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语无疑是一个时代的晴雨表，从词语的变迁可以看到每个时代清晰的烙印。
记得曾经有一个故事，说欧洲有位刑事犯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被关进监狱，到二战时他走出牢狱进入尘世的时候，已经看不懂报刊了。社会大变革中所涌现的大量新事物、新思想、新概念是语汇创新的基础。社会剧变打破了原来语言词汇与社会结构间的相对平衡状态，这种失衡是语汇发展变化的催化剂。
可以说，每一次新词语生殖的高潮，也是老词语被大量淘汰的时期。但从总量上看，生殖率高于淘汰率，就好像地球上膨胀的人口一样，但不同的是，词汇的增加只会使人们的思维与事物之间的距离在无限接近地缩小。过往的词语并不是一堆语言的垃圾，它们身上同样负载着特定时代的价值和信息，它们就像珊瑚礁的生成，以自己的肢体，构筑起瑰丽的语言大树！所以，严格地说，正在消失的词语，是指被时代的视野逐步忽视的领地，但附丽于其中的历史和文化，是绝对不会消失的，而回眸词语中意义的流变，让那些光荣和梦想重现荣光，让过去在簇新的时间映射下展现它神秘的姿容，难道不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吗？
思想的历史就是语言的历史，自然也是词语的历史。当人们从过去的词语深处聆听到思想连绵的声响时，这既是时间流淌的音阶，更是母语前行的足音……
反动的本义是指相反的作用，反而动之，无所谓褒贬。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立场、成分的界定，维护旧制度、破坏新制度、反对革命的种种言行举止，是可以划入反动词义范围的。可见，词语派生的意义完全覆盖了它的本来面目。
反动是针对特定时空的人、事而订立的，很可能在彼时的反动，在此时就成为了“顺乎天理”的举动。例如，张志新、遇罗克、林昭就是这样的优秀人物。某本词典上说，与反动相对应的词语是革命，这是非常令人玩味的。历史上不是有很多自命的革命行为最后都成了反动劣迹吗？
中国老百姓是实惠的，他们看风云变幻的事太多了，现在对这种界定不大感兴趣。生存的压力将人的视线转移到形而下的关怀中去了。
革命敬礼，一种外交辞令。常用于书信结尾表示尊敬——“此致敬礼！”等等。
在已经脱帽致礼的基础上，再修饰以革命，这个礼就不一般了，如此大礼是更有觉悟者才能享用的，其施礼的动作就包含了一种催人奋进的力量，就是一种热泪盈眶的前奏，就是不能自持的兴奋，暖流在受礼人的全身冲刺，就能永葆青春！
一个词汇的效用能够达到如此境界，人们就大剂量地用开了，从公函到家信，从慰问信到情书，最后无不高呼革命敬礼；“文革”时期，一个人走到理发店理发，不向里面大喊一声“向理发工人致以革命敬礼！”的话，这头不但不用理啦，还要被理发匠盘问一番你的出身和身份！不用理发，你的头就大了。
如今，不断喊“敬礼”的人几乎绝迹了，偶尔在街头看到个把嘴上喊敬礼、身子也如鸡啄米的人，人人避而远之，不受这个礼——原来是要钱的乞丐。
敌台，反共电台代称。
收听敌台，一直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在20世纪60～70年代，收音机是人们知道世界动态的惟一窗口。很多家庭里，最值钱的东西就是“红灯牌”电子管收音机，一台价值120多元，在当时是非常奢侈的物品了。有人刚买了收音机，很是兴奋，不断调整旋钮，偶然听到外语广播和歌曲，好奇地听了几句，十几分钟后，保卫科的干事就破门而入，把收音机和人一块儿带走！原来，高度警惕的邻居，向保卫部门紧急汇报了正在发生的政治动向。这下，麻烦就大啦，不但听者脱不了身，痛心的是连收音机也被没收了……
在互联网的时代，不要说“敌台”过时了，就是收音机也快成古董了。
臭钱，作为对金钱的鄙称，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一直是颇为流行的。当一件本无所谓香与臭的物品被人们赋予了强烈的爱憎时，好像其性质也因此而发生了变化。
有本词典上就有关于臭钱的例句：“我瞧不起你的臭钱！”这就可以清楚地发现，这里的臭，跟货币的持有者有关。与臭相对的词是香。那么，浸透了自己血汗的货币是否就成为了“香钱”呢？目前汉语当中暂时还没有这样的说法，但我想，有些人大概是这么认为的。
如今，对钱来说，早已经没有进行气味鉴定的必要了，因为大家见钱眼开，嗅觉立即迟钝，只想着如何装进口袋，哪里还有闲工夫来纠缠？
四化，指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四化是周恩来总理在1964年底举行的第三次全国人大会议上所作《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来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四化建设才正式予以落实和贯彻。但后来，逐渐不提四个现代化了，而是统称现代化，大概是时代变化了，四大方面难以涵盖各领域对现代化的要求吧。但无论怎样，一个封闭了多年一直被形式繁多的运动反复折腾的民族，终于有了获得参与世界经济、文化共同进步的权利，不能不说是一次意义深远的盛举。
当21世纪的钟声在人们的耳边荡漾时，不知还有没有人回想起四个现代化建设之时的初衷以及诺言……
万元户，在某个时期富裕的代称。
万元户，既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髦词汇，也是指首先富裕起来的第一批人。很多乡镇、工商行业以出现了多少个万元户为光荣指标，虽然听起来有些像以前放卫星的感觉，但让更多的平民感觉到了致富所带来的空前喜悦。说到万元户，大伙眼睛都亮啦！
万元户大体由率先完成了个人承包的个体养殖户、建筑包工头、个体工商户构成，他们在经济起步阶段靠的不是知识或者素质，而是胆量和勤劳。我们还可以回忆起那时邀请万元户们作报告的场面，他们的确没有什么文化，以前更没有什么社会地位，说话难免语无伦次，甚至受到如此平生未遇的隆重欢迎，有些紧张和失措，但他们创业的艰辛历程无不感动每一个与会者，给人以深刻的启示。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的民族只有在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才可能跟世界对话。
如今，流行的说法是——十万元刚起步，百万元马马虎虎，千万元才算富?万元户，听起来就跟穷人似的。
停薪留职，一种首鼠两端的策略。
停薪留职的字面意思很明白，就是停止支付薪水，但保留自己的职位或者工作关系。这是20世纪80年代在全民所有制单位中出现的一种带“机会主义”倾向的策略。
80年代中期，是一个全民下海的年代，经商热波及到了穷乡僻壤，就更不用提城市了。很多体制内的工作人员，抱着铁饭碗还不满足，渴望着金钱与事业交相辉映的梦幻，经商就成为了一个众望所归的路途。但他们对经商的风险是有所顾忌的，自己如果辞职走人，万一亏得连裤子也当掉啦，又能往哪里去呢？还是回原单位！停薪留职就能够实现这一“曲线救国”的方略。
停薪留职者，为的是“顿开枷锁走蛟龙”，自古雄才多磨难嘛，好像弄潮儿非自己莫属！
停薪留职为他们留下的这条退路，实际上很可能是个负担，使他们不敢将自己置之死地而后生，缺乏背水一战的勇气。以至于很多停薪留职者出去转悠了一圈后，又灰溜溜地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领导就没好脸色了，上班吗？可以，只有锅炉房还有个空缺……
夏时制，一种时间管理制度。
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从1986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夏时制，从4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日开始，到9月中旬结束。
执行夏时制的目的是为了充分利用日照光线，节约能源，因此也称为“日光节约时制”。开始执行不久，人们就不适应了，这已经不是时间拨快一小时的问题，而是由人的生物节奏的改变，发展到影响思维方式和判断力的根本性变革了。这并非危言耸听。当东部的上海沐浴在朝晖当中时，西部的青海、新疆还处于黎明前的黑夜，东西部地区相差好几个时区，强求划一的命令，在幅员辽阔的国度，好像无法抗拒自然的法则。东部倒是节约了能源，可是西部呢？那就得在黑夜里工作了。
尽管媒体在宣传夏时制节约了多少多少能源，相当于多少座葛洲坝水电站的发电量，老百姓明白，这是出于某种动机在理论上的推论，当不得真的！90年代初，有关方面终于停止了夏时制的执行。呜呼！
（摘自《正在消失的词语》，上海远东出版社2002年3月版，定价：18.00元。社址：上海市仙霞路357号，邮编：2003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