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乔木是在1941年的秋天。我从华北根据地回到延安，参加整风，列席毛主席主持召开的九月政治局会议。乔木是那年春天到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他和王首道同志担任会议记录。他不到30岁，一介书生，清秀文雅。在会上埋头做记录，并不说话。大家叫他乔木，前面加上“胡”的本姓，是1945年到重庆谈判以后的事。
政治局会议从9月10日开起，开到10月下旬才完。主要是总结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前这一段党的历史，着重解决遵义会议没有解决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问题，在党内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从根本上清算王明的第三次“左”倾路线。九月会议前后，印发了《六大以来》。先是散页，一篇一篇发下来看，后来装订成很厚的本本。
当时我就听说，乔木同志是主席编辑《六大以来》的主要助手。乔木对这一段历史没有多少切身体验。但是，他能够把搜集来的一大堆文件，整理，挑选，很快理出头绪，编辑成书，使人读了，对党的历史的来龙去脉看得清楚，对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一目了然。这的确要有点本事。这件事办得好，主席喜欢他，大家也看重他。
乔木博闻强记，外文好，古文也好，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有基础，到毛主席身边后，接触许多重要的政治事务，并不断受到主席的指点教育，他对党的历史的了解、对马列主义的了解及他的文字能力，自然就高人一头。因此，在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起草的过程中，他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虽然那时乔木在党内不过是一个年轻后辈。据我所知，在弼时同志起草的决议稿的基础上，乔木改写过一个稿子；最后毛主席在闻天同志改写过的稿子上亲自修改，乔木又从旁帮忙，把主席的不少重要思想用恰当的文辞表达出来。1945年4月历史决议正式通过，在中央委员会里，就都知道我们党内有乔木这样一个人才了。到1951年党成立30周年时，要为中央写一篇讲述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文章，这任务自然就落到乔木的头上。这篇长文他只花了不到一个星期就写成了。乔木对党的30年的历史早已成竹在胸，当然可以一挥而就。主席看了十分满意，说不要作为中央领导人的讲话稿了，就以“胡乔木”署名发表。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用个人名义发表，并不是胡乔木自己要逞英雄，完全是毛主席决定的。时在建国初期，效果极好。共产党有胡乔木这样一位了不起的大笔杆子，连反对我们的人都不得不佩服。
1948年5月，我们又在西柏坡重逢。这时毛主席委以重任，要他主持新华社工作。他文思敏捷，下笔快，写了许多社论、评论和新闻，用笔杆子有力地配合了枪杆子。毛主席夸奖说：靠乔木，有饭吃。
进城后，毛主席要乔木当新闻总署署长，倚重他管新华社、《人民日报》，掌握好舆论工具。他当中宣部副部长，主要管的也是新闻。1956年毛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后，又要乔木出马，领导《人民日报》改版。在乔木主持下《人民日报》换了一付面孔，摆脱了苏联《真理报》的教条习气，办得生动活泼，把坚持党性原则和反映人民群众意愿结合得比较好。乔木笔很勤，重要社论亲自动手，还带头写杂文。副刊办得很耐读。对那一段的报纸，我听毛主席说过，他是很满意的。
从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我同乔木都在主席左右。他的最重要的贡献还不仅在新闻，而在党和国家许多重要文件的起草和修改。在这些重要工作中，乔木同志是主要执笔者之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通过的《共同纲领》，是毛主席主持下，同各民主党派反复协商制定的。乔木是这个临时宪法的主要起草人。1954年起草我国第一部宪法，乔木带领田家英等人，同毛主席一起住在杭州刘庄，在主席主持下搞了几个月。在这之前，还有一个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内团结的决议，也是乔木写的。那时少奇、恩来、小平同志在北京，先搞了一个初稿，由我送到杭州。主席看后讲了很多重要意见，让乔木动手改，许多地方都做了重大修改。那一段时间我在北京、杭州之间传递信息，差不多每星期来回一趟。到宪法草案写出来以后，政治局常委都到杭州来讨论定稿。对写出这样一部国家的根本大法，大家精神都很振奋。
1956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完成了三大改造，开始社会主义建设。年初，中央召开知识分子会议，总理在会上做报告，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号召“向科学进军”。这个报告是乔木同志写的，当然是根据中央和总理的意见。年中，准备召开八大，开始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乔木同志协助主席和少奇同志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等文件，费尽了心血。乔木在八大当选中央委员，当了书记处候补书记，成为领导集体中新的一员。年底，针对苏共二十大以后出现的反共浪潮和思想混乱，乔木同志根据中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执笔写成《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积极和深远影响的文章。
乔木直接参与的、对中苏关系和国际共运产生影响的重大事件，是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1957年11月初，毛主席亲自率领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随后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接着召开的6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我和乔木都是代表团成员。在我们赴莫斯科前大约一个星期，苏共中央发来一个《莫斯科宣言》的稿子，准备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讨论通过。乔木看了这个稿子，觉得问题不小，立即向主席汇报，说非改不可。主席把小平同志找来问，小平也认为一定要改。于是就叫乔木动手。时间已经十分紧迫。乔木真是快手，只不过两天工夫，我就收到他送过来的改稿。他对前面三部分做了很大调整，第四部分几乎重新写过。他把原稿剪成二十来块，按照我们的逻辑重新组合，同时做了很多实质性的修改，整段整段增加的有十多处。我印象深的，有关于正确处理同社会党的关系，关于和平过渡等问题。乔木修改过的稿子，经主席看过，由我交翻译组阎明复、赵仲元、李越然等同志连夜赶译成俄文，交给苏方。到莫斯科后双方讨论，苏联方面说不出什么意见。乔木执笔做的重要修改，后来大多被正式发表的宣言所采用。
在一系列国际国内重大事件中，乔木的敏锐和坚定，我是很佩服的。他文思的敏捷，文辞的犀利洗练，更是许多搞文字工作的人难以企及的。他有独立见解，并敢于向毛主席提出不同意见，甚至同主席争论，这也是没有多少人能做到的。而快慰和苦恼也常常由此而来。
1959年庐山会议，乔木赞成“成绩讲够，问题讲透，前途光明”的指导思想，对印发彭德怀同志的信，把会议的方向根本改变是有意见的。后期要他起草决议，他不赞成把彭德怀等同志的问题说成是反党集团。他晚上来找我谈过，说无论如何不能写成反党集团啊。但没有办法，只能服从。1961年他两度到湖南调查，深入到了毛主席的老家韶山，如实地向毛主席反映了农村人民公社存在的严重问题。主席采纳他和其他同志的意见，在农业六十条中，把办公共食堂这一条实际上取消了。在他那个位置上，有许多事情确实也很难办。庐山会议后期，少奇同志同他有个谈话，意思是还要写一个反对“左”的文件。他在当时的空气下，不敢去跟主席说。武昌会议要公布粮食生产数字。这个数字水分较大，陈云同志主张不公布，要他转告主席，他也不敢去跟主席说。三年困难时期，“左”倾的毛病暴露无遗。毛主席怪乔木：为什么不跟我说（副主席的话你有什么权利不报告）平心而论，那时就是报告了，恐怕也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乔木受批评后，有点想不通，加之长期劳累，身体本来就弱，结果他的神经衰弱症越来越重，只能长期休养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就被关起来。他不知道我到哪里去了，我也不知道他后来的日子是怎么过的。一晃十多年，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才重逢。他不无幽默地告诉我“文化大革命”他是被“冷藏”起来了。
80年代初，乔木在书记处，我在军委，十二大以后，我们又都进了中央政治局，工作上的往来很多，互相了解也更深了。乔木参加了中央领导集体的重大决策，对拨乱反正，解放思想，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党的基本路线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都做出了贡献。他被誉为“党内第一支笔”。他的主要工作，依然是为中央起草重要文件。
随着乔木同志文集的出版，现在大家都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叶剑英同志国庆30周年的讲话，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十二大的党章，十二大的政治报告，1982年的宪法，这些带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献，都是乔木同志在中央领导下起草和修改完成的。他善于领会和贯彻小平同志和陈云等同志的指示，也善于吸收和概括大家的意见。后来，在我们这些老人中间无形中形成了一个习惯，重要一点的东西，拿出去之前总要请乔木过目把关才放心。乔木也总是来者不拒，尽心尽力。
乔木主管思想理论这一特别复杂的战线，在反倾向斗争的掌握上，我觉得是好的，是比较得当的。
1992年9月中旬，正当十四大快要召开的时候，我听到乔木病危的消息，赶到医院去看他。但我去时，他已经说不出话来，只能用目光交流感情。我没能听到他最后的嘱托，这是憾事。但我想，他的思想，他的感情，他的期望，都已经流泻在他毕生写作的不计其数的文字之中了。这些文字写上他个人名字的只是一小部分，大量的是用了党和国家的名义。他个人已经同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融为一体了。这是一个终生用笔来为人民服务的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也是我们最应该学习乔木同志的地方。
（摘自《追忆领袖战友同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定价：21.00元。社址：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1号，邮编：100017，本刊摘编时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