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文元教授告诉我们，要回答中国为什么率先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的基本战略，就必须探讨21世纪中国发展所面对的严重挑战。在新的千年中我国将面临六大挑战：
第一个挑战：人口三大高峰的巨大压力。三大高峰首先指的是人口总量。专家们预测，我国人口大约在2040年后会达到15亿至16亿。其次是劳动就业人口的高峰。一方面，人口总量的增加要求就业比例不断加大，另一方面，在现代化建设中占全国70％的农村人口有相当一部分变成城市人口，他们也需要政府提供就业机会。第三是人口老龄化高峰。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人口中60岁以上者已经占了10％以上。按照国际惯例，这样的人口比例已经提前进入老龄社会。世界上进入老龄社会国家的状况基本上是人均GDP在8000美元以上，但中国还只有800美元时就提早进入了老龄社会。进入老龄化社会就意味着社会抚养的能力必须提高。以上人口三大高峰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现在，这一挑战已经从交通运输、住房、就业及社会治安等方面反映了出来。
第二个挑战：自然资源的超常利用。目前，中国正处于高速发展期，每年都按照7％、8％的增长速度前进。这种前进是以什么来换取的呢？有人说是靠扩大内需，扩大内需的最终结果还不是生产的产品不断增加吗？产品的增加就意味着自然资源的消耗。现在，水资源、矿产资源以及其他相应的资源都在超常利用，实际上是在把子孙后代的资源提前支出了。
第三个挑战：生态环境质量倒Ｕ形的逆转。根据全世界发展的规律，人均财富开始增加时，环境质量是被破坏的、是恶化的，到了一定程度，即到达某个临界点之后，随着人均财富的继续增长，环境质量开始好转和总体优化，这样恰好形成一个倒Ｕ形曲线。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不可能不触动自然，不可能不消耗资源，在触动自然和消耗资源的情况下，就必然释放出废弃物到地球上来。这种状况不仅中国，任何国家都是如此。根据世界银行的计算，美国是在人均GDP达到1.1万美元的时候，日本是在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的时候倒Ｕ型通过临界点进入环境好转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时的中国不承认有环境污染。当时，我国确实没有污染，因为发展水平很低，对自然的触动不大。后来发现不是没有，而是污染严重。现在，我们的环境质量仍然是整体恶化，局部好转，也就是说，环境恶化的总趋势还没有遏制住。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努力促进倒Ｕ形曲线的临界点降低和提前，不是到8000美元、1.1万美元时才好转，争取到4000美元时就能够好转。
第四个挑战：现代化进程的急速推进。我们要用50年的时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是一个非常艰巨、复杂、困难的任务。现代化进程是一种动态追击的过程，我们走，人家也在走，不会停下来等我们。这就需要加倍努力，用50年的时间，走过他们用100年到150年时间走过的路程。现代化进程的急速推进，就要发挥后发优势，跨越式地发展，真真正正地赶上现代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第五个挑战：城市化战略的优先发展。如果一个国家70％以上的人口还在农村，是不可能能称为现代化的。现在，我们国家采取了一些很积极的措施减少农民的负担。这个问题的真正解决在于提高生产力水平，使农民从传统的生产中解放出来，那就要实现城市化。如果只有20％的人在农村，那么所赖以生存的土地面积就相对集中了，农业的集约化、规模化、专业化生产就可以实施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水平也就随之提高了。城市化是使中国根本解决“三农”问题，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第六个挑战：区域不平衡的加剧。中央适时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实际上就是为了解决区域不平衡的问题。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是0.39。国际上大多认为基尼系数保持在0.2至0.3之间是健康的、合理的，而超过0.4就会出现一系列问题，社会就不稳定了，深层次、极端性的犯罪就出现了。现在，中央提出西部开发的战略是很适时的，区域不平衡加剧的问题必须在21世纪解决。
世界上国土面积大于700万平方公里以上的国家一共有6个，顺序是俄罗斯、加拿大、中国、美国、巴西、澳大利亚。用40余项指标对上述六个大国进行比较时发现，中国主要资源的人均数量以及环境、人口、生产能力等状况几乎均处于后列，这对发展是很不利的。例如：我国65％以上的国土面积是山地丘陵。西部几乎都是山地、丘陵和高原；33％的国土面积是干旱荒漠区；70％的国土面积每年遭受东亚季风的强烈影响，东亚季风如果来得顺当就风调雨顺，如果来得不适时，或者规模强度有异常，随之而来的不是洪灾就是旱灾。中国的自然灾害频率和强度在世界上是有名的。另外，还有55％的国土面积不适宜人类生存和生活；17％的国土面积构成了世界屋脊，这是全世界其他地方所没有的。最后，中国大陆的平均高度，就是把中国这块大陆弄成一个平台，是世界大陆平均高度即海拔平均高度的1.83倍。世界平均海拔高度是830米，中国是1470米。重心越高越不稳，这是最简单的物理学道理，而我国就是在这块土地上耕种、发展，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等等。我们为此所付出的成本要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数学模型的数据分析，中国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发展成本?特指基础设施建设成本?是1.25比1，也就是说在中国建设和发展需要比世界平均水平多出1／4，中国发展成本的难度系数大大高于世界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一方面发展成本比较高，一方面又必须发展，以便赶上中等发达国家，这就迫使我国必须选择一条正确的，即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如果说自然条件是我国发展不可避免的制约因素，那么，人类活动强度则是可以调控的。然而，中国的人类活动强度在世界上也是有名的。所谓人类活动强度指的是人类在生产生活中对自然的索取及对生态的干扰程度。中国人口多，开发历史长，几千年来一直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生产。
人类活动强度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引发自然灾害的频率不断增加。确定自然灾害频率有一个科学的规定，即按照灾害的强度及其造成的损失和影响确定标准，够标准就是一次。中国从1500年以前的隋朝到现在，这种灾害发生的频率已从年均1.8次增加到现在的3.9次。人类活动强度的另一个表现是每年搬动、运移岩石和土壤的数量。中国一年的总强度是381.7亿吨，平均每人每年33吨，而世界上每人每年的平均数是18吨。可见中国的人类活动强度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中国农民多，为提高复种指数，土地一年要翻三四次；二是全国各地都在进行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决策上失误引发的财富、资源、环境的损失。自然基础、人类活动强度和发展方向的选择，决定了我们在21世纪必须有一个合理的、科学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战略，这个战略只能是可持续发展战略。
抓住两条主线、明确三大判据、消除五个瓶颈
可持续发展的内涵简单地讲可以用二三五这几个数字来概括。“二”是指可持续发展贯彻两条核心的主线。第一条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统治自然，还是自然统治人？人本来就是自然界的产物，自然是母体，我们怎么能把自己的母体打倒呢？自然界好像一个非常精巧的机器，不要以为踢它一脚，它不理你，就可以再踢。我们常见的自动投币机，如果邮票是一毛钱出一张，投两分不出来，再投两分还不出来，等到投第五个两分的时候，邮票就出来了，前面投的不是不算数了，而是被“记录在案”了。自然界也是这样，你动它一下两下它不理你，等你动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就来一个总算账，不是不报，而是时候未到。过去我们在发展策略上曾经犯过不少错误，1958年大跃进时说什么“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呼喊什么“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非常豪迈、痛快。但痛快只在一时，最后是要受惩罚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必须是协同进化，自然在发展，人类也在发展，这两个发展过程应相互和谐，而且我们还必须认识到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南宋大诗人辛弃疾写过一首词，词中说：“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这就是人地和谐，人与自然互相平衡。现代人更应懂得善待自然，知道取之于自然的与还之于自然的要平衡。在可持续发展中有一条原则：只有当人对自然的索取与人对自然的回馈相平衡的时候，才能被承认是可持续发展。第二条主线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谓人与人的关系，是指利益集团与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现在，人们赖以生存的地球越来越小，就这么大空间，各种利益集团都存在，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成了突出问题。最近西方有一门新学问叫“妥协学”。过去我们强调的斗争哲学很偏激。实际上一个好的领导者必然是一个最好的妥协者。因为要实现整体利益最大化，就必须照顾各方面的利益，而不能只满足一方的利益，丧失另一方的利益。这就是通常所讲的双赢或者多赢的战略。既要获得，也要损失，然后来一个共建共享。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一定要遵循这两条主线，这两条主线抓住了，实际上也就掌握了可持续发展的灵魂。
所谓“三”是指衡量可持续发展的三大判据：发展、协调、持续。西方有人曾提出可持续发展就是先不要去发展。可是，如果不要发展，发展中国家怎么办呢？在布伦特莱报告的初稿提到这一观点时，我们国家非常强烈地提出：不要忘记发展，不能不去发展。当然，光有发展也不行，还要协调。协调就是不能以牺牲自然环境来换取发展。例如，前些年我国搞的“十五小”，经济上是赚了些钱，富裕了一些，但是，搞得水不能喝，疾病横行，超越了环境对它的支撑。再有是持续。持续是指不能只满足现时所需要的利益而不管后代。过去，甘肃有一种地叫“石子田”——要想种小麦，首先要在地面铺一层鹅卵石石子。爷爷这一辈挑石子铺地，累得要死要活，到父亲这一辈就长出庄稼来了，可到孙子这辈又不行了，还得重新挑石子铺地。人说累死爷爷，富死爹爹，穷死孙子，这就是没有持续性。持续性有一条规则：人均财富不能因为世代的更迭而下降。总之，衡量可持续发展的程度是以发展度、协调度、持续度这三个方面的综合结果去判定的。
所谓“五”是指可持续发展必须克服五大瓶颈。这五大瓶颈：一是人口的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之间的背离。也就是人口数量的加大与其所需的食物和其他享受的物质材料的生产不能匹配。二是对资源的生产价值和生态价值的认识不对称。过去使用资源只强调它的生产价值，没有或者忽略了它的生态价值。例如水，它可以发电，所有的工业都离不开水资源，这是它的生产价值。水还有它的生态价值。黄河为什么断流？上游把水用完了，河流维持生态平衡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水被剥夺了，当然要断流。再如森林，林木砍了可以做家具、做枕木、造纸、做电线杆……这是它的生产价值。它的生态价值是什么？吸收二氧化碳，放出氧气，使大气平衡，调节了气候，涵养了水源，这是它的生态价值。最近，联合国在非洲搞了一项实验，砍掉1英亩的森林，并将它用在燃料、造纸、家具等各方面，并将所获得的价值一项一项测算，最后算出1英亩能换3400美元。然后，又请一批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来算这1英亩森林通过固定二氧化碳，放出氧气和对地方气候调节所获得的价值，结果是能换4600美元。它的生态价值是生产价值的1.13倍。三是对环境容量的无偿占有。只要不加规范，任何企业都不愿在产品中加入治理污染的成本，这就是无偿占有。如果对环境容量都无偿地占有，我们的城市、地球不就毁坏了吗？四是在效率和公平上的不平衡。应该是既要讲效率，又要照顾公平。五是成本外部化导致的制度失效。例如，一些企业为规避环境监督，将排污口白天封闭晚上扒开，废水还是流到河里去，这样做制度不就失效了吗？
最后，牛教授强调，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一定要按照规范的游戏规则去做，需要克服的瓶颈一定要消除。作为国家战略，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能否达到，很关键的就在于这五个瓶颈是不是完全被克服了。
（摘自《北京观察》2002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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