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很多书太过于致用了，无用之用的书似乎很难进入出版者和读者的眼帘，就连小说也常常不是用来品读，而是利用它去干别的事情，因而现在的阅读了无诗意，表皮的花哨难掩内里的乏味和无趣，倒是一两本寓居海外的人士的书偶有些文章之美和诗意挥洒。其实诗意并不玄奥，它是平静、平凡、平实的，是以一种自然的身姿说话，少端着（膀子）、少捏着（嗓子）、少踮着（脚尖），诗意也就长在文字之中了。
毕加索来过了，达利又来了，超级魔术大师大卫·科波菲尔也来过了，如此看来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只一墙之隔了。
前两者自然是他们的作品，继罗丹、享利·摩尔之后，毕加索、达利的作品被引入中国展出，在北京、上海、广州做互动式展示，让中国观众近距离领略他们的风采，让孩子们临摹到他们的造型和线条。
有关世界美术大师的出版物也汗牛充栋，河北教育出版社引进出版了何政广编著的４４卷本的“世界名画家丛书”，大致分为古典和现代的两辑，资料宽博而翔实；此外他们还出版了三辑美术大师世界名画欣赏的精美明信片。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走进大师”丛书和“西方现代艺术流派书系”也形成体系，前者走进毕加索、杜尚、高更、莫迪利阿尼、米罗、达利等数十位大师，各成一册；后者则介绍了后印象派、象征派、纳比派、野兽派、立体派、达达派、超现实主义等著名流派和他们的作品。吉林美术出版社、四川美术出版社也出版了薄厚不一的美术大师丛书。
应该说这些书中比较扎眼的当数蒋勋的《梦想与创造——达芬奇·毕加索·达利》（文汇出版社），蒋勋在台湾教授中外美术史，所著《写给大家的中国美术史》影响很大。他善于举重若轻地将艺术历史浅显讲出，并将艺术人物、事件和作品与政治人文社会的历史相勾连，立体地写出其内在血脉关系，同时轻轻地点缀一些鲜为人知的艺术家轶事。这本《梦想与创造》写达芬奇的科学艺术建树，认为他是“世界领航”者；写毕加索与古典与女子与立体主义的关系，写他的疯狂的创造力和破坏力；写达利的奇诡、怪诞、魔幻，写他的超现实等等。蒋勋不满足于就事论事，而是常常做诗意的诠释、哲学的分析、对比的联想，表达了他对艺术创造力和生命力的深刻细致的体察和理解。
前卫是旗帜，前卫又常常是孤独的，它总有着巨大的颠覆之力，同时又形成波谲云诡的内在皱褶，让人无法一下子看破，因此对现代的后现代的前卫的边缘的先锋的解析显然很有意义。《生存互联——欧美当代行为艺术》（马尚著 辽宁画报出版社）是对西方行为艺术进行梳理的书，人类在经历了全感官的原始巫术艺术、混感官的中世纪雕塑艺术、视觉单感官的绘画艺术之后，进入了泛感官的行为艺术展示时代，画框、画布、颜料和笔可能弃之不用，而代之以综合材料和人自身，人们的动作、思考、抚摸乃至戕害等都成了艺术，反映了艺术在当代是以一种主动性、互动性、日常性和参与性进入我们生活的。杰夫·昆斯说：“如果森林中倒下一棵树，那里也没有人听到此事，会有什么声音吗﹖那就是艺术与后现代社会的关系。如果艺术不参与到社会化之中，它还会存在吗﹖”但现在的情况是参与化只是艺术的充分条件，不是必要条件，艺术与非艺术的边缘在哪里﹖
中国的当代艺术状况更令人关注，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中国当代艺术倾向丛书”（邹建平主编），其中《观念艺术的中国方式》（顾丞峰著）认为从1979年到上个世纪末，中国当代艺术从单一走向复杂和多元，从而改变了我们的视觉经验和生存生活方式，从结构到解构，从解体到重建，在中西方艺术观念的碰撞交汇中，观念艺术渐行渐进，装置、行为、雕塑、现代水墨、观众摄影逐渐创造出超越架上艺术的新体验、新感受，中国艺术家用挪用式、并列式、意念式和外加式的体现方法来表达观念，虽然并不完美圆熟，但已具有了强冲击和矢量指向性。现代艺术和后现代艺术在中国还远未出现令人瞩目的大师和惊天动地的行为。
如果把尤凤伟的《泥鳅》（春风文艺出版社）仅仅理解为为农民兄弟讲话、为弱势群体打抱不平就太简单了，事实上它是通过一个人、一段近乎离奇的故事来写都市中的人群集体选择的无奈和整体的游移，人无法超越和逃离这个环境和现实织成的网络，无论他如何努力，似乎都难以摆脱乖舛的命运。小说传递出一种巨大的惘然和不可知，他明着写出了来自于权力阶层的尔虞我诈和精心编制的荆棘陷阱，暗里都隐含着对人的困厄的大悲悯。尽管这个故事在情节还有些粗糙和明显漏洞，但它对于都市的贫弱群落——农民的现状反映，对于城乡差别的逼真刻画都是令人难忘的，是一部吸引你看下去的小说。
张抗抗的新小说《作女》（华艺出版社）却是一部力图从现实中寻找飞翔冲动和途径的小说，女主人公卓尔（有卓尔不凡、卓尔不群之意）特立独行，我行我素，她可以主动放弃在别人看来还算幸福的婚姻，她可以因为一念之差把去南极的欲望让老板把自己炒掉，她可以在创意实现之时突然选择离去，甚至在床上做爱她都自觉地选择“女上位”，总之，她挺能“作”的，所有的选择都听凭自己的内心。而且和她同样“作”的女性亦不在少数，在她们身上，传统的中国女性形象似乎荡然无存，两性关系变得多样的立体，她们的生活和情感原则积极、主动、勇猛、敢作敢为、敢爱敢恨，更有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在她们看来，都市中，男人如雄起的建筑，女人则如放肆坦荡隐含全部欲望的街道，二者相依构成城市。所以，她们都要做自己，卓尔最不愿听的一句话就是：你越来越不像你自己了。但这一切，似乎并不能造概念和贴标签，更应该是有着出入无碍的自由。
这本《非常日记》（徐兆寿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曾经如手抄本一样以打印稿的方式在兰州的一些高校中很流行，其程度被西北某媒体称为“疯狂流传”，在一次调查中，87.5％的人认为“这部作品是目前写大学生生活的最好的作品”，也被封为“第一部中国当代大学生性心理小说”。不管怎么说，这是一本关于成长的书，它关注到了成长中的许多细节，并用心理分析和方法来寻求解释，比如偷窥癖、恋物癖等，此外更写了来自农村大学生在校园的内心冲突和矛盾，具有记录的意义和价值。海子写道：“麦地／别人看见你／觉得你温暖，美丽／我则站在你痛苦质问的中心／被你灼伤／我站在太阳痛苦的芒上。”青春无小事，成长中，一粒沙子有时如同一座山一样成为障碍。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了一套“Ｎ·Ｎ聊天室”，计有楚楚的《寂寞有一张脸》，宋晓杰的《我是谁的粉玫瑰》和叶延滨的《从哪一头吃香蕉》。楚楚原在《台湾文学选创》工作时，常常为一些图写一些漂亮的文字，这些后来就成为有文有图的《行走的风景》，那时楚楚的文字无心插柳，许多人拿到《台湾文学选刊》先看并非港台的楚楚的文字。此后见到楚楚的文章少了。在这本书中，她把文章分为“醉花阴”、“绿腰”、“如梦令”、“青衫湿”、“点绛唇”等若干部分，许多文章一看仍是楚楚的风格：痴迷于传统文化，喜欢做古典式的倚思清想，爱用云、雾、月、雪、花、风的词汇，情调上既小资又“小古”，比如“胖草”、“浓花”、“瘦菇”、“远虹”、“薄湖”、“软夜”、“低云”等等，她的理想是在城市的郊外江边筑屋，读爱读的书、穿唐装、弹古琴、吹调箫、练书法、养猫狗、把玩青花瓷、揣摩明清家具。楚楚就是生错了年代，如果这一切现行和想往不是矫情的话。
同楚楚的恬静造境古意相比，唐师曾却是现代的，而且来去匆匆，风风火火。他的《我们战场归来》、《我站进了金字塔》和《重返巴格达》我曾读过，他的文字也曾在《世界博览》杂志成为读者“首看”的篇章。近日华艺出版社又出了他的《我在美国当农民》，还是一贯的唐师曾风格，语气夸张，充满激情，新闻感很强，视野很开阔，他说：“我喜欢一个人驾车独自远行，机动灵活自由遐想，没人商量也不需要彼此照顾。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下一步蹦向何方。这种前无计划，后无接应的自费旅行让我饱尝人间苦难，也让我享受自由飞翔的无穷乐趣。”于是他就在美国做这样的旅行，于是便有了这本“在路上”式的书，他把他的观察，美国的文化、美国的社会、美国的中国人等写到书中。他说自己从地球上最伟大的农业国踏上超级大国的直接感受，如同农民进城，却有着一种田野的新鲜气息。
赵毅衡这几年产量很高，出了几本书，摆在我面前这本书的书名很好——《伦敦浪了起来》（人民文学出版社），据说来自英国报纸的标题，很传神，好像一下子将对这座文化名城的新感觉点燃了起来。书中收录了他对英伦的文化现实的评论、对英国媒体的作家和评介，当然还有写于英国但却是针对中国作家的随笔，赵先生不紧不慢地写着，有一种表里如一的松弛，这种状态和思想的力道和谐结合。例如他写全球性严肃文化的式微，电视使人们渐渐变成“沙发里的土豆”，他写了一篇《很笨，更笨，极笨》。很是得“往下笨”，表达了他的文化忧虑。例如他写《泰晤士文学增刊》勾勒出了其独立的书评品格。卢岚的《塞纳书窗》（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和赵毅衡不同的是她写的是法国巴黎，卢岚女士和她的先生刘志侠都是60年代从中山大学毕业，70年代赴法后，先是做生意，成功后依然恋恋不舍心仪的文学，她在法国有优渥而悠闲的生活，偕隐枫丹白露，自许如黄庭坚的诗句“江南野水碧于天，中有白鸥闲似我。”她的中文语感很美，意象颇丰，她写法国的作家，作品和人文胜地如数家珍，点评也极为到位。如她写乔治桑：“自由的生活，自由的选择，自由的表达，这是乔治·桑所渴望的，也是所有艺术家所渴望的。但是，写性爱是求名的捷径，最容易一炮走红。作家的声音，像在真空中的呼叫；一旦涉及性爱，就像站在回音壁前，回声从四面八方来。”
关于书的书，国内学人也写了一些，近见到的即有一套“六朝松随笔文库”，共12种，龚明德的《昨日书香》、徐雁的《开卷余怀》、潘树广的《学林漫笔》、白化文的《承泽副墨》、王振羽的《书卷故人》、薛原的《滨海读思》、王余光的《读书随记》、陈子善的《海上书声》、薛冰的《金陵书话》、王稼句的《秋水夜读》、徐重庆的《文苑散叶》、于志斌 的《山海文心》，作者多为江南的读书人，喜淡泊，爱探究，广见识，其中有些还是城市文史掌故的整理和发掘者，因此所写书话，有故有据，有思有趣，反映这个时代难得的恬静的士子心绪。
传媒的研究逐步细化和本土化，有关传媒的出版物也多了起来，特别是进入2002年后，这类书甚至能在书店摆放出一个专区。
《与传媒界名流谈心》（成思行 燕华主编 新世界出版社）作者访问了方汉奇、戴煌、艾丰、梁衡、喻国明、何力、李希光、王长田、杨澜等传媒界的热点人物，他们分别从历史、体制、个人经历、新闻形态等角度来谈中国传媒和新闻，“论国事风云，评传媒得失，谈人生浮沉，议业界同仁”，有些访谈非常成功。这本书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即所选人物比较缺乏统一性，较庞杂，对传媒的概念理解有偏差，定位不准不纯粹，不过，在中国传媒刚刚开始理性起步和经济运作研究之时，已属不易。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公共管理研究丛书”?宁骚主编?，其中钱蔚所著的《政治、市场与电视制度——中国电视制度变迁研究》是用公共管理理论专门研究电视媒体的，描述了中国电视制度的内在变化以及这些变化的成因，从政治制度下的组成部分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多元化和公共性，并由此来推测中国电视的未来可能，是这个领域的抢先之作。作者是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的制片人，又是北大的博士，其实践直接体验和学理提升方面相辅相成，使此书有了一定的学术价值。
《白领2002》（王永飚主编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已经是《万科》周刊的第三本精选集成了，《万科》周刊是万科集团的企业文化独立刊物，倡导“企业视角，人文情怀”，为万科的企业形象得分很多，其历任主编后来在万科企业机构均担当大任，其作者往往是国内知名写手，因此不要因为它没有公开发行而小觑之，实际它比那些半死不活的刊物高出很多倍，《万科》文章往往有好的意思，又有好的文风，自然清新，不像某些学院式的教授们偏偏把人人皆知的事情说得谁也听不懂，《万科》有清明通达、潇洒自适的风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