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星期六的晚上，妈妈照例坐在擦干净的饭桌前，皱着眉头归置爸爸小小的工资袋里的那点钱。
钱分成好几摞。“这是付给房东的。”妈妈嘴里念叨着，把大的银币摞成一堆。
“这是付给副食商店的。”又是一摞银币。
“凯瑞恩的鞋要打个掌子。”妈妈又取出一个小银币。
“老师说这星期我得买个本子。”我们孩子当中有人提出。
妈妈脸色严肃地又拿出一个５分的镍币或一角银币放在一边。
我们眼看着那钱堆变得越来越小。最后，爸爸总是要说：“就这些了吧﹖”妈妈点点头，大家才可以靠在椅子背上松口气。妈妈会抬起头笑一笑，轻轻地说：“好，这就用不着上银行取钱了。”
妈妈在银行里有存款，真是件了不起的事。我们都引以为荣。它给人一种暖乎乎的、安全的感觉。我们认识的人当中还没有一个在城里的银行有存款的。
我忘不了住在街那头的简森一家因交不起房租被扫地出门的情景。我们看见几个不认识的大人把家具搬走了，可怜的简森太太眼泪汪汪的，当时我感到非常害怕。这一切会不会、可不可能也落到我们的头上﹖
这时戴格玛滚烫的小手伸过来抓住我的手，还轻轻地对我说：“我们银行里有存款。”马上我觉得又能喘气了。
莱尔斯中学毕业后想上商学院。妈妈说：“好吧。”爸爸也点头表示同意。
大家又急切地拉过椅子聚到桌子面前。我把那只漆着鲜艳颜色的盒子拿下来，小心翼翼地放在妈妈面前。那盒子是西格里姨妈有一年圣诞节时从挪威寄给我们的。
这就是我们的“小银行”。它和城里的大银行不同之点在于有急需时就用这里面的钱。昆斯廷摔断胳膊请大夫时动用过。戴格玛得了重感冒，爸爸要买药的时候用过。
莱尔斯把上大学的各类花销——学费多少，书费多少，列了一张清单。妈妈对着那些写得清清楚楚的数字看了好大一会儿，然后把小银行里的钱数出来。可是不够。
妈妈闭紧了嘴唇，轻声说：“最好不要动用大银行里的钱。”
我们一致同意。
莱尔斯提出：“夏天我到德伦的副食商店去干活。”
妈妈对他赞赏地笑了一笑。她慢慢地写下了一个数字，加减了一番。爸爸很快地心算了一遍。“还不够，”他把烟头从嘴里拿下来端详了好一会儿之后，说道：“我戒烟。”
妈妈从桌子这边伸出手，无言地抚摸着爸爸的袖子。又写下了一个数字。
我说：“我每星期五晚上到桑德曼家去看孩子。”当我看到几个小妹妹眼睛里的神情时，又加了一句：“昆斯廷、戴格玛和凯瑞恩帮我一起看。”
“好。”妈妈说。
又一次避免了动用妈妈的银行存款，我们心里感到很踏实。
即使在罢工期间，妈妈也不多让我们操心。大家一起出力干活，使得去大银行取钱的事一再拖延。这简直像游戏一样有趣。
把沙发搬进厨房我们都没有意见，因为这样才可以把前面一间房子租出去。
在那段时间，妈妈到克茹帕的面包房去帮忙。得的报酬是一大袋发霉的面包和咖啡蛋糕。妈妈说，新鲜面包对人并不太好。咖啡蛋糕在烤箱里再烤一下吃起来和新出炉的差不多。
爸爸每天晚上到奶制品公司刷瓶子。老板给他3夸脱(1夸脱等于1.14公升)鲜牛奶，发酸的牛奶随便拿。妈妈把酸了的奶做成奶酪。
最后，罢工结束了，爸爸又去上工。那天妈妈的背似乎也比平时直了一点。她自豪地环顾着我们大家，说：“太好了，怎么样﹖我们又顶住了，没上大银行取钱。”
后来，好像忽然之间孩子们都长大工作了。我们一个个结了婚，离开家了。爸爸好像变矮了，妈妈的黄头发里也闪烁着根根白发。
在那个时候，我们买下了那所小房子，爸爸开始领养老金。
也在那个时候，我的第一篇小说被一家杂志接受了。
收到支票的时候，我急忙跑到妈妈家里，把那张长长的绿色的纸条放在她的膝盖上。我对她说：“这是给你的，放在你的存折上。”
她把支票在手里捏了一会儿，说：“好。”眼睛里透着骄傲的神色。
我说：“明天，你一定得拿到银行里去。”
“你和我一起去好吗，凯瑟琳﹖”
“我用不着去，妈妈。你瞧，我已经签上字把它落到了你的户头上。只要交给银行营业员，他就存到你的账上了。”
妈妈抬头看着我的时候，嘴上挂着一丝微笑。“哪里有什么存款，”她说，“我活了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进过银行的大门。”
(摘自《流行哲理随笔·外国卷》，珠海出版社2001年9月版，定价：40.00元〈全二册〉。社址：珠海市香洲区兴业路52号32幢1单元2层，邮编：519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