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3年，马约翰出生于福建厦门鼓浪屿。四周都是大海的自然条件提供了独特的活动空间，他在少年时代就养成了良好的运动习惯，游泳、跑步、投掷成了他的日常爱好。
1900年，马约翰到上海读书，先在明强中学读了4年，后又考入圣约翰大学整整读了7年。马约翰学的是理科，最后一年学了医科，对文科也有所涉猎，英语更是重要的必修课。在校读书期间他仍然爱好体育运动，并且运动成绩突出，他当时的中距离跑的成绩实际上就是全国纪录或接近全国纪录。
1914年，马约翰应聘到清华大学任教，从此他就一直留在清华，献身于清华的体育教育事业长达53年。
马约翰到清华学堂任教初始，并不教体育而是教化学。但他特别关心学校的体育教学，还主动向校长周诒春建议应该积极发展学校体育教育。当时他的想法也很简单：清华每年要送100名学生去美国学习，被送的学生在身体方面也应该像样一点，总不能把帝国主义蔑视中国人的所谓“东亚病夫”送去吧。马约翰的建议受到了学校当局的重视，在体育设施方面很快就有了很大的改进。例如清华的体育馆1919年就在全国高校中率先建设起来了。马约翰本人也受聘为学校的“体育帮教”，从此开始了他的体育生涯。当时，马约翰动员学生重视体育的目的，还仍然停留在朴素的爱国主义层面。他说：“从我来说，我主要是考虑到祖国的荣誉问题，怕学生出国受欺侮，被人说中国人就是弱，就是东亚病夫。因此，我常向学生说，你们要好好锻炼身体，要勇敢，不要怕，要有劲，要去干，别人打棒球，踢足球，你也要去打、去踢，他们能玩儿什么，你们也要能玩儿什么；不要给中国人丢脸，不要人家一推你，你就倒；别人一发狠，你就怕；别人一瞪眼，你就哆嗦。中国学生，在外国念书是好样的，因此我想到学生在体育方面，也不要落人后，要求大家不仅念书要好，体育也要棒，身体也要棒。”
1919年，马约翰利用公假到美国春田大学去进修，是专门去考察和学习美国体育教育的，历时一年，并且完成了一篇题为《体育历程十四年》的毕业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对发展中国体育事业的认识有了更开阔的视野和更深层的忧虑：“中国是一个最古老的伟大的幸存国家，它的面积3913560平方英里，人口大约为四万万，全体人口都是羸弱或多病的，而且经历着不卫生不健康的生活条件。这是一块人民生命不断遭到疾病折磨的土地。啊，中国需要体育，就像一个结核病患者需要治疗一样。”
马约翰在圣约翰大学接受过系统的理科和医科教育，后来又两次赴美国专门进修体育并著有重要学术论文。这样的学历不仅在旧中国有限的体育人才中极为鲜见，就是在新中国庞大的体育队伍中也是不可多得的。因此，他对于发展体育教育和开展体育运动的高度重视，并不仅仅是停留在爱国主义这一抽象的精神层面上，而是包括了许多具体的科学内涵。他曾强调指出：体育是增强人民体质的科学，是使人身达到健全的科学。体育是使人获得健康的重要手段，它涉及到生理学、心理学、解剖学、人体机动学、社会学等等。
1926年，他第二次赴美进修时所写的硕士论文《体育的迁移价值》，更全面深入地论述了体育的教育作用和价值。他阐述了体育对于“培养人的性格——勇气、坚持、自信心、进取心和决心”，“培养人的社会品质——公正、忠实、自由、合作”以及获得健壮的体魄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1931年，他在清华大学的《向导》专刊上发表文章，更明确地概括了学校体育的目的有两条，即：1.使学生身体健壮成长；2.对学生进行品德教育。围绕“品德教育”，他还具体提出在清华大学的体育活动中要发扬五种精神，即：1．奋斗到底绝不退缩；2．高尚的道德品格；3.能为社会做出贡献和牺牲；4.互助友爱团结合作；5.永葆清华精神。
众所周知，清华自开办起就是一所顶尖的学校，学生都是经过严格考试从全国挑选来的学习尖子。入学后在专业学习上的要求也很高很严。但它同时也受到中国传统儒学影响，学生中普遍存在着只重视读书而忽视甚至是轻视体育的倾向，大多数人不仅没有进行体育活动的良好习惯，就是正式的体育课也不大愿意参加。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学校当局曾不得不采取某些强制锻炼措施，例如规定每天下午4点到5点，所有学生都必须到室外进行体育活动，并且将图书馆、教室、宿舍统统锁上，不让他们留在室内。但就是这样规定也仍然有不少人虽然离开了教室和宿舍，却躲到树林或是其他一些僻静的地方去看书或休息。这时候，马约翰便到处去搜寻学生，动员他们去跑、去跳、去打拳、练剑等等。在马约翰和各有关人士的支持下，学校还规定学生必须在体育方面达到一定标准才能毕业，才能出国留学。这一规定对于清华体育教育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马约翰不仅主持制定了学生体育的“五项测验”及格标准，并且亲自主持测验，严格把关。著名学者兼作家梁实秋是清华1923年毕业生，他在毕业前的体育测验中，田径项目虽“勉强及格”，但“游泳一关最难过”，第一次未能及格，规定一个月后补考，在这一个月时间里，他“天天练习”，最后“补考”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游完了规定全程，这才获得了主持补考的马约翰的首肯：“好啦，算你及格了。”清华出身的另一位著名学者吴宓，当时也曾因为跳远一项未能及格而被马约翰整整“扣了半年”时间，而后才获准出国留学。
令人钦佩的，是马约翰在他所主持的体育活动中，对于运动员在思想品质和道德作风方面，也有很严格的要求。他经常对队员们说：“球可输，运动道德不能输”，“不许踢人、压人、打人”。清华足球队当时有一名姓翟的中锋，球踢得好，速度快，传球准，不仅在校内，在华北也很有名气。他的作风本来也不错，但在一次暑假期间他去上海踢球时，学了不少坏毛病，什么勾人、压人之类，回到学校后就在球场上暴露出来了。马约翰看到了非常生气，当场就把他换下来，狠狠地批评他，并严肃告诫他：你不改掉这些坏毛病，球队就开除你。这位中锋接受批评，后来果然改好了。马约翰在《清华周刊》上发表文章，强调一定要重视体育道德教育，他说：“从事运动者，道德为重……否则虽力大如牛，将如无羁之马，奔放逐斗，无往而非害事之母，如此影响其将来一生事业，实非浅鲜，故体育部极为注意于此。”从1920年起马约翰就担任清华体育部?解放后改称体育教研室?主任一职直到1966年逝世为止。他的这种“教书育人”思想始终贯彻如一，为清华体育创造了良好的传统。
“体坛师表”这一极高的荣誉，马约翰是当之无愧的。他毕生献身于体育事业，不仅在清华，而且在全国体育界也都具有很高的声望。1928年清华学堂改为清华大学时，新任校长罗家伦居然也轻视体育，认为体育教学无须设教授一职，就下令将马约翰改称为训练员，并与此相应降低他的薪资。当时许多清华同事都为马约翰鸣不平，有人劝他离开清华另谋高就。事实上以他的能力与声望到别的地方去担任教授也完全不成问题，当时就有外校想把他从清华挖走。但马约翰本人却放不下清华体育部这个由他参与创建的教育岗位，根本不计较名利而坚持留在清华工作。直到一年后，罗家伦纠正自己的偏见，才恢复了马约翰的原职原薪。1942年，马约翰在西南联大工作时，生活条件极为艰苦，家里有时竟连菜都买不起，只能吃白饭。当时国民党政府在四川江津成立了一所体育专科学校，很想借重马约翰的声望，用高薪聘他担任校长。但他不为名利心动，婉拒了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的好意，继续在昆明过着清苦的教员生活，这在当时的教育界和体育界都被传为佳话。
（摘自《炎黄春秋》2002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