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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漫画化”的“蒋介石真相”

2002-05-10 09:32:00 来源:书摘 雷颐 我有话说

在风起云涌的中国现代史上,蒋介石无疑是最为重要、复杂的“风云人物”之一,如果对蒋介石没有深入研究,对中国现代史的理解也就不会十分深刻。但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蒋氏始终是一个被高度“漫画化”的政治符号,而缺乏客观、深入的研究。现在,那一段政治风云已经淡去,对他进行“去漫画化”的学术研究,已成深化中国现代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杨天石所著《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出版?,便是这方面最重要的研究成果。
  
  在这部近50万字的著作中,杨天石以大量未刊日记和难得一见的原始档案为基础,对蒋的方方面面都做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如“中山舰事件”的真相,蒋介石与胡汉民的关系,奉蒋谈判与奉系出关,抗日战争时期对日谋略,和李宗仁的矛盾……但我最感兴趣的,却不是这些重大政治事件,而是他的早年日记所反映出的内心世界“天理”与“人欲”的激烈交战、煎熬,最终“理”战胜“欲”的痛苦;是他在左右之间的踯躅徘徊、反复思量权衡,最终选择反俄反共道路的复杂过程。说起来,这部早年日记的保存与发现过程也颇有些传奇色彩。20世纪30年代,蒋氏将此日记与其他一些文档交与他的老师和秘书毛思诚保存。毛将此存放宁波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的后人将这部分资料秘藏起来,但“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的红卫兵发现,辗转上交,“文革”后落实政策,毛氏后人将其捐献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
  
  所谓“早年”,是指从1919年到1926年,蒋氏33岁到40岁之间。正是在这期间,他从在政治上开始崭露头角但仍不脱上海滩“小混混”色彩,日渐成为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或许开始并未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权倾一时的“党国要人”,所以此时的日记格外真实,从1919年到20年代初,日记中充满了荒唐放荡与自责克制的矛盾。如1919年10月初他下决心:“以后禁入花街为狎邪之行。其能乎,请试之!”“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世人可以醒悟矣!”但10月15日又记道:“下午,出外冶游数次,甚矣,恶习之难改也。”其后几个月,日记中充满自责,也确无“不良记录”。但1920年初,他又无法控制自己的欲念,1月15、18日分别记有:“晚,外出游荡,身分不知堕落于何地!”“上午,外出冶游,又为不规则之行。回寓次,大发脾气,无中生有,自讨烦恼也。”直到夏天前的日记屡有:“迩日好游荡,何法以制之?”“晚,又作冶游,以后夜间无正事,不许出门。”“晚,游思又起,幸未若何!”这年夏天,他遇到旧友,言谈中感到别人对自己的不屑、痛感自己为人所鄙,在8月7日的日记中云:“世间最下流而耻垢者,惟好色一事。如何能打破此关,则茫茫尘海中,无若我之高尚人格者,尚何为众所鄙之虞!”9日则记道:“吾人为狎邪行,是自入火坑也,焉得不燔死!”以后的日记仍有大量的“理”“欲”交战的记录,但此时已基本是只有“邪念”而无“邪行”了。他写道:“我之好名贪色,以一澹字药之。”“见姝心动,这种心理可丑。此时若不立志奋强,窒息一切欲念,将何以自拔哉!”“欲立业,先立品;欲立品,先立志;欲立志,先绝欲。”“荡心不绝,何以养身?何以抱国?”……可以说,在“戒色”方面他已取得成功。
  
  在日记中,“人欲”与“天理”的冲突,表现得淋漓尽致,而重要的政治人物的这种这方面的“真面目”更是至为难得,甚至可说绝无仅有。倘有意深究者,大可从“心理分析”的角度作另一种研究。
  
  蒋氏“戒欲”的成功,当然是由于自己的毅力与决心,但与外在环境的变化似也不无关系,即随着政治地位的提高和自己所起作用越来越重要,政治自然渐渐成为他关注的焦点。
  
  日记表明,他在五四以后把“研究新思潮”作为自己的学课,从1919年到1926年,他最常看的杂志是《新青年》,其次是《新潮》,而其他期刊则很少提及。同时,他对社会主义学说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1923年后,他对了解马克思主义投入了相当的精力,日记总有“看马克思经济学说”“看马克思学说”“看《马克思学说概要》”“看《共产党宣言》”……这类记载。看完《马克思学说概要》后他的感受是“颇觉有味。上半部看不懂,厌弃而去者再。看至下半部,则多玄悟,手不忍释矣?”又一则记道:“看马克思学说。下午,复看之。久久领略真味,不忍掩卷。”不久,他对俄苏革命的兴趣大增,曾一度自学俄语,多次阅读《列宁丛书》并屡有好评:“其言劳农会与赤卫军之组织与新牺牲之价值,帝国主义破产之原因,甚细密也。”“其言权力与联合民众为革命之必要,又言联合民众,以友谊的感化与训练为必要的手段,皆经验之谈也。”值得玩味的是,从亲俄的1923年到早已反苏反共的1931年底,他对《俄国革命史》一书的兴趣始终不减,认为“甚觉有益也”。正如杨天石所说:“蒋介石后来虽然反苏反共,但是,在他的统治术中,仍然有不少来自苏俄的东西。”1923年8月到11月,蒋介石被孙中山派往俄国实地考察,从日记看他对俄苏有褒有贬,起初是褒多于贬,后来是贬多于褒,他对“共产国际”尤为不满。12月中旬他回到上海即回家乡,在孙中山催促下才寄出游俄报告。在翌年春他致廖仲恺的信中写道:“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对中国之惟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所谓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于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有如此思想基础,在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内左右两派斗争日趋激烈,在现实利害的权衡取舍中,蒋氏最终选择反苏、反共之途,就不难理解了。
  
  对蒋介石这样非常“敏感”的政治人物,现在不仅已可进行实事求是的学术研究,而且还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设立的“华夏英才基金”的支持,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时代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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