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吉县，黄河壶口的一个省级贫困县。
2000年底，这个小县成为人们瞩目的焦点。吸引人们注意的不是英雄壮举，而是一场大规模的贿选。
随着人大地位的提高，在地方基层选举活动中，开始出现贿赂选举的暗流，其一大特点是：贿赂目标绝大部分是农民代表。
补选县长之前，副县长断然决定：向人大代表“购买”选票。被他选中的39位县人大代表都是农民，当场拒绝的只有一位。
2000年12月28日，吉县12届人大根据县委的建议，决定于2001年1月12日补选县长。
上级党委和与会代表看好的人选只有一个：代县长原学义。
原学义本来在临汾地区?现改为地级临汾市?一个直属机关任职。2000年上半年临汾地区公开选拔正处级干部，原学义脱颖而出，走马吉县，任代县长一职，已有8个月。
补选县长，很多人众口一词：原学义脱掉“代”字帽的时候到了。
谁也没有料到，副县长姜建仲竟然瞄准了县长的位子。
一位知情人称，姜建仲很精明，他晓得原学义是上级党委看好的县长人选。要想砍掉自己职务名称前的“副”字，只有依靠选举。但是，原学义在代表中呼声甚高，自己根本就没有胜出的把握。怎么办？惟一的途径是：拉票。
2000年12月28日当晚，姜建仲约县政府办公室司机冯建忠、冯爱忠“到家中有事相商”。密谋的决定是：由“二冯”出面，给每一位代表送现金500元。姜建仲嘱咐“二冯”：告诉代表们，我是本县人，走不了，当副县长时办不成的事，当了县长就可以办到。
姜建仲掏出一沓儿名片和一张纸。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他挑中的县人大代表的名字：“让代表们看清楚我的名字，别写错了。”
一起罕见的“谋正”贿选案出笼了。
2000年12月29日，姜建仲将39位代表的名单，以及分别装有500元现金的39个信封，交给冯建忠、冯爱忠二人。
次日，“二冯”驾车直奔川东窑渠、屯里等乡镇。
车在窑渠乡政府旁边停下，街道边的玉鑫酒店是他们的目的地之一。酒店的主人陈玉叶，窑渠乡窑头村人，1998年4月26日当选为县人大代表。
52岁的陈玉叶对记者追叙当时情景的时候，脸上“写”满尴尬、愧疚和无可奈何。
“这是谁的家？”
“二冯”问陈玉叶的女儿。
“我的家，我妈姓陈，叫陈玉叶。”
“你妈是县人大代表？”
“是呀。”
陈玉叶的女儿有些不解。她的母亲走出店门。
“这回选县长，知道选谁吗？”
“二冯”站在屋里直奔主题。
“选原学义。”
陈玉叶说，乡里早就跟代表打了招呼，他们也认为原学义是当之无愧的县长人选。
“不！应该选姜建仲副县长。他是本乡本土的人。那个代县长是外地人，你们连面都没有见过，干吗要选他？”
“二冯”接着问：“会写字吗？”
他们掏出笔，写了三个字：姜建仲。
“就照这样写，别弄错了。”
话毕，冯建忠掏出一沓儿钱，往陈玉叶口袋里一塞。
“这是姜县长的一点儿意思。”
陈玉叶还没有反应过来，“二冯”转身就走了。陈玉叶撵了出去，“二冯”的车一路尘烟，跑了。
“妈，人家给你送钱啦？”
陈玉叶紧张地打断女儿：“别胡说。”
当晚，陈玉叶来到窑渠乡代表团团长家中，战战兢兢地问：“姜建仲副县长怎么样？”团长回答说：“挺实在的。”
陈玉叶又问：“这次选县长会不会出问题？”团长肯定地说不会的。
陈玉叶没有再多说，忐忑不安地回了家。
陈玉叶对记者坦陈自己彼时的心情：
“我不敢讲姜建仲派人给我送了钱。我也不知道人家姜建仲势力有多大，不敢得罪。”
从2000年12月30日至2001年1月2日，“二冯”将39个信封里的钱，分别送给姜建仲指定的39位代表。
据临汾市一位知情的干部介绍，多数代表和陈玉叶一样，或者不明不白地或者半推半就地收受了姜建仲的“黑钱”。
只有一个抗争的代表？
面对姜建仲的“黑钱”，也有代表当场拒绝。这位代表就是窑渠乡回宫村党支部书记钟声。
46岁的钟声20年来一直“主政”只有500来人的回宫村，连续三届当选县人大代表。
他对记者说：“我从1989年开始佩带代表证，12年来，每年都去县里开人代会，我知道选举是关乎民主的大事情。”
说起2000年12月30日“二冯”送钱的事，钟声有些气呼呼的：
“那天，天快黑了，有人招呼我，说县上来人了。车子停在村小学门口。我请他们进屋说话。他们不干，拉我进车。我被搞得稀里糊涂的。进车后，他们问我觉得姜建仲副县长怎么样？我说挺好。他们说那就选他当县长。他们把钱塞进我兜里。我心里慌慌的，感觉不正常。选举就选举，怎么能给钱，这不是买吗？”
“我是三届人大代表、党员，钱我不要！”钟声把钱还给了冯爱忠。
“二冯”很难堪。冯爱忠第二次把钱塞给钟声：“你先收着，不要，你自己送给姜县长。”
“二冯”急急地要走。钟声猛力拉开车门，一把将钱砸进车厢。
“二冯”悻悻而归。
在吉县，虽然一些部门的负责人反复强调“不少代表拒绝了贿赂”，但他们能够说出名字的只有钟声一人。包括钟声在内，一些接受记者采访的人大代表只知道谁谁谁收了钱，而说不出谁谁谁没收钱。
在吉县检察院，记者看到吉县县委、县政府的一份请示：给山西省检察院临汾分院以及吉县检察院的办案检察官记功。这份请示中有两句与数字相关的话：
在姜建仲家中搜出9个信封；
还有500元没有送出。
按照每个信封500元，共4500元。另外没有送出的500元，是否钟声拒绝的那一份？有关部门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一位县城内的出租车司机说：“花钱买选票，这么大的丑事（像钟声那样的代表为什么不多几个？）”
尽管当场拒绝黑金贿赂的代表不是很多，姜建仲“黑金贿选”一事，还是很快败露了。
2001年1月2日，人代会上，有几个代表婉转地提出：有人想做大文章。
同时，吉县检察院、县委陆续接到一些匿名举报：有人要在选举中搞小动作。
两天后的凌晨4点，初步掌握证据的检察机关传唤了姜建仲。姜建仲从温暖的被窝里爬起的时候，9个信封被检察官们发现。
吉县检察院院长史红波说：“姜建仲毫不抵赖。”
姜建仲面对办案的检察官提出三个要求：请市委免去他的职务；请新闻记者公开曝光，以儆效尤；有可能的话，保留他的党籍。
姜建仲说，选择贿选这个下下之策，有两个方面的考虑：好好干些事；47岁了，时不我待。回头想想自己的行为，很荒唐，对不起共产党对自己的培养。
据了解，姜建仲的父母是河南南阳人，早年逃荒到了吉县东城乡。高中毕业后，家境贫寒的姜建仲参军入伍，12年间，入了党，提了干。转业回家乡后，历任乡人武部部长、副乡长、书记等职。姜建仲的一位老领导对他的评价是：工作热情高，肯干，但是能力一般，没有什么点子，有勇无谋。
既然如此，1998年吉县县政府换届选举时，姜建仲又是怎么当选副县长的？
姜建仲昔日的老同事、老领导对记者交了个底。
姜建仲本来不是副县长的候选人，县委安排一位农工部部长为候选人，可是，由于一些人的疏忽，计划泡汤。于是，候选人空缺一个。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候选人的产生有两种：一是党委部门指定；二是10人以上的代表联合提名。
姜建仲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被代表联名推选为候选人。和他一样情况的还有两人。经过动员，这两个候选人退出了竞选。正要找姜建仲，姜建仲不见了。手机关了，传呼不回，电话拨到他家，说不在家。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姜建仲“捡”了个副县长。姜建仲的这位老领导说：“后来听说，他成为候选人，是经过贿选的，给推荐他的人每人发了一件20元的衬衫。一来，没有证据；二来，木已成舟，就没有追究下去了。”
“不管出于什么考虑，作为县人大代表，面对贿金，没有采取坚决的抵制，是错误的。起码是愧对人大代表这个头衔的。因为，人大代表，不仅仅是荣誉，更是责任和权利。在姜建仲贿选案中，姜建仲选择贿赂的人大代表几乎都是农民。姜建仲为什么单挑农民？换句话说，为什么农民代表容易接受贿赂？”
山西省委党校一位教授说：“搞清这个问题，对推进中国县乡的民主进程，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有意义的。”
临汾市纪委副书记、市人大副主任师如江说：“部分农民代表素质相对比较低。”
原吉县县委一位负责人说：“吉县的经济条件非常落后，一些农民500块钱就能过个年。一些农民代表并不了解候选人，觉得选谁都是一样。在这个前提下，贿选就比较容易被接受。”
吉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孙勤学说：“‘姜建仲事件’后，我们人大在开会时提出‘代表素质’问题。1998年我们以乡镇为单位，组织学习《代表法》，诸如此类，搞了些活动，但这两年没有大规模地搞，对代表的教育不够。”
有关人士指出，姜建仲即将被批捕，并不意味着事件的平息，关注“姜建仲贿选事件”暴露出的基层民主和人大制度等等问题，更有意义。
在县乡人大机构，已经发生的贿选事件，大多和农民代表有关，问题真的在于贫穷？
此时关押在看守所的原吉县副县长姜建仲，固执地认为贿选的失败，是“政治斗争”的失败。
把贿赂目标锁定在农民代表身上，姜建仲相信他的这步棋没有错。
事实似乎也印证了他的正确：39位面对黑金的农民代表，只有一位当场拒绝。
“有的农民代表没有果敢地把钱扔掉，并非因为他们贪图那个装着500元的信封。”采访中，吉县很多人都这么说。
“的确如此，但——”一位曾在吉县工作过将近10年的领导不无遗憾地摊摊手，“这样的很少，贪图500元贿金的应该是多数。”
他的理由是：吉县是省级贫困县，500元完全能让一个农民过个丰盛的春节。
权威人士说，不仅仅是吉县，中国其他一些存在贿选行为的县市，也常选择农民代表为贿赂对象，“因为他们贫穷”。
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组副局长蔡定剑相信，吉县的贿选是和贫穷联系在一起的。蔡定剑说：“500元已经够多了。有些地方，一盒烟、一件衬衫，就能收买农民代表手中的选票。”
事例之一：江苏江堰市一企业主陆欣荣，给所在乡每个村的村长、村支书一人一套茶具，顺利当选为副乡长。
事例之二：重庆綦江县一乡镇规划建设管理所原所长杨宗立，为达到当选副镇长的目的，专程购买了50余把折叠伞送给人大代表，有些农民代表面对一把伞当即表示投票时予以“关照”。
……
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指出：最近几年，农民代表由于贫穷而出卖手中神圣的选票的例子很多，但贫穷只是一个方面。
这是王贵秀对于提高农民代表素质的基本观点。
为了解释这个观点，王贵秀把时间推移到40年代的延安：
“那时候，农民用黄豆选举。每个碗代表一个候选人，谁碗里的黄豆多，谁当选。今天的农民代表很少有不会写字的，怎么不能完成选举，而被金钱收买呢？”
一些专家还指出，为什么一些农村在选村长时那么认真？是因为他们了解候选人，他们的利益和被选举者息息相关。
王贵秀说，应该像选村长一样，让代表在民主实践中提高素质。
（摘自《黑色忧患》，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4月版，定价：20.00元。社址：北京西城区前海西街17号，邮编：10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