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家庭的生活习惯，对于出生在这个家庭的人来说，无疑是很重要的，一饮一食，一喜一恶，对他们的性格形成，都会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吾辈不肖，没有承袭父亲的才华与勤奋，但是他的一些生活习惯和业余爱好，我们兄妹倒是“继了衣钵”。
父亲曾在《山窗小品》中说：“予生平有三事不能，一饮酒，二博弈，三猜谜。亦有三事，习之愈久而愈不称意，一书法，二英文，三胡琴。”我要稍加解释，他的确滴酒不饮，可是他结交的朋友，却有不少是“斗酒诗百篇”之人，如早年的耕仁老伯、楚萍先生、后来的友鸾、冀野、笑鸿、慧剑及寄水等父执，均是每餐必饮，每饮必要尽兴。有意思的是，父亲不喜酒，却非常喜欢看朋友喝酒，看他们浅斟低酌，醉意阑珊，自己也就飘飘欲仙了。关于博弈，“博”之一道，可能与他生性淡泊相左，虽不是深恶痛绝，但总因伤财废时，故一生“少向输赢角逐中”。弈则不然了，他虽不能，还是喜欢的，尤其是围棋，他买了许多棋谱，常常独自看谱下子，棋子丁丁，一个人也自得其乐。母亲逝世后，他偏怜疼爱小弟弟，小弟弟常要他陪着下象棋，而且必要他让车、马、炮，下起来真是“当场不让步，父子不留情”，一老一小，枰上交锋，杀得昏天黑地，难解难分。可能是遗传基因之故，我们兄弟人人喜棋，但又都是一手臭棋，倘在人前，只有做观棋不语的“君子”了。至于书法，则完全是他的自谦。父亲的字，还是清逸潇洒的，我很喜欢他那挥洒自如、骨肉均匀的行楷。
父亲一生对饮食衣着都极其随便，自奉甚俭，如果说有什么“奢侈”的嗜好，那就是喝茶了。他的茶是“喝”，而不是“品”，不需要美器，也不用文火细煎，是纯纯粹粹的“解渴”，但是茶要浓要苦。他不喝香片花茶，认为用花熏茶，茶香均无，而花香大厌，实不足取，所以只喝西湖龙井、江苏碧螺春和家乡六安的瓜片。他对我说：“好茶是苦中有甜意的回味，这就是上品；好诗也是苦中有甜味，两者是一样的。诗无回味，就不能算是诗了。”他还有个特点，浓茶不误安睡。有的人晚间不敢喝茶，怕失眠，他与此相反，晚间他要工作，所以就更要泡一壶浓茶，睡前把茶喝尽，推枕就能安然入梦；清晨披衣起床，不吃早点，先来上浓茶一杯，这个习惯伴其终生。
父亲一生跑了不少地方，对于吃食，他向来随便，不太考究，可是他还保留了南方人以食米饭为主的习惯，不喜欢吃面食。北京人常说“好吃不过饺子”，他则不以为然。而母亲生长于北京，特别喜欢吃饺子，故每到吃饺子时，全家都很兴奋，只有父亲打趣母亲说：“饺子有什么好吃的﹖不就是面包菜吗﹖”母亲则反唇相讥：“你是个怪人！”知夫莫若妻，几十年的共同生活，她太了解他了，说父亲“怪”，确有怪处。他在饮食上有个与众不同之处，除了一日三餐外，从不吃零食，也不喜欢吃甜食，甚至连瓜果梨桃等水果都轻易不沾，我还从未见过像他那样不爱吃水果的人。夏天，全家人都吃西瓜，他只是在一旁高兴地看，决不动一块。除极偶尔地吃一个橘子或一条香蕉，我从来没看他吃过别的水果。吃蔬菜就更怪了，他不吃任何一种藤蔓植物，如黄瓜、丝瓜、扁豆、豇豆等。我曾经好奇地问过他为什么，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只是说：“不是不吃，而是不喜欢吃藤生的植物。”这是否与他的性格有关﹖则不得而知了。说起蔬菜，我还想起一件事。母亲为了调剂他的口味，特意买来了冬笋，价钱还挺昂贵。他感叹地对我说：“事物就是以稀为贵，冬笋在北京算是山珍，是待客的佳肴。可是在我们潜山，只是穷人才吃它，孩子一看吃笋，就要哭！”他看我吃惊的样子，又解释说：“在北京或是饭馆里，用肉丝和香油去炒它，自然又脆又嫩。在山里没有别的菜，只有笋，天天吃，不用油炒只用水煮的竹笋，又麻又涩，孩子能不哭吗﹖同是一样的东西，在此处是美味，在彼处却是贱食，就看你怎么对它了。”这番意味深长的话，使我从中悟到了一些哲理。
父亲生于忧患，长于清贫，所以保留了一些“乡下人”的习惯。他要打牙祭，总是让母亲做一碗偏肥的米粉肉或是回锅肉，并自我解嘲地说：“这是‘五十非肉不饱’，可不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高兴起来，他也会到厨房露一手，炒两个菜，像红辣椒加豆腐干炒牛肉丝、辣豆腐、蒸山芋圆子（山芋即白薯），这都是地道的潜山风味。我们明白，他做这些菜，其实是对家乡的思念，并向我们灌输不要忘掉故园之意。所以每当我们像老饕般地大啖，他便总会得意地笑起来。他不喜欢吃面食，可是喜欢带我们到东安市场的湖南馆奇珍阁吃米粉。所谓米粉，就是用米磨成面后做成面条似的食品。他说，自己童年时，最喜欢吃祖母做的鸡汤米粉，不过江西叫它为“米线”。我想，其实父亲吃米线并不在于“吃”，而是他对祖母的缅怀和对那逝去的童年的追寻吧。
父亲也喜欢吃小馆，口味不分南北，江苏馆、山东馆、广东馆都可以。每逢来了稿费，我们就会起哄，让父亲请客，而他也总是含笑不语，这就等于是同意了，于是全家高高兴兴前往。我们喜欢跟他下小馆，除了小孩子嘴馋外，也还有其他原因：一是“长知识”，在边吃边喝之中，他会对我们谈及各地菜肴的风味及北京饭馆的沿革，这就会给我们讲到不少民风、民俗甚至文学典故；二是“随心所欲”，他点了自己的菜后，就把菜单交给我们，你喜欢吃什么就点什么，这也算是一种“民主”吧；三是饭馆的服务殷勤周到，一些熟识的小馆老服务员看见父亲来了，总会迎上来说一句：“张先生，您来啦！”（而不用当时流行的“同志”之称）然后便热情地接待我们。这些老服务员精通业务，他能看出我们是随意小酌，还是请客做东，有时甚至不用点菜，招待我们坐下后，只说一句：“张先生，您甭管了，交给我了！”这就保证你花钱不多，又吃得尽善尽美。这种善于察言观色又热心周到的服务，令人佩服。饭后他们还会像送老朋友般地送父亲出门，当然，父亲也会心照不宣地按老规矩悄悄地加点“小费”（这在当时是不允许的）。
吃小馆还会有一种意外的收获，那就是在这些小馆中或是在去小馆的路上，往往会有父亲的老友或是知名人士不期而遇。我记得，有一次我和父亲去吃小馆，在白塔寺七路汽车站等车，忽见万枚子叔叔和一位衣着朴素、戴着眼镜的老者走来。万叔叔先向父亲打了招呼，又向双方做介绍：“这位是溥仪先生，这位是张恨水先生。”二人立即握手，几乎同声说：“久仰，久仰！”父亲又说：“溥先生，你好！”那位老者则说：“张先生，我看了您很多书，我是您的读者！”父亲笑了。我亲眼看到了这位中国的末代皇帝，当时心中顿生一种历史的沧桑之感，故至今记忆犹新。
还有一次父亲带我到西单吃小馆时，在电车上，遇见一位衣着朴素、约摸五十多岁的人，父亲主动热情地打招呼，问他身体怎么样等。那人则略显拘谨地说：“还好，还好。”父亲又让他多多保重。等我们下车后，我才憋不住地问：“那位先生是谁﹖”父亲回答：“顾执中。”我大吃一惊，原来他就是赫赫有名的“大右派”顾执中先生！
提起顾执中先生，又使我想起了另外两件事。一九五四年全国文艺界开始大规模地批判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文艺界许多人都表了态。二家兄在外地得知这一情况后，曾给父亲写信，请他也表个态。我看到这封信后，问他怎么还不写文章。当时我们很年轻，这样做，当然是为了保护父亲。而父亲听了我的话则淡淡地说：“我不知道俞平伯错在什么地方，我写什么文章，凑什么热闹呢﹖”他终究一字未写。
１９５５年，胡风事件爆发，全国掀起了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来势凶猛。我们还是为了保护父亲，劝他写文章表个态。父亲则对我们说：“我不喜欢胡风的文章，我看不懂。但是让我去批判他，我不知该去批他什么，还是少说为佳吧！”从此，父亲在历次运动和文艺整风中，他都以缄默对之，从不发言，也从不写文章。其实父亲的“沉默”，正是他把名和利、荣和辱看得很淡，在那样的非常时刻，能够“沉默”是需要勇气的，一个患得患失的人，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因为，有时不说话是要把利禄扔在一边的，“不说话”正是他的老实处，也正是他的聪明处。
以前，我们只知道父亲不和别人打笔仗，通过他的缄默，使我们清楚地看到，父亲决不去赶风头，做违心的事，正是他人格魅力之所在，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育，所以“文革”中，我们兄妹无一人去做落井下石之事。
父亲年纪大了，病后行动不便，母亲逝世后，更是深居简出，他的老朋友便常来看望这位“老大哥”。他们聚在一起，热闹非凡，笑声、辩论声充满了小小的书房。他们探究古典文学中的问题，如版本、作者身世、典故来源等等，各抒己见，常有妙解。父亲总是默默地听着他们的议论，听到会心处，便嘿嘿地笑了。我们兄妹都非常愿意听这些叔叔的高谈阔论，他们各个可称为这方面专家，所谈的都是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尤其是他们幽默的语言，更让人忍俊不禁。有一次我们兄妹请这几位叔叔签名留念，谁先谁后，总免不了一番谦让。左笑鸿叔叔说：“大家不要客气，谁的血压最高谁先写。”张友鸾叔不依了，说：“还是谁最近视谁先写。”这下可乱了套了，我们笑得前仰后合，最后还是父亲解的围，他说：“谁的年龄最长，谁先写。”不过我们终究也没弄清楚，这些叔叔中到底谁的血压最高，谁的眼睛最近视。
六十年代初期，正是三年困难时期。这些老人来看望父亲，怕给他添麻烦，总要每个人带个菜来。聚会时，一揭开饭盒，湖北味、江苏味、安徽味、四川味、广东味，香味四溢，汇聚一桌，都是名家的“拿手菜”，其色香味决不在一般饭馆之下。其实，当时他们又何尝不“困难”呢！可老人们为了陪伴年迈体弱、行动不便又有丧妻之痛的父亲，便都把偶尔得到的佳肴携来共享一乐。他们给予父亲的温暖和友谊，实在是我们子女辈所不能的。
１９６０年冬天，老人们又在我家聚会，新开的梅花正吐着幽香，窗外雪花飞舞，左笑鸿叔即席填词，其下半阕为：
座上七翁都健寿，怀中酒泛流霞，窗前六出正飞花，梅开三五点，春到万千家。
“七翁”，即吴范寰、季迺时、张友鸾、万枚子、左笑鸿、张友鹤和父亲。除上述诸翁外，陈铭德、邓悸惺、方奈何、施白芜等几位父执也常来看望父亲。另外，还有几位北京的老报人，如马芷祥、老宣、张慎之等先生，也喜欢来我家，和父亲聊聊新闻界的“旧闻”。
老人们的聚会，本来是不定期的，后来改为月会，日期也定在其中一位的生辰。一九六五年，父亲七十整寿，这些老人们与原《新民报》总经理陈铭德叔叔一道为父亲祝寿，假座四川饭店。前一天，父亲还特意让我去给他买了一条领带。是日，父亲穿了西服，系了领带，让我陪同前往。一到饭店，几位叔叔异口同声地说：“恨老真漂亮?”那天菜肴极其丰盛，老人们还喝了酒，饭后又都回到我家。万枚子叔书红集父亲小说之名为贺，联云：
揭春明外史，嘲金粉世家，刻画因缘堪啼笑；
喜新燕归来，望满江红透，唤醒迷梦向八一（叶平）。
大家都说集得巧，对得妙，字也好。父亲更是含笑拱手，连声称谢，并且立即挂出。
老人们戏谑的玩笑，充盈着小书房，使父亲愉快地度过了七十寿辰。直至万家灯火，老人们才兴尽告辞，微醺而去，而父亲的书屋里仍留下了他们开心的笑声、纯真的友谊。
不料此后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老人们的聚会就自然无法继续了……
（摘自《我的父亲张恨水》，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版，定价：20.00元。社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邮编：11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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