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28岁就当上了县人大办公室副主任的陆大新可谓春风得意，他不仅仕途顺畅，还出了一本个人文集。但他的书生意气使他吃了苦头——在一次人大常委会议上，他当着众人提出了与主管领导万副主任不同的意见，惹怒了心胸狭窄的万副主任，被他外放到基层，当了青土乡的乡长。
青土乡是个落后乡，在那里，原来的乡长与党委书记不和，听说陆大新来接任乡长，党委书记吴景州大喜过望，他在班子会上说：“说起陆乡长，也不是外人，我在他老家当乡长时，他还是个中学生。我下乡总在他爷爷家吃饭，跟他们家有很深的感情，他当时叫我叔叔。现在不同了，作同事了，哈哈……”他的用意是很明显的，是告诉两套班子成员说，陆大新是他的人，你们不要借领导换任的机会有什么念头。于是，陆大新人还未到，就已经被具有丰富官场经验的吴景州从人心上缴械了。
陆大新与吴景州在乡长办公室兼寝室坐下了。“大新，你来了，我就可以松口气了。”“还得仰仗您，您是老书记了，经验丰富。”“经验顶个屁，还得是年龄；年轻有干劲，能出成绩。”“不，年轻容易干错事，还得请您多点化。”“谁点化谁呀，不管怎么样，我的确累了，干不动了，就请你多干点儿。”“这您就放心好了，我干活不惜力。”
突然，吴景州一下子攥住了陆大新的手。“大新，不管你多能干，不管你有什么想法，我只求你一件事，就是在人前你要听从于我，给我留面子。”陆大新便感到，他这个乡长，当起来可能不太容易。
陆大新召开了第一次乡长办公会，为了体现主动争取党的领导，他特意邀请了党委书记吴景州。会议正在进行中，突然听到窗外传来整齐的喊声：“陆乡长，您出来?陆乡长，您出来！”他大吃一惊，“怎么回事？”“代课教师请愿。”副乡长杨文彬并没朝窗外看，便十分肯定地说。原来，代课教师的“四项补贴”已经有四年拖欠了，由于吴景州和前任乡长闹矛盾，一直没有解决。教师们听说来了一个新乡长，便抓住了这个机会。
吴景州看了一眼陆大新，“我还有事，提前退席了。”陆大新由于新来，不知怎么答复，态度有些迟疑，代课教师便整齐地给他跪下了。陆大新感到震惊，激动地说：“老师们，你们不要这样，你们的事，我是一定要给予解决的！”
待事态平息之后，陆大新一屁股坐在他办公室带有老鼠洞的沙发上。他的乡长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由于青土乡是个贫困乡，靠自身财力一下子拿不出几十万资金解决发放代课教师工资拖欠问题，陆大新绞尽了脑汁，依然没有想出办法。他想找主管乡长杨文彬。但杨文彬住院了，而且是因为喝大酒而住院的。
他不听政府办公室主任林小力的劝告，执意到医院去看望。这使杨文彬大为感动，他提前出院了。一出院就主动找到陆大新。他说“我这胃，一喝酒就犯病，就得住院，这全机关都知道。所以，我在工作上一遇到不顺心的事，就喝酒，就跑医院住着：您不给我工作上的权利，还不许我生病？因为我不想介入代课教师的问题，便想到这一招。”
“为什么？”陆大新问。
“我一介入就得罪人，一是吴景州，二是主管财政的副乡长栗思奇。”
陆大新问：“有这么复杂？”杨文彬说：“在咱青土乡，原本简单的事，也会人为地弄复杂了。本来我不想出院，但凭感觉您是个性情中人，您虽然对情况不了解，也会凭热情贸然而上，我不忍心您揣瞎，就只有把自己贡献出来了。”
陆大新心里一热，握住杨文彬的手，他信心倍增，有这样的好助手，他一定会有点作为的。他从杨文彬那里知道了原来给教师发工资的钱被吴景州挪用购买私人住宅了，因为栗思奇是经手人，也其中有份。陆大新感到自己刚来，不能触动这种敏感话题，便想到要凭借外援来解决教师的问题。他想到了他的老朋友、主管教育的副县长黄本仁。因为在副县长竞争时，陆大新启用了市里的一个老关系，给了时任县政府办公室主任的黄本仁以最有力的保证，所以，他觉得这点忙黄县长还是肯帮的。
忙是帮了，却给了区区十万元。
陆大新亲自去找黄本仁。黄本仁说他一下子要四十万，目标太大，会引起县长的不满，因为教育支援资金要均衡使用。陆大新说，没有难度我找你干什么？黄县长依然打着官腔。陆大新性情大动，借着酒劲骂了黄本仁。黄本仁终于答应给陆大新想办法全部解决，但却冷冷地说：“你这个人过于激烈，以后，你做你的乡长，我做我的县长，只谈工作，不谈交情。”
杨文彬闻之，大为感叹：“为了一桩公事，伤了兄弟情谊，老天不公啊！但是，您失了一个黄本仁，却得到了一个杨文彬。”从此，杨文彬忠心耿耿地辅佐陆大新干事。
但在陆大新把教师遗留问题解决了的当天，吴景州就背着他开了全体机关会，说，教师问题的解决，不是哪个人的功劳，而是党委一班人的集体智慧，是机关上下共同努力的结果。陆大新闻之，心中不悦，但为了大局，他没有吱声。
陆大新怀着一腔热情，投入工作。由于乡政府工作直接与农民打交道，难度较大；而他的几个副乡长都是本地人，碍着情面不忍心把事情做得太狠，工作很不得力。他便亲临一线，既做指挥员也做战斗员。农村最难做的工作，比如超生问题、打狗问题，他都做得井井有条。于是，他既争得了机关上下的好评，也得罪了一些村里的干部和群众。比如方村的支部书记陈水。而陈水正是吴景州培植的亲信，这为他今后埋下了隐患。
陆大新给自己定了一条工作原则：既要做好上级部署的工作，又要照顾群众的利益。他的这一原则在征兵工作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前的农村普遍存在着当兵吃亏的思想，所以征兵任务很难完成。但陆大新在调研中发现，当女兵是农村的一种炙手可热的事，因为当女兵对乡下女子来说，不仅风光，而且好安置，可以借机跳农门。他想到应该多争取女兵的名额，这样既完成了征兵任务，又能给老百姓干一件好事。但分配权县武装部掌握着，要想多得到女兵指标就要打通与武装部的关系。他做出决定，要向武装部送礼。他向武装部主管部长钱大胖子送了两架最风行的健身器。竟花掉了八千多块。
由于乡里争取来了女兵指标，给主管副乡长窦凤琴送礼的特别多。她找到陆大新，说她不敢管这件事了，因为送礼的多，她怕乡长怪罪。陆大新问：“都送什么？”窦凤琴说都送现金，一送就一千块。陆大新计上心来，说：“你干吗不收，咱的指标又不是白来的，就每个名额收一千块吧，单建一本账，专户储存。不过，这笔钱不能挪作他用，就用在征兵工作，一是明年再争取女兵指标，二是增加男兵的优抚金，调动当兵的积极性。”
果然征兵任务顺利完成，老百姓当女兵的欲求也得到满足，皆大欢喜。
送钱大胖子的两台健身器，是他交杨文彬办理的，这时杨文彬把两张票据交给他，开的是饭费票。陆大新有些迟疑，杨文彬说，这就叫变通，基层你要是不学会变通，就什么事都办不成。陆大新问，从哪儿报呢？杨文彬说，不是收了女兵费了吗，就在那报，这叫羊毛出在羊身上，专款专用。陆大新就在票据上签了字“同意报销”。
后来，陆大新又乘兴操作，动用自己的关系，给乡里建了图书馆。他的执政声誉愈来愈高。这时，吴景州有些沉不住气了，他给人大万副主任送去红包，并讨指导。他说：“这陆大新干得好得意啊，征兵、建图书馆，既讨村民满意，又讨上边满意；威信一天比一天高了，大有取我而代之的势头。我是又心烦，又不甘心。”“那好办，你就以静制动，放纵他，让他表现；表现中准有纰漏，你只要留心收集就是了。”万副主任说。
吴景州会意，哈哈大笑，给万副主任讲起了流传在乡间的荤段子。
陆大新把杨文彬和在工作中结交的方村村主任朱帝请到自己的办公室，“你们说我这样干下去成不成，我听听你们的意见。”朱帝说：“您干的这些工作虽然很出色，但都是官场例行的工作，可以给您带来声誉，但与本地区的长远发展关系不大，群众还是希望您做些利在现在、功在千秋的事。”杨文彬也有同感。陆大新是个事业心很重的人，听了二人的话，决定谋划一些大事。
经过三人谋划，打算在制约青土乡发展的公路、电信上搞两个大工程——修乡间公路、建电信局，把青土乡的公路与国道联网，开通现代化的程控通信设施。
他把自己的想法向吴景州汇报了，吴景州面有难色，“咱自身的财力很有限啊，怎么能搞这样的大型建设呢？”陆大新解释说：“靠咱的自身条件的确很难办到，但要是换一个思维方式，从利益共享的角度思考问题，就可以借助国家公路局和电信局的部门优势搞共同开发。对他们来说，是拓展利益空间；对我们来说，是借势发展。”吴景州知道他主意已定，便不好反对，“我已跟不上形势了，你就放手去干吧，我给你看好家。”
乡人大代表会议以全票通过了陆大新关于电信、公路建设的方案，给陆大新以巨大鼓舞。
为了加快实施，他主持乡长办公会做出决定：一、作为电信、公路工程总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的杨文彬作为专职使用，任工程总指挥部办公室主任，他所分管的教育工作由栗思奇兼管，文化、体育则由窦凤琴兼管。二、基于全乡的财政状况，暂将市拨荒滩治理专项款十二万元整，作为工程的启动资金划拨指挥部办公室使用。
县电信局的宋局长跟陆大新是熟人，办事就直截了当，“兄弟，我不为难你，但建新支局的审批权不在我这儿，而是在市局郊区处，那个李处长我认识，我可以带你去见见他。”那个李处长果然多有推辞，惹得陆大新心烦意乱。宋局长安慰他，“你不要灰心，他有个爱好，就是喜欢打两圈牌。”杨文彬说：“打牌我是里手，你就坐镇，我跟他较量。”宋局长笑着说：“可不是个简单较量的问题。”
陆大新明白了，打牌只是个“局”。
由宋局长出面，把李处长接到了县电信局招待所。先是喝酒，酝酿感情，之后就是上牌桌。李处长把个黑皮包往桌上一扔，“这是二十万，有能耐你们就都拿去。”牌局就开始了。杨文彬果然是好手，上半夜让李处长输了一万八千多。李处长急了，指责杨文彬在捣鬼。杨文彬说：“您玩儿得起就玩儿，玩儿不起拉倒，别耍老爷脾气。”陆大新捏了一把汗，暗示杨文彬要注意来意。于是下半夜李处长大捷，把陆大新带的两万块钱都赢过去了。李处长对陆大新说：“你的这个副乡长是个好帮手，人很有骨气，让人敬佩。你们的事好说。”
陆大新才明白，杨文彬懂得赌徒心理，让李处长赢得心安理得。他在回去的路上对杨文彬说：“你真是精明得很啊?”杨文彬一笑，“在这个世界上混，这只是一种小伎俩。”就这样，青土乡一边陪李处长玩牌一边搞电信局建设，电信局很快建成了。
电信局给了陆大新一部分电话号码支配权，陆大新都给了吴景州。吴景州暗地里乐，他陆大新干的事，却让我为人，他感到受用。便支持他接着把公路修下去。但公路局的鲁处长却不向李处长那样痛快，收了几次礼，钓了几次鱼之后，并没有一点表示。后来发现，他的兴趣点不在这儿，而是在找小姐。整个青土乡只有方村有歌厅，但方村的支部书记陈水跟陆大新关系不好，陆大新有些为难。吴景州说，找小姐，在眼下还不是区区小事，不必有顾虑。为了事业，陆大新还是硬着头皮请陈水给以安排。
陈水的小姐训练有素，几杯酒下肚就把鲁处长弄得神魂颠倒，要跟小姐上单间。陆大新借机想脱身，便说：“鲁处长您放心耍，我先走一步了。”鲁处长一下子撕开了小姐的胸衣，“我可是为你们青土乡来的，不能让我栽在这儿，你要是让我感到你们的诚意，就请陆大乡长摸一下小姐的奶子。”杨文彬说：“我来摸。”鲁处长说：“你不算数，请你们的一把手来。”为了青土乡的发展，陆大新照办了。
公路建设上马了，陆大新的心还是放不下来，摸了妓女的奶子之后，他感到他的为人准则受到了挑战。杨文彬理解他，但不知道怎样安慰他。一天深夜，杨文彬强拉他看了一个令陆大新吃惊的场面——吴景州提了一桶食油，摸到乡党委办公室女主任刘艳丽家的大门前，他往门轴上倒了一点食油，把门无声地推开了，然后光着脚进了大院。“你以为咱们吴书记在干工作啊，他在忙着偷女人。”杨文彬说。
陆大新在震惊之余，更感到自己身上担子的沉重。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之中。公路工程就要竣工了，他的得力助手杨文彬却出事了。他在方村的歌厅泡妞被抓了。他事后了解到了事情的真相——是吴景州指使陈水设了圈套，把杨文彬灌醉后安排在一个单间里，然后让一个妓女钻进他的房间。他为了拯救战友到了县里，由于有吴景州禀报在先，又有万副主任的活动，陆大新的努力失败，杨文彬被严肃处理。陆大新心情沉重地到杨文彬家看望他，杨文彬苦笑着说：“这是冲你啊。”陆大新叹到：“吴景州怎么会这么卑鄙？”杨文彬说：“你是个书生，还不懂官场啊！”“文彬，我对不起你。”陆大新眼窝湿润了。杨文彬摇摇头，“我有一件事一直瞒着您，今天不能在瞒了，告诉您，好叫您早做打算。”“什么事？”“我有个爱占小便宜的毛病，我把两项工程的运作资金和先期划拨的工程款公款私存了。另外，运作之中一些不好报账的开销我都变通成饭费。”陆大新感到有些不对头，但战友落难，他不好再说什么。他感到自己在青土乡的处境堪忧。
果然，不久，陆大新便被调离了青土乡。
在吴景州点燃的庆祝公路竣工的鞭炮声中，陆大新专题审计组驻进了青土乡。经过两个月的审计，他们得出了审计结论：一、挪用荒滩治理专项款，共十二万元，全部用于吃喝；二、在主持电信、公路工程中，违反财经规定，私设账户，并以原副乡长杨文彬的名义公款私存，共计五百六十万元，长达一年之久，给财政造成较大损失；三、擅自征收兵役应征服务费，增加农民负担，并以假发票报账。经查，有假发票两张，金额八千元整，资金走向用于吃喝……
看了这一结论，陆大新苦笑不止，因为他感到了命运对他的讽刺：青土乡历史上最勤奋最廉洁的一位乡长，却偏偏成了一个最大吃大喝的腐败乡长；一个最体恤百姓的好人，却成了一个加重农民负担的罪人！
他感到自己在短期内是不可能再被重用了。他患上了严重的头疼病，靠吞噬大剂量的止疼片保持平静。在令人心烦的待命之中，他突然想到青土乡去一趟，因为无论怎么评说，他自己清楚，他是为青土乡人民干了实事的，他有资格问心无愧地踏上那片土地。
走在青土乡光洁而宽阔的马路上，他突然找到了一种做人的感觉，头疼病突然减轻了许多。
他发现前边有一辆人力三轮不急不徐地走着，那蹬车的人竟是朱帝。
“你怎么蹬起三轮来了？”“自从你走后，那个村主任就不干了，省得受人家的气。”“都是我牵累了你。”“不，我得感谢您，您把马路修得这样宽，给我一个不求人的饭碗，每天蹬几圈，能挣个二三十。”“你总是想得开。”“有什么想不开的，自己活得皱巴都是自己闹的，别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你说得真好！呃，那个陈水呢？”“他不能再到处乱窜了，他的脚筋让人给割断了。”“谁干的？”“弄不清，公安查了两个月了，也没查出眉目来，依我看，与其说是人惩，不如说是天惩。”……
祝勇
这是一本写官场的书。透过“乡长”这个微小的政治细胞，我们可以体察到转型时期中国乡土的基本状况。
吴思先生在一本论述清代官僚制度的专著中，提出“潜规则”的概念，他说：“对于这个擅长舞文弄墨的集团，要撇开它的自我吹嘘和堂皇表白，才能发现其本来面目。在仔细观察揣摩了一些人物和事件之后，我发现支配这个集团行为的东西，总是与他们宣称遵循的那些原则相去甚远，例如仁义道德、忠君爱民、清正廉明等等。真正支配这个集团行为的东西，在更大程度上是非常现实的利害计算。这种利害计算的结果和趋利避害的抉择，这种结果和抉择的反复出现和长期稳定性，分明构成了一套潜在的规矩，形成了许多本集团内部和各集团之间在打交道的时候长期遵循的潜规则。这是一些未必成文却很有约束力的规矩。我找不到合适的名词，姑且称之为潜规则。”（《当贪官的理由》，转引自《抚摸与停留》，第二四九页，长江文艺出版社二ＯＯＯ年版）
“潜规则”是同“显规则”?姑且这样命名?并行的两套规则。它们可能彼此交叉，也可能平行发展，相互“补充”。准确地说，显规则是一套话语系统，而潜规则是一套行为系统；前者是意识形态，是亘古不变的准则，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教条与灌输，是法律也是传统，是它将一个庞大的王朝联系起来，运作起来，固定下来，使它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具有稳定性和衡久性；而后者恰恰要远离话语系统，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是一种默契与共识，一种心照不宣，它比显规则更加无形，看不见摸不着，却又像幽灵一般，实实在在地存在，谁也回避不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甚至主宰着历史的走向，发挥着比显规则更加重要的作用。当历史的某一个突然转弯令我们迷惑不解的时候，潜规则会出来告诉我们，那让我们惊叹的所谓“偶然”，实际上并不是什么偶然，在另一套规则系统里，那不过是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而已。对历史与现实进行深度研究，忽略了潜规则，我们就会因为缺少了一把重要的钥匙而打不开门，无法进入那幽深的暗道，我们的认识就只能停滞在表层，被地表那些纷乱的植被所迷惑，而永远进入不了事物的核心。只有打开潜规则的门，真相才会轰然洞开，事件便会以完全不同的形貌、一种超出我们想象的新奇姿态，呈现在我们面前。
现实批判题材的长篇小说，凸凹的《乡长手记》并不是第一部，然而凸凹的敏锐处，在于他透过官场的表层，深入到潜规则的层面上。一个怀有抱负的年轻官员，须采用自己所唾弃的非正常的手段才能为百姓干点实事，这个反腐败者最终失败，而加在他头上的罪名，恰恰是“腐败”，他落个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这样一个逻辑过程，可能有点离奇，但是如果将陆大新放在潜规则的公式里运算，这样的结局就完全合理了。潜规则的强硬与周密，使得一个小小的陆大新，除了就范，没有别的选择。这个纯洁的书生，自从他迈出了走向官场的第一步，就敏感地意识到了潜规则的存在，他曾经试图利用潜规则，驾驭潜规则，来为他的社会理想和人文关怀服务，结果却被潜规则碾压成齑粉。而他的敌人，也并非仅仅是现实生活中的张三李四（他们的道德良知也在受到规则的无情绞杀，他们和陆大新，不过是在绞杀过程的不同阶段中出现而已），而是一个庞大的无物之阵。在这庞大的无物之阵面前，张三李四都显得无关紧要。反抗具体的对手或许容易，玩弄一点权术，使用个把荤招，就可见效，而这，恰恰又走向了异化，投靠了潜规则。潜规则看似无形而又无处不在。他将每一个鲜活的个体包裹得严严实实。道德固然重要，但并非救世的根本手段。如同吴思所说：“道德操守是官僚集团自始至终卖力挥舞的一面大旗，它翻滚得如此夺目，根本就不容你不重视。我完全承认，道德的力量是有效的，海瑞的刚直不阿可以为证。但道德的力量又是有限的，海瑞的罕见和盛名也可以为证。”（同上书，第二五七、二五八页）
这使我想起当今一些年轻学人对那些在荒谬时代里迷途的知识分子的道德质问。这种道德质问固然无可非议，但不去考虑文化乃至政治系统的摆布与操纵，而全然追讨个人的责任，就有些浅薄可笑了。道德底线崩溃，问题不全在道德教育的力度不够，而在于潜规则的强大加速了人们对显规则的背叛，在于现实赋予堕落一个堂皇甚至高尚的理由。
从柯云路的李向南，到凸凹的陆大新，表明文学在进步，表明文学家对社会现实的拷问越来越深入，然而文学家之幸，恰恰是社会之不幸。与中国小说的这点进步相伴随的，却是历史进程中的痛苦与呻吟。小说没有指明出路何在，因为这一切，远非是陆大新，或者凸凹所能完成的。
（《乡长手记》，中国文联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