻蔑的对象。这种技术层面上的强大自然而然地又加强了它在价值层面上的合法性。
公共政策导向的社会科学研究在学术上的合法性在国外是如此地清晰而简单，在中国却显得异常模糊而复杂。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上书朝廷与官府建议国事当时无人觉得不妥，因为他们的身份就是官僚或预备官僚，对策、经济正是他们的本份。古代策论自然没有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与概念，它依凭的不过是经验、常识与个人聪明，但其功能与今天的社会科学庶几近似。当时的农业社会相对简单，这种往往用排比句和感叹词连缀起来的文章也足可以经国济世了。先秦时代士人四处游说当政者，所言所论无非经济之策，就连力主“无为”的道家思想也被当作一种兵略，而以“仁义”自命的儒学也不过是一种治术，更遑论专门言功利的法家与纵横家了。汉以后儒学定为独尊且国家也已归于一统，士人不再有“游”而仍然务“说”；意识形态化的儒学仍然是一种国家统治工具，同时言及政治、经济实务的策论传统也仍然延续。清朝灭亡标志着知识分子与旧国家关系的断绝，而民国的出现却并未带来知识分子与新国家亲缘的建立。新知识分子对民主价值的认同并未转化为对民国政府的认同，反倒引发了对伪民主的民国政府的敌意。反传统的强烈诉求也使新知识分子对旧式士人与政府的关系模式格外厌弃。在这种互动中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形成了自觉疏远政府的强烈意识，这与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知识分子的态度有所不同。新式大学中的教授与学生或者进入“象牙之塔”，造成一种自我消遣、自我满足的书斋生涯，或者借助革命理论投入各种各样的革命斗争。可以想像，在战乱、革命的环境与敌对、戒备的心理氛围之中，知识分子与北洋政府、蒋介石政府都不可能达成发展社会科学的合力。中性的社会科学在现代中国并没有发达起来。经由一种曲折而又复杂的因果链索，社会科学的不发达状态一直延续到今天。
长话短说，让我们回到当代问题。今天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与公共政策制订者在相当的程度上处于一种既互相需要又互相拒绝的尴尬关系之中。政策制订者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市场社会，迫切需要社会科学的智力支持，但传统体制、传统观念与传统习惯的制约又使其无法清晰地表达这种需求并找到满足这种需求的捷径。政府机构所运用的常识化、意识形态化的工作语言系统在指涉、掌握变化着的现实方面已遇到很大困难，但一时又未能从社会科学中汲取足够的符号资源进行自我补充与自我改进。政府机构尚未养成根据自己的真实需要对社会科学研究者进行课题委托的习惯，尚未将这种方式作为决策科学化的必要步骤。现行的由中间机构发布并发包的国家课题从立意、组织到验收都看不到与政府运作需要的真切关联，倒像是一种点缀与奢侈。在政府机构与社会科学相对隔离但又确实存在对策需求的情况下，一些非学术的政策建议就应运而生，为学界所诟病的“递折子”即属此类。这些“折子”更像古代的策论与纵横家言，缺少社会科学认识现代社会的深入性与准确性，往往依据一些远非真确、全面的知识得出并不可靠的结论，甚至不乏一些投人所好的投机之论。政府决策过程中社会科学的缺席、非学术“策论”的通行对公众利益是大为不利的。
从另一方面看，与社会问题应对及政府决策的脱离也使社会科学丧失了资源与活力，失去了与社会生活的良性互动，久而久之会出现功能退化。中国社会科学失去了研究中国本土问题的机会与条件，不能以中国现实作为自己的对象，也就只好在演绎国外的学术概念中讨生活了。许多中国学者昌言中国社会科学的独创性，这种独创性离开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应对是难以想像的。中国变化着的社会是一个充满新鲜事物、独特材料的田野，正是中国学者锻炼成学的大好天地，错过了这样的机会将成为中国学界永远的恨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