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鸦聪明。小时候就知道乌鸦要喝瓶子里的水够不着就衔进石头让水涨起来再喝的故事。不过是故事，没见过。在东京倒亲眼见了乌鸦调戏女孩。在中野的大和町，一只乌鸦不呆在树上，大白天在路边闲转，看见踩着高跷?日本当年流行的超高底女凉鞋?一颠一颠路过的少女，就扑过去吓唬。女子吱哇乱叫地躲开，修长两腿拖着笨重的鞋，看得过路的男人和树上的乌鸦都高兴地大笑。
又有报载，说某町老翁门前树上日日有鸦鼓噪，不胜其烦，某日愤而以物击之，鸦飞。次日，鸦伏于老翁每日出入路边之树梢，待翁出行，从后掠而啄其脑，老翁几毙。
像老翁这样厌恶乌鸦的人在日本确实不多。乌鸦不仅是国宝，也是日本神的象征。看日本足球队的队徽，一只黑鸟，以为和德国一样是鹰呢，却被一起打工的日本孩子纠正说：“是乌鸦。”
东京皇宫护城河周围围栏上，停在那儿歇息、探头探脑的乌鸦像树枝一般密集。骑车从那儿过，每每看见有人以面包、肉肠喂食。第一次近距离地观察乌鸦，不免心惊：黑得一塌糊涂，眼睛发出夜一样的亮光，一副贪婪嘴脸，怎么也看不出吉祥。当时就想，稍有良知的人类都不会热爱乌鸦。文化的鸿沟真是难以逾越。
东京的乌鸦多，多到一定程度就会对人类的正常生活构成威胁，鸟袭击人的事件时有发生。但要解决乌鸦问题，不是“消灭”两个字能解决的。像北京５０年代，全民出动敲锣打鼓消灭麻雀，东京人没那个时间，动物保护组织也不干。何况乌鸦在日本民间的特殊地位。很多人指出，乌鸦问题实际上是环境问题。
在２４小时超市，鱼呀、肉呀，很多保鲜食品２４小时后就要扔掉。对现代人，什么都是新的好，不新鲜的只有留给流浪汉和乌鸦。我总在夜里用半价买１／４新鲜的食品，也算是从乌鸦嘴里夺食了，但不像流浪汉，直接要和乌鸦抢。乌鸦越来越多是因为垃圾越来越多，大多数乌鸦都有自己固定的活动地区，知道哪家超市、几点会清倒垃圾。它们每天早晨吃着丰盛的美食，从来不用像那些留在乡间的乌鸦们，还要为生存四处求索。大概，一只乡下乌鸦绝不会无聊到去袭击女人。
回到北京，又是另一种情景。在花鸟鱼虫市场里，那些漂亮的?哥儿在漂亮的笼子里学着各种北京粗话，甚至学着手机的呼叫声。现代社会就像是一只怪兽，长着满身毒疮，到处走，到外炫耀。
东京的公厕不会给人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我回想起来，就是普通的公厕，没有北京公厕那样一道“影壁”，外面只有一道小墙稍微遮挡一下，挡得也很模棱两可，从一面好像总能看见些什么，结果是毕露无疑，和当众小便没什么区别，其实日本人对有没有遮挡并不真正在意。
周五的晚上，东京都是随地大小便的天堂。三两个衣冠楚楚的上班族夹着几个女同事，解开文明扣就在路边“哗哗哗”起来，女士就在边上亭亭玉立地等着，丝毫没有不快。那天好像就应该更放纵些才对，虽然每天下班后都要喝酒放纵，但周五显然更有纪念意义。最触目惊心的一幕是我们的一位日本女老师告诉我的：一个中年上班族醉醺醺地在地铁里便溺，冲着进站的列车。
过去日本人在上茅房这件事上，我记得是很有追求的。文化巨人谷崎润一郎专门写过《关于厕所》。他提到一家给他印象颇深的厕所：“在大和地方的上市，那是一家馄饨屋，房舍深处面临吉野川河滩，厕所设在二楼，当我跨开两腿向下窥视，可以看到令人头晕目眩的下面远处河滩的泥土和野草，菜地上油菜花盛开，蝴蝶纷飞，行人往来，一切都历历在目。我脚踏的木板下面，除了空气以外便空无一物，那些从我肛门排泄出来的物体，从几十尺的高空落下，掠过蝴蝶的粉翅和行人的头顶……它那飞掠下坠的光景虽然依稀可见，但却听不到像青蛙跳进水似的扑通之声，也没有臭气熏鼻。”
谷崎最厌恶西方式的雪白的瓷缸马桶，他的理想是用牵牛花和杉树叶塞满便池，“因为有了杉树叶，本来很快流走的便溺也不流了，而是点点滴滴地在叶子之间优哉游哉地渗下去。”
过去中国皇宫里上厕所，听说用的是桶，桶底铺上炒焦了的枣，屎砸下去，枣轻，翻个个儿屎就沉到底下，焦枣又香，什么味儿都能盖住。然后太监再把桶抬出去。
东方文明在上茅房这件事上可算是优雅到极致了。在西方，中世纪末的法国皇宫里擦屁股还用一根从屋顶上吊下来的粗麻绳。皇上用完了皇后用，皇后用完了宠臣用，都使那一根，常年不换。可现在，白瓷马桶统治了全世界。还有谁有工夫追求谷崎那幽微的情调。
现代的日本人可能听了谷崎的另一句话：“厕所最好尽量接近土地，设在亲近自然的地方，例如在野草丛中，可以一面仰视青天一面排泄，类似这样粗野、原始的厕所，最叫人心情舒畅。”我理解，就是随地大小便，舒畅是舒畅，有点落魄。
有一个日本年轻的朋友，叫岗本的，曾经练过柔道，也曾经来过北京，大概是十年前吧。北京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有当年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两侧的大厕所：那么巨大，那么多坑儿，中间没有丝毫遮挡，大家面对面蹲着、对视着，他觉得自己的眼睛没处放，而对面的人却一副享受的样子。这奇妙的经验使他每逢中国人就问：“你们家的厕所是什么样的﹖”
我很想告诉他，在中国人心目中厕所不仅是用来排泄的，更是用来交流的。像岗本所说的那万坑齐备毫无间距的地方，每个北京人都有在里问寒问暖问“您吃了吗”家常里短的经验。我不由得想起了自己北京旧家楼下的公厕。
楼下是一条胡同，我们的窗户正好对着一个公共厕所，那间屋有如音箱，事无巨细纷至沓来，清楚得好像有人在门外说话，不听也得听：谁家小二娶了个哑巴；谁手壮昨晚和了一条龙；谁发了谁赔了。虽然没见过他们的面，听声儿我就大致知道是谁在如厕。
每天上午都有打扫厕所的一中年女人在外面喊：“男厕所有人吗﹖”有一天里面传出了“有”的声音，她在外面等，里面半天没动静，催：“您不能快点儿吗﹖”里面说：“你以为是吃饭呐，想快就快。”外面：“那也不能没完没了呀，蹲长了，大肠下坠。”里面：“好不容易找到一家，过这村没这店儿了。”外面：“那您憋会儿，我弄完了您再痛快。”里面：“没听说过。这就是一口气儿的事儿，再进来，没了。”过了一会儿，出来了，女的问：“里面还有人吗﹖”答：“还有一个。”女的又等了半天，其实没人。
日本人就不讲究这些，你正“忙”呢，进来一个老太太，对你熟视无睹该打扫哪儿打扫哪儿，刚到日本的同志反映“尿不出尿来”。
阿城曾经写过一个《厕所》，说：“宣武区虎坊桥新盖了个官茅房，有个小子没房结婚，连夜把男厕所的坑填了当洞房，今儿早上大家伙儿一推门，新郎新娘两口子正度蜜月呢。”
他写的可能是过去的事，交流得有点过分。
收费厕所是中国特色，我在日本没见过。我的朋友阿蓝从广东来北京，在王府井上厕所，交完钱领手纸，老头儿只给了他一巴掌长的，他说“长度不够”，老头儿说：“人家都够，怎么就你不够呀﹖”阿蓝立刻表示愿意花钱再买一张，老头儿那北京人的气节上来了：“给钱也不卖。”
日本人更想不到，在中国上厕所也是人情交易的场合，一个朋友就曾拍着胸脯对我说：“以后再去宣武门路口的那家收费厕所别给钱，提我，那是我们家邻居开的，熟人。”
虽然，中国茅房已经全盘西化了，但还是有差距，日本到哪儿的厕所，纸总是不可少地预备着。我们的新式厕所似乎比日本体面得多，很多还实现了自动化，却没纸。我的一位朋友曾用公共汽车票擦过屁股，而他旁边的人至少使着三尺长的纸，馋得他呀。
《厕所》里也写过纸的事，老吴上茅房没带纸，等着第二个人来了借，结果也没带，一直等到第五个，都是憋着借别人纸呢；五个人蹲着聊天，等了一个小时，不见人来，老吴站起来系好裤子，说，我的晾干了。
现代化了，生活中多了方便少了可爱的缺陷。早晚是古老的笑谈。
(摘自《东京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版，定价：26.00元。社址：南京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