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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论语》与算盘间的距离”

2002-06-10 09:32:00 来源:书摘 雷颐 我有话说

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从理论上阐释了宗教、道德和伦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深具启发意义,引起了理论、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不过,在韦伯之前就有人注意到了伦理道德与经济的关系,并试图“缩小”二者间的“距离”。手头这本《“论语”与算盘》(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翻译出版),便是这类著作之一。由于这不是一部纯学术著作,而实际是有“日本近代实业界之父”、“日本近代化之父”的涩泽荣一先生自己数十年亲身经历的体验录,所以读来更有趣味,也给人更直接的教益。
  
  1840年出生的涩泽荣一自幼便修汉学与习剑,但明治维新改变了他的命运。1867年他作为日本使节团成员出席了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后又在欧洲游历将近二年。当时欧洲的产业发展和经济制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为他以后的活动奠定了基础。回国后受明治新政府之聘在大藏省任职,曾升任大藏大臣。但不久便辞职“下海”,投身实业。他创立了银行、造纸厂后逐步扩大自己的经营范围,业务遍及铁道、海运、矿山、纺织、钢铁、造船、机电、保险、建筑等众多领域,确是日本近代的“实业之父”。
  
  《论语》代表仁义、伦理和道德,而“算盘”当然是“精打细算”、“斤斤计较”的“利”的象征。他认为传统人们总把“义”与“利”对立起来,从中国古代到西方古代都有种种说法,如中国儒生有“为富不仁”之说,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也有“所有的商业皆是罪恶”的论述。这些观念的形成当然是与一些不法商人的种种不当牟利手段有关,以至形成“无商不奸”的看法。但是,当把这种观念绝对化后,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却有极大的害处。因此,他的工作就是要通过《论语》来提高商人的道德,使商人明晓“取之有道”的道理;同时,又要让其他人知道“求利”其实并不违背“至圣先师”的古训,因此尽可以放手追求“阳光下的利益”,而不必以为于道德有亏。他写道:“我始终认为,算盘要靠《论语》来拨动;同时《论语》也要靠算盘才能从事真正的致富活动。因此,可以说《论语》与算盘的关系是远在天边,近在咫尺。”他认为“缩小《论语》与算盘间的距离,是今天最紧要的任务”。(第3、4页)如果不追求物质的进步和利益,人民、国家和社会都不会富庶,这无疑是种灾难。“但要说到致富的根源是什么﹖那就只有依据仁义道德和正确的道理而去致富,其富才能持续下去。”(第4页)因此,他提出了“士魂商才”的概念。也就是说,既要有“士”的操守、道德和理想,又要有“商”的才干与务实。“如果偏于士魂而没有商才,经济上也就会招致自灭。因此,有士魂,还须有商才。……只有《论语》才是培养士魂的根基。”而“商才也要通过《论语》来充分培养”,因为“所谓商才,本来也是要以道德为根基的。离开道德的商才,即不道德、欺瞒、浮华、轻佻的商才,所谓小聪明,决不是真正的商才……同时,处世之道,虽十分艰难,但如果能熟读而且仔细玩味《论语》,就会有很高的领悟。因此,我一生都尊信孔子之教,把《论语》作为处世的金科玉律,不离座右”。(第5页)
  
  他认为,后儒对孔子学说误解最突出的是富贵观念和理财思想,他们错误地把“仁义正道”同“货殖富贵”完全对立起来。所以,涩泽对孔子的财富观做了一番论证和说明。他对《论语》和《大学》有关论述的分析表明,孔子并无鄙视富贵的观点,只是劝诫人们不要见利忘义,不要取不义之财。也就是《论语·泰伯》所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对孔子“义利观”误解最严重、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程朱理学。他们把“利”与“义”完全对立起来,结果是“把被统治阶级的农工商阶层人置于道德的规范之外,同时农工商阶层也觉得自己没有去受道义约束的必要”。(第173页)“使得从事生产事业的实业家们的精神,几乎都变成了利己主义。在他们的心目中,既没有仁义,也没有道德,甚至想尽可能钻法律的空子去达到赚钱的目的。”(第88页)由于宋明理学空谈心性,鄙视实业,也是导致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他强调指出:“仅仅是空理空论的仁义,也挫伤了国家的元气,减弱物质生产力,最后走向了亡国。因此,必须认识到,仁义道德搞不好也会导致亡国。”但是利己主义也会亡国?《大学》中有一句话说:“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就是说,由个人的贪戾这种细微小事发展下去,就会导致国家动乱这类惊天动地的大事。所以修身养性,提高道德也是不能忽视的。“总之,谋利和重视仁义道德只有并行不悖,才能使国家健全发展,个人也才能各行其所,发财致富。”(第76页)他反复以自己的经验来说明《论语》与“算盘”可以是一致的,所以明确表示,一定要把《论语》也作为商业上的“经典”,他的工作“就是极力采取依靠仁义道德来推进生产,务必确立义利合一的信念”。(第89页)的确,“义”与“利”应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也只有“义利合一”两不偏废,人类社会才能幸福,才有希望。
  
  可以说,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但也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变的,如何对传统进行一种“创造性转换”,对正处社会转型的中国来说尤为重要。这本深入浅出的《“论语”与算盘》,的确值得认真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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