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兰坡，著名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因1936年11月在北京周口店连续发现三个北京猿人头盖骨而闻名世界。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被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1996年获得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001年，93岁的贾兰坡在京逝世。
遵其遗愿，贾兰坡先生的骨灰安葬在龙骨山西侧野花烂漫、芳草萋萋的半山腰间。
我们四个孩子小的时候，父亲在周口店，一星期才回家一次。父亲一回来，我们就翻弄他的背包，找玩具和糖果，但每一次都很失望，包里面装的没有玩的和吃的，只有罗盘、锤子、放大镜和照相机等考古工具。实在没什么可玩了，有一回我趁他不注意把照相机给拆了，结果装不上了，我又急又怕，不得不向父亲认错。想不到父亲没打我，摸了摸我脑袋说，等你长大了再研究这个。
我20岁那年，因为吸烟，父亲教训了我一顿。记得当时，他看我兜里有一盒烟，就夺了去，跟我拍桌子：“你敢偷着学抽烟？”我辩解着：“我都这么大了，还不允许抽烟？”当时他抽大烟斗，我说：“您不也抽烟么？”“这不好。”“不好您怎么还抽？”见我犟嘴，他用手指戳了我脑袋一下：“我会戒掉的。”但一直到他60岁那年，得了肝脓肿，烟才彻底戒了。父亲很得意：“我说戒就戒。”他也劝我戒，我说我戒不了，没您有毅力。
我父亲对孩子们择业不做任何要求，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家里姐弟四人，谁也没有被专门塑造过。对我们姐弟四个，他惟一过问的就是念书念得怎么样。我大姐贾玉如近似父亲的专业，她从中国矿业大学地质系毕业后在地质部门工作。二姐贾玉庄是学电子的，我本人是搞机械的，我弟弟贾玉莳最终选择了饭店经营管理。我父亲并不要求我们干他的专业，他常告诫我们，做学问并不是第一位的，而做人比做学问重要得多。他说不管做什么事，人要是走正了，就是好人。学问是其次的，有的人可能勤奋，有的人可能聪明，但他必须先学做人。他经常给人题词：“人者，仁也。不仁，则不人。”通常人们爱说“坏人易做，好人难当”，我父亲却觉得“好人易做，坏人难当”。因为好人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够了，可坏人还得成天想着怎么去算计别人，是很累的。
父亲让我们独立。除让儿女们“好自为之”外，父亲对我们基本没有什么特别的关心。他这辈子把精力和时间都投到事业中去了。为此，我大姐、二姐、我弟弟和我的婚姻都是自个儿决定的。用我二姐的话说，我们从日常生活中得到的父爱很少很少。
我和父亲的相处都是从工作上说的，平常一交流都是工作上的，生活上他从来不挑。因为我在绿色长城筹委会工作，常需要外出，就给父亲雇了一位保姆，在家里为他做饭。结果，不是我父亲要吃什么保姆做什么，而是保姆做什么我父亲吃什么。所以从这点看，他在生活细节上是很不在意的。我家住的房子是所里的老宿舍，80年代科学院自己盖的，把两个两室打通后成了四室。本来所里跟我谈过希望父亲去住大一点的房子，可他说，住那么大地儿还得打扫嘛。我们的房子沿街，我就说您看这房子多吵啊！他说不吵还睡不着觉呢。我说您是院士，可以住科学院条件好点儿的房子。父亲说不行，我这儿离所里近，工作方便，住那么老远，车还得来接我，不是明摆着给人找麻烦吗？
后来我们几个子女各自成家，出去独立生活了，都不在他身边。我大姐一家文革中先搬到四川，再搬到江苏，前年才从徐州搬回北京。二姐从科学院计算机所调到山西后，又调到安徽省电子研究所，后来又随女儿去美国定居。我弟弟下乡时去了酒仙桥农场，改革开放后，他才搞了公司，又搞了饭店。我父亲从来没有为我们想过什么，他说过，我也是自个儿闯。的确，父亲只上过中学，是中科院惟一没有大学文凭的院士。他仅在高等学府里进修过两次，一次是1933年到北大进修普通地质学和地层学，再一次是1939年，到协和医学院解剖系进修了一年的《格氏解剖学》。当时他在白大褂的兜里经常装着人手腕的骨骼，没事就摸摸，分辨是哪块骨骼，猜对了就放到另一侧的兜里，错了就重摸。后来就能摸出哪是左手的哪是右手的，这是他下功夫的一种表现。
父亲在时，家里几乎天天有客人来。两年前他第一次生病以后，他的一个朋友怕影响他休息，把一张“请勿打扰”的纸条贴在门上。他看见后给撕下来了，说：“我不就一老百姓吗，哪儿这么大谱？谁来我都一样。”他还跟我说，你就应该把这撕了。我父亲虽然眼睛不好，但耳朵特别好。我们在外面一说点什么他都能听见，他在书房，门一动，来人了，他就听见了，我再挡驾也白搭。他老说，做人得把自己放得最低，你自己老觉得了不起，人家不吃你这一套，人家评价你，不是你自己要求怎么样，人家就评价你怎么样。对你评价高，是人家对你看得高，不是你自己有多高。所以他在一本自传体的书《悠长的岁月》中写道：“曾经帮助过我的、支持过我的人，反对过我的人，都是我的老师。反对过我的人我得琢磨琢磨，我哪些地方做错了，他们都是我的良师益友，我都要给他们深深地鞠上一躬。”
扶助了父亲一生
我们的老家在河北玉田县邢家坞，由于生活困难，在父亲很小的时候，我的祖父贾连弟就到北京谋生，在英美烟草公司做广告职员。父亲识字的启蒙老师是我的祖母戴明，她虽没念过书，但聪慧明理。祖母的家教极严，常给父亲讲“精忠报国”的故事，教导父亲为人要行得正，立得直。父亲7岁时，祖母便送他去读私塾，打下了扎实的国文功底。
在北京工作的祖父，每月能给家里寄些银元，这在我们老家算富裕了。但祖母仍让父亲穿粗布衣裤，和别人家的孩子一样，背上筐篓去拾柴火，她不在乎拾多少，就是不能让他比别的孩子有优越感。
父亲12岁那年，我祖母对祖父说，这孩子必须得让他读书。这样父亲就被祖父接到北京来，在汇文小学读书。父亲在老家没接触过阿拉伯数字，因此数学跟不上，他休学一年，请了家教专门补数学。到了高小时，转到汇文中学。
父亲读到高中毕业，家里没钱供他上大学了。他21岁时，在老家由父母做主，与和他同岁的农家女王栖桐结了婚。此前，父亲在北京读书，接受了新思想，对这门旧式婚姻持反对态度。但经不住祖母的再三苦劝，他只好听从了家里。我的母亲王栖桐是个普通的中国农村妇女，没有文化，可她善良、厚道、待人热诚。她用自己的一生，担负起照顾公婆和养育儿女的重担。父亲长期奔波在外，根本顾不上家，家里的大事小情，全由她一个人不声不响地撑着，长年累月，无怨无悔。
50年代，我的生母把我的祖父养老送终后，自己不幸得了肝病，常常吃不下饭，但她还硬挺着照顾我的祖母和我们姐弟四个。1956年，在我9岁时，她的病情突然恶化，经诊断，已是肝癌晚期。弥留之际，她最放心不下的，是我父亲日后的生活，还有年迈的祖母跟四个儿女。据父亲讲，母亲临终时，她的脸颊淌着两行泪水，她是带着对亲人的依恋溘然而去的。
那一年父亲去天津办事，结识了我的继母夏景修。她当时在一家书局里工作，后来便跟我父亲上北京来了。他们结婚时，我们都没去。听父亲回忆，婚礼十分简单，跟我生母的婚礼一样，请的人有限，没有大操大办。继母当过小学历史教员，会写会算，对我父亲在文字上很有帮助，他们在一起共同生活了近半个世纪。
嫁给父亲后，继母舍弃了自己的职业，当了父亲的贤内助，帮他抄抄写写。尤其到了晚年，父亲想吃什么，她就给做什么，从生活上无微不至地照料着父亲。但她自己生活节俭，我们给她买的新衣服，她从来不舍得穿。直到她去世后，我们一翻柜子，发现里面全是新衣服。
继母是1993年9月2日去世的。这日子我记得特清晰，因为她病危时，正赶上第七届全运会开幕前夕，国家体委邀请我父亲，在周口店点燃“文明之火”的火种。8月26日，我陪父亲去了，由父亲点燃的火种，一站一站传递到天安门广场，传到了江泽民总书记的手中……我把陪父亲点燃圣火的消息，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病榻上的继母，她听了，脸上露出了笑意。一周后，享年79岁的她离开了我们。令父亲欣慰的是，在继母最后的日子里，儿女们像对待生母一样侍候在她的床前。
我们姐弟四人都是生母所生，继母没有小孩。可以说，我父亲的前半生是由生母照料的，后半生则是由继母照料的，两位母亲都对我父亲付出了许多。她们的区别在于，生母把精力放在家庭和子女上，继母则放在父亲的事业上。为了爱，为了父亲，她们都奉献出了自己。所以我认为，我的两位母亲，都是同样平凡而伟大的女性。
魂牵梦萦的地方
父亲此生，可以说是为考古而生。他于1931年考进中国地质调查所，分配在新生代研究室做了一名练习生后，这辈子就跟考古结下了终身之缘。在所有参加过“北京人”遗址发掘和研究的中外科学家中，他在周口店呆的时间最长。70个春秋，风风雨雨，父亲经历了现代中国考古事业迄今为止的全部发展历程。
在漫长的岁月里，父亲写了20册书、456篇文章，并参加过丁村遗址、西侯度文化、萨拉乌苏和峙峪文化、许家窑人遗址、蓝田人遗址的研究。他通过自学成材，成就了从高中生到院士的传奇人生，被公认为大师。1995年，87岁的父亲被选为美国世界探险中心会员，可他说，我现在连小板凳也上不去了，怎么能和宇航员相提并论呢？美国人说，你一生钻过300个山洞，没人能和你比。而父亲将自己的成就归功于他的老前辈，他说：“我这一辈子非常幸运，当年一进地质调查所就能在国内外著名的学者像步达生、魏敦瑞、德日进、杨钟健、裴文中等手下工作，还遇到了翁文灏这样的好领导。”
父亲说，要是没有这些老科学家，我根本起不来，他们待人非常谦和，培养我，帮助我，对我严格要求。像法国古脊椎动物学家德日进，建议父亲写文章，用英文写，文章写成后，德日进给他改了好多，几乎五分之四都给他改了，署名还是贾兰坡。父亲把他当年用德国老相机拍下的先师和挚友的四张黑白摄影工作照镶在镜框中，挂在家里小客厅的墙上。他说，我每遇到挫折，就看看他们，回忆回忆他们帮助我的情景，从中能得到很大的鼓舞。
父亲尊师重道，他愿意扶持年轻人，在90岁高龄时他还带研究生。他还认为周口店不应该再挖掘了，应该给年轻人留着，他们思想比较活跃，掌握的技术比较先进。父亲给自己的书房起名为“半生斋”，意为自己还远远没学到家。
父亲晚年时，曾跟我说起过他今生有五大心愿：一是能见到已经遗失的“北京人”头盖骨；二是要保护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将它建成青少年科普基地；三是希望考古研究后继有人；四是启动绿色长城环境保护系统工程；五是身后将骨灰埋在周口店遗址。
“北京人”头盖骨是1941年底，在从国内往美国转移的过程中遗失的。自那以后，父亲就没停止过找寻。我想，“北京人”头盖骨的得而复失，是他今生今世最大的疼痛。1999年，父亲与中科院14位院士联名发表公开信，大声疾呼：“随着多数当事人和知情人的谢世或年逾古稀，我们寻找丢失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的希望也愈来愈急切。它们在世纪中叶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中惨遭遗失，而在人类将告别这个世纪的时候，它们仍然不能重见天日，即便是它们已经毁于战火，我们也应该努力找到一个确切的下落。否则，我们又将如何面对后人……”
让父亲聊以自慰的，是他90岁生日时，为倡导国家的环境保护，他与于光远、钱学森、周光召等著名科学家共同发起的“中国绿色长城系统工程”目前已开始启动，作为筹委会的一员，作为他的儿子，我要接替父亲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父亲生前总爱说：“没有周口店，就没有我贾兰坡。”今天，父亲叶落归根，如愿以偿地去了周口店，父亲是把那里当做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曾小琴摘自《做人与处世》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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