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多年前初读胡绳，我还是个中学生。读到的是先在《中学生》杂志上连载的历史文章，后来收入《开明青年丛书》，书名叫《二千年间》。我至今还记得，可见印象之深。胡绳那时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报纸的编委和作者，不便用本名在《中学生》上发表文章，用的笔名是“蒲韧”，《二千年间》也仍旧。所以严格说，那时我只是初读“蒲韧”而不知“胡绳”。
知道蒲韧即胡绳，并且读到胡绳的其他著作，那是我上大学以后。我们的大学生活，真是如火如荼。反美反蒋，罢课游行，基本的还是学习。还通过组织读书会呀，办小图书室呀，朋友间借阅呀，自己联络起来，学习课堂里学习不到的新知识。而给我们这些新知识的书籍，我至今记得的中国学者所写的，哲学方面，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胡绳的《辩证法唯物论入门》和《怎样搞通思想方法》，历史方面，有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和《中国通史简编》，胡绳的《二千年间》和《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至于胡绳的文章，有《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还有收在《方生未死之间》这本小册子中的，不过题目已经记不起来了。
胡绳后来同我们谈党史的时候，对于三十年代在上海所开展的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宣传的成绩和效果，认为应该给予足够的估计。我想，这也应该延伸到四十年代。建国以后，形势根本不同了，宣传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条件根本改变了，这种宣传和学习取得了过去根本不能取得的巨大成效。这是不待说的。是不是也有一些过去的好的传统，后来没有注意充分加以发扬呢﹖名家不弃，愿意写通俗作品（甚至可以说，因为认真写出了好的通俗作品而成为名家）；写作富于个人风格，对读者有吸引力。这两条，看来都是值得发扬的。现在，教科书、学术书多（只要质量高，那是好事），而通俗书少了；在通俗书中，随便请人编写的、集体编写的多，有原创性的有个人写作风格的少了。所以，提起《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这样的书来，至今有人还称赞不已。这本书，尽管在史料的运用上限于当时的条件不能不显得粗简了一点，但其史识的清新，文笔的流畅，不说无与伦比，也要说是成就很高的。后来，胡绳写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其篇幅和内容，史料和分析，都已大大超过《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但前者还是不能代替后者，金冲及同志同我说，他很重视前者但更喜爱后者。这个观感，不知道金同胡绳讲过没有，恐怕胡绳也会同意的吧。
一九五二年我到中宣部科学卫生处工作，有机会认识了胡乔木、周扬、胡绳、于光远这些著名理论家。胡绳那时是中宣部三位副秘书长之一。一九五四年，他兼任科学处处长，于光远任副处长。一段时间，我们还编在一个党小组里。有一次胡绳同我们小组的同志谈到在延安整风之后在重庆党内整风的时候，董老（必武）怎样批评了《方生未死之间》的党员作者，包括乔冠华、胡绳这些人，说他自己怎样受到教育。胡绳这样的领导主动同我们这样的青年谈起自己过去受到过的批评，这件事给我的印象是较为深刻的。他显然是想用自己的经历来教育我们年轻的党员。
胡绳讲到自己的过去，有两段话是人们常爱引用的，一段是关于不悔，一段是关于困惑：
回顾过去的写作生涯，我一生所写的文章，虽然有一些可以说有或多或少的学术性，但是总的说来，无一篇不是和当时的政治相关的（自然这里说的政治是在比较广的意义上说的）。可以说是“纯学术性”的文章几乎没有。对此我并不后悔。
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不悔，是一个关注当时政治的革命职业者的不悔。不惟不悔，如果还有再一次机会，他还会做这个选择。
并不是每一个曾经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都有这份执著，都是这样不悔的。
然而，马克思主义者又并不讳言自己走过曲折的路，有过各种困惑和迷惘。
胡绳八十自寿，偷得数语，戏作一铭，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七十八十，稍知天命。廿一世纪，略窥门庭。九十无望，呜呼尚飨。”
前三句与孔夫子的话完全一样。不过，胡绳“志于学”，是学马克思主义。三十岁写出《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这样一本至今还站得住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著作，应该算是“立”起来了吧。
接下去就不同了。孔夫子是“四十而不惑”，胡绳则是“四十而惑”。胡绳四十岁那一年，正是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的一九五八年。面对大跃进而惑，对于胡绳，那是必然的。比较费解的是“惑而不解垂三十载”。这三十载，从哪里算到哪里呢﹖所以，人们不大引用这句话，以为或者是笔误，或者是算错。甚至不提这篇铭文。我觉得还是照引，以存其真。也许是笔误，也许是另有深意，比如想说困惑不自一九五八年开始，也不在一九七八年结束，或者想说别的什么，读者可以自己领会。总之，胡绳用他在建国后逐渐陷入很深的、长期的困惑之中，来说明他在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九年这三十年中作品较少的原因。
当然，原因不止这一个，形势变化，做不成写作专业户了，参与的集体写作多了。重要的还是：
“从一九五七年以后，我越来越感到在我的写作生活中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矛盾。似乎我的写作在不是很小的程度上是为了适应某种潮流，而不是写出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我内心深处究竟有什么，自己并不十分清楚，但我觉得自己的头脑和现行的潮流有所抵牾。现在看来，这种矛盾产生于我不适应党在思想理论领域内的‘左’的指导思想。但当时我并不能辨识这种‘左’的指导思想。正因为我不理解它，所以陷入越来越深的矛盾。为顺应当时的潮流，我写过若干与实际不符合、在理论上站不住的文章。写作这样的文章，不能使我摆脱而只能加深这种矛盾。由于这种矛盾，我在写作的方向和目标上感到茫然。这样，写作就越来越少，而且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几年中完全放弃了写作，恰好在这时我患了一种无以名之，名之曰‘疲劳综合症’的较长期的病。”
这样一篇独白，表明胡绳把他的心交给了读者。
当然，他把自己多次犯过错误，有时感到的迷惘和困惑，归咎于功力不够，悟道不深，“所以我觉得，对我在政治上和理论学术上的追求和我选择的路，无需后悔”。
这就是胡绳的不悔和困惑的命运交响曲。
困惑是觉醒的前奏。“天命难知频破惑，尘凡多变敢求真。”这是胡绳八十自寿的一首诗中的一联。求真破惑，渐知天命，胡绳就是这样走过那二三十年，走向自己的“七十八十”，走向国家的改革开放，即所谓“老遇明时倍旺神”（《八十自寿诗》）的。
前面讲到胡绳的不悔，“如果还有再一次机会，他还会做这个选择”。这是就根本方向，就投身现实政治和确定社会主义目标而言的。要是就社会主义的模式和方法而言，那就一定要有别的选择了。胡绳纪念田家英的文章中，介绍了五十年代末田对他说过的一句给他留下很深印象的话：“如果可以重新从头搞社会主义，我将用另一种方法来搞。”要搞社会主义，这是不悔的；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那是要重新认识、重新选择的。“重新从头搞”，是虚拟的幻想。从总结经验中重新认识、重新选择，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的现实。如果拒绝这种重新认识、重新选择，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执著，而是抱残守缺者的冥顽了。
一九六二年下半年开始胡绳几乎每天低烧，从一九六三年起，只能脱离工作休息，几个医院检查，查不出病因。恰好乔木也是无名低烧，在秀才班子里，这也是一桩巧合。有一次，在一个小会上，康生出语惊人：“乔木，胡绳，我看都没有病！”是说他们没病装病，还是说他们无病呻吟，或者是说他们的病是精神因素，说有就有，就无就无﹖不得而知。
胡绳说，“经过一段时间休息，我的病也就慢慢好了。当我刚刚准备重新开始工作时，就遇到了‘文化大革命’。”一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我不知道参加毛泽东在杭州的谈话，是不是胡绳重新工作的开始，如果是，那他这个开始，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毛泽东找了五个人：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和关锋。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他们一到，毛泽东就同他们简单地谈了一下，说是要提倡读马列著作，因此要选择出版几本书，每本书上都要有中国人写的序，要他们考虑一下先出版哪几本和如何写序言的问题。那时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已经十天，谈话中并没有提到。毛泽东说，过几天再约这几个人谈一次。一等，就等了整整一个月。这期间毛泽东突然到上海召开了一次中央会议，那就是对罗瑞卿进行错误批判的会。这第二次谈话，还是原来的主题，不过他海阔天空，还谈到了中国古代的几次战争，谈到了中美关系，也谈到了学术理论界的事，谈到《海瑞罢官》，其中有这样的话：戚本禹的文章很好，但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点了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在“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也罢了彭德怀的官。
后来这要害在“罢官”，成了一桩公案：关锋揭发，在整理杭州谈话纪要时，他要写进去这句关于“要害”的话，而田家英、胡绳不赞成。这就成了他们“隐瞒和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一大罪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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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在纪念田家英的文章中说，这件事同田家英之死可能有点关系。而事实是，提出要整理这次谈话纪要的正是田家英。他作为中办副主任，认为谈话中的重要内容应当送中央同志看看。他认为《海瑞罢官》不过是附带提到，和其他许多附带提到的话一样，不必整理进纪要里。胡绳同意这个意见，参加整理纪要的三人之一的关锋，是执笔者，当时并没有提出异议，就照办了。搞好纪要后一天，关锋向田、胡提出过“不写上这几句话行不行”。田、胡都没有理这个问题，关锋也没有再说什么。
但这件事也说明田和胡，对毛泽东在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缺乏敏感。
序幕虽已揭开，山风时时刮起，但是山雨还没来。
于是，胡绳、许立群一起到四川三线参观游览或曰视察去了。
《胡绳诗存》中有一首诗，写于一九九四年，忆这次出游。诗曰：“卅载金牛访旧乡，草深树密杂花香。当时那识风涛恶，犹试龙家抄手汤。”诗末附一小注：“余于一九六六年初与许立群同志到成都，宿金牛坝?宾馆?。时为‘文革’风浪将起之时，而余等懵然不知也。”
（摘自《党史札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版，定价：28.00元。社址：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邮编：31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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