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自由主义者”
聂绀弩落拓不羁，我行我素，不拘小节，周恩来说过他是“大自由主义者”。当年《申报》的《自由谈》上，有两个人的杂文与鲁迅神似，一是刻意学鲁的唐?，一是随意为之的聂绀弩，他被认为是鲁迅之后的杂文第一人。晚年，聂绀弩运交华盖后又写起旧体诗来，古怪而又美妙，实为文坛一绝，堪称“我国千年传统诗歌里的天外彗星”。
有人说，若论武略，聂绀弩可以为将；如论文才，他可以为相。单看一看他青年时代的传奇生涯，这一判断就不为过了。
聂绀弩出生于湖北京山县城关镇，在读高小时就以作文闻名，同学们戏赠“聂贤人”这一雅号。高小毕业后，因家贫失学在家，但他仍攻读不辍，并将自己的习作寄到汉口的《大晚报》，且时有刊用。
1920年，在上海国民党总部工作的孙铁人在《大晚报》上读到他昔日的学生聂绀弩的诗作，大为惊异，马上致信报社总编、好友胡石庵：此生颇有文才，但尚需开拓视野，这样才不致埋没乡间，并邀请聂绀弩去上海。
次年，聂绀弩摆脱家庭的束缚，入上海高等英文学校就读。1922年，由孙铁人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不久被介绍给福建泉州国民革命军“东路讨贼军”前敌总指挥做司书；1923年，他又南下马来西亚当小学教员，后又到缅甸做《觉民日报》等报编辑；1924年又由孙铁人推荐，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在这里，他与周恩来结识；1925年，聂绀弩参加了国共合作的第一次东征，在彭湃主办的“海丰县农民运动讲习所”担任教官。东征胜利后，他又回到黄埔学习；1926年初，从黄埔毕业后，他又考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这里，邓小平、伍修权等都是他的同学。
大革命失败，对聂绀弩震动很大，他曾表示要加入共产党。回国后，他先任国民党中宣部总干事，又任南京中央通讯社副主任，以后又兼任《新京日报》副刊《雨花》编辑兼撰稿人。“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宣传抗日，因此被迫逃亡日本，在日本被关进监狱几个月后被驱逐出境。1933年7月，他回到上海，立即加入左联，从此投身到更为进步的文化斗争中来。
从日本回到上海后，聂绀弩就参加了“上海反帝大同盟”并成为左联理论研究委员会的主要成员。1934年3月，聂绀弩受聘国民党汪精卫改组派控制的《中华日报》。当时，汪精卫与蒋介石有冲突，所以报纸时有攻击蒋介石的言论，聂绀弩趁机在该报创办副刊《动向》，成为进步作家继《申报》的《自由谈》之后的又一重要阵地，在反文化围剿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鲁迅给予了聂绀弩积极的支持。鲁迅后来将他1934年的杂文编为《花边文学》，共61篇，其中载于《动向》的就有22篇。
建国后的第一次文代会，聂绀弩和楼适夷作为香港地区的代表参加。
会议结束前，他们接到通知，某首长在北京饭店接见。到了出发时间，可聂绀弩仍高卧在床，楼三番五次叫他也无结果，只得动手揭他的被子。他坐起来，睁开睡眼说：
“要去，你就去。”
“约定的时间到了。”
“我不管那一套，我还得睡呢。”
说完，他又钻进被窝大睡去了。
楼只得一人去见首长，还得为聂绀弩找一番托词。可是，直到会见结束，也没有见到聂绀弩的影子。
不久，聂绀弩调回北京。冯雪峰对人说：“这个人桀骜不驯，都嫌他吊儿郎当，谁也不要，我要！”就这样，他被安排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与楼适夷又成了同事。
他自己说：我这个人既不能令，也不受命，要我做领导工作是不行的。
那时，他一人住在办公楼后的一个大房间里。早上，别人都从远处赶来上班，他才趿着拖鞋在房门外刷牙，有事还得到他的房间去找他。
在出版社，他平时对很多事无兴趣，有时开会谈到与他无关的事，他就会不耐烦地走开；有时正在传达别人的讲话，他觉得与自己无涉，就不愿听下去。他的意思是，这类事什么时候都与他无关，用他常说的话：是“我不在内。”既然不在内，也就不必知道。
“三反”运动时，他认为自己不管钱，贪污浪费都不沾边，所以“我不在内”；至于官僚主义，他认为，自己不是出版社的主要领导，平时与人关系是嘻笑自如，谈不上什么官气，所以“我不在内”。但是，当有人借反对官僚主义攻击冯雪峰时，他却马上站起来，用自己杂文风格的语言将攻击者驳斥得哑口无言。这一次，他算是“在内”了。
在人文社，聂绀弩主持整理出版了包括《红楼梦》、《水浒传》等古典名著及一批古典文学选本。他自己则写了几十万字的古典名著的研究论文，又成了颇有影响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家。
60年代初至“文革”前，在周恩来的过问下，他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任文史专员，潜心研究中国古典小说。那时，住在半壁街的聂绀弩已是60左右的年纪，但是生活仍毫无规律，有时通宵写作，有时整天睡觉，白天来了客人，只能先在客厅等候。
其时，在北大荒一同改造的黄苗子，也已回到北京，虽然住家离半壁街有些距离，但为了抄一点美术资料，常常到聂府借书。看到他生活无律，书桌、床头、客厅四处是烟头烟灰，就用一句旧小说的套语来形容他：
放浪形骸第一，自由散漫无双。
聂绀弩不仅写了大量精彩的古典长篇小说人物论，而且他的咏《水浒》、《红楼》等书中人物的律诗也在朋友间传诵一时。如他的咏林冲的句子：“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身轻白虎堂。”写得慷慨悲凉，催人泪下。
基于他对这几部古典名著的造诣，黄苗子给他的书房提了一个斋额：三红金水之斋，意思是：“三国红楼金瓶水浒之斋”。
不想，“文革”一开始，这斋额首先受到冲击。一天，几个戴着红袖章的造反派来到聂府，指着那斋额问什么意思。毫无准备的聂绀弩急中生智，回答说：
“思想红、路线红、生活红，谓之三红；‘金’是红宝书上面的烫金字；‘水’是旗手江青姓的偏旁，因为尊敬，所以不敢直接写出来。”
几句话说得来人目瞪口呆，但还是一把撕碎斋额骂道：“你是什么人，你也配！”
斋额被毁后，聂绀弩特意跑到黄苗子处报告前后经过，然后说：
“将来你另外给我写幅大的，我给你裱好再挂上。他们还没有抄掉我的钱，我有钱，几时我请你吃饭。”
胡风说：“你怎么把什么样的人都往我这儿带”
从1929年在日本结识了自己的湖北同乡胡风，由上海、武汉、桂林、重庆而北京，两个人结下了终身患难情谊。
1955年胡风事件中，所谓的“胡风分子”大多锒铛入狱，以聂绀弩与胡风的关系，自然也难脱干系，他被隔离审查。人们当时在他的一份交代材料中看到的第一句话是：“我比胡风分子还要胡风分子。”大概最终也没有找到什么蛛丝马迹，在给予“留党察看”和“撤职”处分后，1957年上半年又回到了出版社。
逃了初一，跑不了十五。1957年下半年整风反右中他还是被定为右派，原因是他为周颖修改了一份有关整风的报告，修改和增添的几句话，使夫人被划为老右，他也沾光了。
1962年初，刚从北大荒回来的聂绀弩找到胡风的夫人梅志，要她设法尽快与不知生死何处的胡风联系上。胡风被关押十年回来后，聂绀弩第一个上门来看望。
胡风旋即被送往成教监外执行，还是聂绀弩赶来为他送行。此后两个人还常有书信往来，不断以诗作唱和。
在历尽磨难后，两个人先后出狱却成了又病又老的老人，只有好友萧军虽也经灾难却健壮如昔。他曾弄了一辆车，把胡风拉到聂绀弩的病房，三人合了一张影留作纪念，而他们却不能畅谈如昔了。
初出监狱，周颖带聂绀弩上理发店理发，“览镜大骇，不识镜中为谁”。
九死一生归来，形如鬼影，聂绀弩作《对镜》四首以舒怀；胡风80寿辰聂绀弩作诗云：“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前句指胡风出狱后精神有时失常，“三十万言”指胡风关于文艺问题的三十万言《意见书》，“三十年”指胡风因这《意见书》而遭受的三十年的非人折磨。读来让人凄然。
在胡风事件中，舒芜因提供胡风给他的信件使势态迅速转向而成为人们眼中的“犹大”，不被人原谅。但是，舒芜却是聂绀弩的密友，聂绀弩对他还颇有好感，人们说这源于聂绀弩的爱才，其实，也源于他对历史的洞察。
聂绀弩晚年向人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1954年夏天，老友何剑勋来北京看聂绀弩，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院子里他们碰到已调到这里工作的舒芜，三人就一起去吃饭。饭后，聂绀弩建议一起到离这不远的胡风家看胡风。进了会客室，胡风好一会儿才出来，他与众人寒暄后，就指着聂绀弩说：
“老聂，你也太不像话了，随便把什么样的人都带到我这里来？”
聂绀弩一听，就觉不妙，不想胡风当众就对舒芜表示不欢迎。
大家急忙出来，到北海去喝茶。
舒芜说：“胡风太自信了，我手头上就有他的几封信，拿出来大家看看，很可以说明问题的。”
聂绀弩只得劝说：“你在气头上，这种事，非同小可，冷静了再说。”
可能在这时候，上面又组织了对胡风的批判，舒芜就抛出了胡风的信。
聂绀弩认为舒芜这样做是为了泄私愤，这样虽然不对，但是最后对胡风上升到反革命的高度，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
1982年，舒芜60岁时，聂绀弩写诗相赠，在诗中，他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人们把舒芜比作胡风的门徒是不对的，认为人们恨犹大而不恨送人上十字架的总督，是一大怪事。
（摘自《天才与命运》，中国民航出版社2001年10月版，定价：25.80元。社址：北京光熙门北里甲31号楼，邮编：1000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