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购得一册C.P.Snow的The Two Cultures and A Second Look(查·珀·斯诺：《两种文化与再观察》），Cambridge:Cawbridge liniversity Press,1964，见封面上有斯诺先生的照片，竟是一个老头作搔首弄姿状，不禁有些愕然，想这人竟这样喜欢表演。我在他的书中也总能发现他有意表演的情节，其中一次表演的是“义形于色”。在该书的第二章他谴责人文知识分子尤其是文学家的反工业化态度，认为他们完全是站在贵族的立场上来看问题而不考虑穷人的愿望。他写道：“因为，当然，有一个真理是不容置疑的：工业化是穷人惟一的希望。……我们优雅地坐在那里，去想物质生活水平并不那么重要，这真是再容易不过了。如果一个人作为个人选择去拒绝工业化，去建一个现代的奥尔登，愿意不吃多少东西而活下去，愿意你的大多数孩子死于襁褓，愿意你自己的寿命不顾你的文学愉悦而减去二十岁，那么，我尊敬你这种审美毅力。但是，如果你试图把这种选择强加给没有选择余地的人们，哪怕仅仅是被动如此，我就丝毫也不尊敬你了。事实上，我们知道他们会作何选择。因为，无论在任何国家，只要一有机会，穷人都会以工厂所能容许的最快速度离开土地跑进工厂，无一例外。”(第25～26页)为了增加说服力?斯诺就将自己的祖先拉来作证?他举的例子是他爷爷的爷爷:“他肯定是个农业劳力。我甚至不知道他的教名。他就是俄国自由派所谓的‘幽微者’，完全隐没在历史巨大的无名堆积中。根据我爷爷所知，他既不能读也不能写。我爷爷认为他是个有能力的人。我爷爷完全不能原谅社会对他的祖先所做的或未做的一切，也没有将他们的状况浪漫化。在十八世纪后期作为一个农业劳力是没有什么乐趣可言的，而我们这些无知者竟认为那仅仅是启蒙运动与简·奥斯汀的时代。”（第26～27页）
暂且勿论斯诺对人文知识分子的傲慢与偏见，也不必在意他自认为正义在握而表现出的盛气凌人，我们且来推敲一下他关于农业时代与工业时代、富人与穷人的历史知识。斯诺描绘出一个对比鲜明的图景：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农业社会，农民都是穷人，是痛苦而悲惨的，对于他们来说工业化是救星，是幸福的惟一希望，穷苦的农民对它趋之若鹜。——然而，这样的图景大概只能出现在斯诺先生的小说中（顺便一提，他的小说实在不太高明），真实存在过的历史在许多方面与斯诺所说恰恰相反。
首先，工业革命以前的欧洲农村社会并不像斯诺所描绘的那样贫穷可怜。他爷爷的爷爷并不是时代的象征。恩格斯在《英国工业阶级状况》中就叙述过工业革命前农村中手工业者的生活情形，从中我们看出那时的农村生活还是相当令人满意的：“工人们就这样过着庸碌而舒适的生活，诚实而安静地、和和气气而又受人尊敬地生活着，他们的物质状况比他们的后代?指后来城市大工业中的工人——引者注?好得多；他们无须过度劳动，愿意做多少工作就做多少工作，但是仍然能够挣得所需要的东西；他们有空到园子里和田地里做一些有益于健康的工作，这种工作本身对他们已经是一种休息，此外，他们还有机会参加邻居的娱乐和游戏；而滚木球、打球等等游戏对保持健康和增强体质都是有好处的。他们大部分是些强壮、结实的人，在体格上和邻近的农民很少或者甚至完全没有区别。孩子们生长在农村的新鲜空气中，即使他们有时也帮助父母做些事情，到底还不是经常的，当然更谈不到八小时或十二小时工作日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282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恩格斯对这种生活做出了结论：“他们在自己的平静、庸碌的生活中感到很舒服，假若没有产业革命，他们是永远不会丢开这种生活方式的。”（同上书，第283页）
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手工业的“工人们”其实就是农民，就是农民本人。工业革命前农村里的工业与农业是由农民家庭兼营着的，两者并不像我们今天想像的那样分隔。布罗代尔在《15至18世纪的文明与资本主义》第二卷《商业之轮》中，专有一节论述前工业时代的产业关系，叫作“农业与前工业并无鸿沟”。布罗代尔认为那时的工业?即“前工业”?并无明确边界，很难与无所不在的农业生活相区分，在欧洲广大的乡村，一到冬日来临农民们就弃农从工。他举了法国的奥斯纳勃吕克在1780年时所谓“亚麻工业”指的就是农夫、他的妻小与他的农田帮工。(第305～306页)
历史学家布瓦松纳也论及过工业革命之前?即布罗代尔所说的“前工业时代”?欧洲农民堪称富足的生活，恰可以同恩格斯的描绘相印证。他先写到吃：“虽说食物种类不多，但它至少是丰富和实在的。在十三和十四世纪时，除了蔬菜、牛奶、乳酪和水果以外，农民也吃裸麦和大麦，甚至还吃小麦面包。除此之外，他还加上大量新鲜的、更通常是盐腌的鱼、咸肉，新鲜的或盐腌的猪肉，少量的牛肉、羊肉和越来越多的家禽。在法兰德斯和英格兰，肉类在乡村地区变得极度丰富，贱农很少使用香料，但使用很多的盐；他们有许多蜜，但没有糖。在西部各国，他们的饮料是用大麦或玉米酿选（造）的啤酒和强麦酒；只有穷人中最穷的人才用苹果酒。在法兰西、日耳曼和拉丁国家内，农民都饮大量的酒，而酒的消费，在整个西方的乡村酒店里是非常普遍的。”（潘源来译，《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五至十五世纪］》第266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这简直比孟子所说的“鱼鳖不可胜食”、“七十者可以食肉”、“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的王道还要胜过几分呢。而且农民的精神也是欢乐的：“这些农村阶级，在自由而舒适的新的气氛下，也获得了一种精神面貌，其特点逐渐地日趋明确。他们在吃喝上一点也不讲究，但他们是快乐的和充满活力的，喜欢酒店、节日、跳舞，有时也喜欢赌博和打牌。他们喜欢在乡村草地上听音乐师或游行诗人讲故事和唱歌；在市集日，他们对变戏法者和走江湖者的表演惊奇注视，他们对游行托钵僧的讲道和沿街小贩——活生生的新闻——的闲谈倾耳谛听。”?同上书，(第226～267页)
“前工业”时代的农民生活大概并不如斯诺所暗示的那样是一片黑暗的苦役。他爷爷的爷爷也并不劳他爷爷那样为之不平。而真正可怕的贫困反倒是在工业化发生之后才出现的，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怵目惊心的亲见亲闻、左拉以自然主义笔调记录下的工人住宅区的惨苦生活可为佐证。当然工业化确实造就了暴发的富人，但那是占极少数的资产阶级；工业化发展到二十世纪后半期时也确实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均富，但这并不能赎洗更不能掩盖它在这之前一个多世纪给下层人民带来的苦难。斯诺以下层人民的名义歌颂工业化，恰成讽刺。固然那时候也正如斯诺所说乡下的穷人一有机会就奔向工厂，但那并不是因为穷人多么热爱去工厂做地狱般的苦工，而正是因为工业化及其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后果使乡下的佃户、自耕农与手工业者破产变穷，他们只是在灵魂升天的威胁之下才选择肉身进厂的。
斯诺为了压倒他所憎恶的反工业化的人文知识分子，不惜一厢情愿地勾画历史，今天到了我们在他那简单化、庸俗化却又很飘飘然的思想汽球上戳上一针的时候了。
不过，有一点或使斯诺差可安慰，那就是恩格斯虽然真实展现了前工业时代的种种诗意与幸福，并毫不徇情地痛陈工业化以后工人阶级身心受到的无以复加的苦难与摧残，但他并有就此与斯诺的敌人—斯诺列举了罗斯金、莫里斯、棱罗诸人—成为同志，他并没有为逝去的田园乐趣献上感伤的挽歌，更没有对新兴的工业化施以诅咒。在这里恩格斯表现出一种斯诺这样的庸人难以理解的辽远情怀，他着眼于人经过一个极其曲折的历史进程终必实现的彻底解放。他不否认前工业时代的和谐与美好，也不回避工业化带来的罪恶与贫困——他不像斯诺那样有容不得异物、非得曲写历史才能心安的脆弱的思想感情——，但他仍然理直气壮地宣称田园风情不足惜，工业劫难不足畏，实际上他乃是热烈的工业化的讴歌者。恩格斯紧接着对田园风情的描写写道：“诚然，这种生活很理想，很舒适，但到底不是人应该过的。他们那时也不是人，而只是一架替从前主宰着历史的少数贵族服务的工作机。产业革命只是促使这种情况达到顶点，把工人完全变成了简单的机器，把他们最后剩下的一点独立活动的自由都剥夺了，可是，它却以此迫使他们思考，迫使他们争取人应有的地位。像法国的政治一样，英国的工业和整个市民社会运动把最后的一些还对人类共同利益漠不关心的阶级卷入了历史的巨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283～284页））
恩格斯和他的朋友马克思甚至还辛辣地嘲笑了把工人阶级的乞食袋当成旗帜挥舞的浪漫派（见《共产党宣言》）。在他们看来，工业革命所代表的技术进步无疑是人的力量的伟大扩展，虽然它无可避免地带来了工人阶级作为人的异化与被剥夺。历史终会在某一时刻形成一种合力，那时人类由于技术进步所解放出来的人性与人类经过咀嚼无以复加的异化的苦难而觉醒了的人性将合而为一，人所拥有的两种奇迹般的力量将结束敌对互相走入对 方。那时候无论是斯诺们对工业化的曲意辩护，还是罗斯金们对工业化的恶意诅咒，都会成为历史遥远的声音，成为人类精神丰富记忆中的丝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