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写于1934年，成文虽早，但观点新颖，文中提到的一些问题颇具现实意义。
上海的医生似乎已经有过剩的趋势了，只要一看报纸上各医生所登的广告，标新立异、勾心斗角，说尽种种好话，也不难知他们职业竞争的剧烈。此地所称的过剩，当然亦是相对地说，因为上海有三百多万人口，而业医的不过一千五百六十八人，其中华籍者一五一八人，外籍者五十人（见罗志如《统计表中之上海》，大概为已登记者），平均每十万人中有医师约五十一人强，较之美国每十万人有医师一百二十七人，奥国一百十四人，英国一百十一人，瑞士八十人，丹麦七十人，尚不及远甚，论理不能算多；但事实上因诊金之高等种种原因，此一五六八人所诊治接触者，实在只限于在人口比例上比较数量较小的中等和上等阶级而已。因为这样，过剩的现象，便很显著了。
在这种近于过剩的局面之下，我们愿意体谅医师们处境之苦，但医师们却不应以此作为减低他们应守的道德标准的借词。然而医德的堕落，终于成为一种很显著的现象。除了偶然在报纸上透露的医师自己的互相攻讦、帮助堕胎等等不说，单从报纸来说，也够使我们吃惊。在外国，西文报纸是找不出医生广告的，不晓得这是否出于国家的禁令，抑或出于职业道德使然，但成为很合理的事。退一步说，就是登广告，也应该有个分寸，起码不应该同电影院或滑头商人专在欺谝诱惑上用功夫。譬如说，像“当日见效，十天完痊”，或“包除”，“立除痛苦，迅速如愿断根”，或“本医师特自美或德国带回最新式机器……”等话，就不应有。这类话，我们不知道，与“泰山道人特自四川某某山炼制异丹，普济众生，百发百中”有何区别。我们也很奇怪，官府对此既不加以禁止，而什么医师公会等等，也只忙于新旧之争，似乎很少有过加以裁制的表示。
医师诊金之高，也是极显著的现象，尤其是那些专攻一科和那些有名望的。正如旧式伶人之与包银的大小，诊金与医师显然已经成为一种正比的关系。尽管慈善为怀，为维持其身价计，诊金势不能减低，往往一次出诊之费或手术费，便足供贫人一年的需用。受诊金的影响最甚的，是那些比较贫苦的人，他们平常所入，原不过糊口，一旦患病以后，当然无从得入这种身价高的医师之门，于是小病他们就拼着过了，如果病重，则大约不是求神拜佛讨仙方吃，便是请教于那些只读汤头秘诀或在看护学校读过书的医生。因此而冤枉死的，固然谁也举不出一个数字来，但其数字之巨，是不难想象而得的。医师的身价观念一成后，服务的观念便不由不逐渐淡漠，于是乎有星期日不诊的可笑的规定，就是慈善机关所创立的医院，也有星期一、三、五只诊皮肤、口鼻咽喉等，二、四、六只诊内症、神经病等等不合理的条例。
医德的堕落以至于诊金过高、身价观念等等，都要医师个人来负责，当然太不免过火了些。我们认为，这个问题的根本症结，还是个制度问题，或者说是观点问题。一向我们都把疾病看做个人的事，个人应负责任（正如我们从前对犯罪的人一样），因之在医师们，也就不免把行医看做纯粹个人间的私事，既属私事，对社会当属无责任可言。因有把疾病看做个人的事，所以穷人生病以后，只有自叹命薄，没有向社会要求诊治的权利，活算是他的幸运，死了也没有任何人觉得有些不安于心。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第一，疾病之来，不是个人的责任，例如营养不良；第二，疾病影响所及不限于个人，传染病不消说了；假如病者是一家的生产者，则全家的衣食便马上发生问题。而且事实上，无论是共产主义的苏联，抑或是资本主义的欧美诸邦，都有一种把个人的疾病看做社会的责任的倾向。在苏联所有疾病的诊治及医药都是不取费的，在欧洲诸国大抵都有健康保险的制度，尤其是在德国，凡被保险者，无论其诊治、住医院以至于请专家诊察，概不取费，而且一家都能同叨实惠，一九二九年德国所支疾病救济金达四万万一千五百万元。美国虽没有健康保险制度，但政府每年总得支出巨额公共卫生费，例如一九二九年为五万万零九百五十万元。这种种设施的理论根据，便是认疾病为社会的事。只有把疾病应由个人负责的观念打破了以后，我们才可有希望去提高那日在下落的医业道德；只有把疾病看做社会的事以后，我们才有理由去“统制”医师的营业。
（摘自《夔庵随笔》，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版，定价：23.00元。社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189号，邮编：30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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