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常女子张安惠写了一本自传体例的书。写的虽是个人的经历，但叙事编织在时代、社会的经纬线中，读时只消一翻，便感觉是生活的发抒，是时代的部分反映。因而可以说它是时代的一个产儿。下面摘录自该书的第二部第一章《解放》。
我辞了大公报通讯员，辞了我心中爱恋的人，心绪不宁，课余大部分时间消磨在图书馆阅览室。我从报纸上知道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解放军已渡过长江天险。前线兵败如山倒，市面上金元券、银元券形同废纸，通货膨胀，民不聊生；贪污腐败，人心思变。大学生们相互串联，大白天开“荧火晚会”，扭秧歌，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解放区的歌曲，表演兄妹开荒等新节目，歌声鼓舞人心，带来万物复甦的春天信息。那首袁水拍作词的《古怪歌》唱道：清早走进城哟，看见了狗咬人，只许它们汪汪叫，不许人呀，用嘴来讲话、来讲话……谁的心里都明白，狗，指的是特务、反动官僚们，真是解气又解恨。校内的布告牌上，时不时地贴出某教授在大礼堂做演讲的海报，同学们跑去听，是张圣奘或别的进步教授讲1945年毛主席到重庆、他们同毛泽东和在红岩村同董必武、周恩来……等中共要人的交往中所知道的共产党的主张和解放区的真实情况。演讲非校方组织，带有自由论坛的色彩，听者十分踊跃。解放军还没到来，重庆已成了半个解放区，当局已不能控制局面。我心中曾经激起的浅浅的情感溪流，一时间汇入生活湍急的大河，在扭秧歌等集体活动中，我忘记了过去，渴望着未来。
1949年深秋，黄桷坪马路旁的白杨树下，铺了一地的落叶。风吹过来，落叶窸窸窣窣地响，扫成一小堆一小堆。一辆辆载着武器和士兵的军用卡车，日夜不停地从城内方向开来，驶向九龙坡渡口。军车将落叶和尘土卷起，漫天飞舞，迷人的眼睛。一位身体肥胖的同学过马路时避之不及，当场被急行的军车轧死。学校成立了应变委员会，目的是非常时期内保护师生的安全。过了不到20天，那一辆辆军车又从九龙坡渡口那边开过来。军车过后，一片沉寂。沉寂二三日后的一个夜晚，便听见隆隆的炮声，是解放军的炮声。我们听起来如同礼炮声。应变委员会的老师同学带领我们离开宿舍，转移到据说是炮弹打不到的山崖下，只见火光映红了半边天。黎明前，炮声停止；天亮，我们便看见了解放军。不是列队来的，是三三两两陆陆续续过来的，有的年纪很小、才十五六岁模样。问他们从哪里来，操外乡口音的解放军告诉我们，他们在川东的酉（阳）、秀（山）、黔（江）、彭（水）一带打了一场恶战，进入川东以后就是追逃兵，一直追到了重庆。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过了几天，重庆各界隆重地举行了解放军入城仪式。黄桷坪街上，很快张贴出重庆市军管会的布告。布告的落名为司令员陈锡联，我们看了这个布告，惊异“司令”后面加了一个“员”字。司令员这个新名词是表明共产党官兵平等吧。不出三天，有两位女同志来接管女师学院。
一位是军代表华逸，一位是联络员。她们来，行李很简单；背上背个包，手上拎个包。华代表是在学校的大礼堂与全体师生见面的，她神采飞扬，很吸引人。在热烈的掌声中，她走上台去，右手举在军帽边，向大家行了个军礼，然后讲话。讲话的时间不长，该讲的，都讲到了，极具感染力，听上去令人有一种如坐春风、喜事临门的感觉；又极具煽动性，不觉间冒出一股子为革命两肋插刀的豪气。
配合重庆市军管会的工作，我们一次次上街宣传拒用银元，宣传禁烟禁毒，宣传禁止卖淫嫖娼，几乎是一夜之间，便完全禁绝。那时共产党威望之高，办事效力之快，使我们坚信世界上没有共产党办不成的事情。
我们到城里去做宣传，得知城里的抗建堂正在公演歌剧《白毛女》，我们也很想去看这个戏。有天傍晚，我和楚先邀约起同舍的两个同学，跑到抗建堂门口时，戏已开演，听见从里面飘出“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的音乐声，我们恨不能“飞”进去，一分一秒也别耽误看戏。可是，我们没有入场券，进不去。守门的两位解放军见我们不走，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连忙回答：“我们是女师学院的学生，我们从九龙坡赶进城，不为别的，是为受教育来的。”我们的话很管用，他俩扬扬手，痛痛快快地放我们进去了。
我们在里面站着看《白毛女》，戏演了多久，我们就站了多久；台上喜儿和杨白劳在哭，我们也哭。
看完戏，那两位守门的解放军打着手电为散场的群众照明指路。抗建堂在纯阳洞的坡坡坎坎上，路不好走，天又很黑，那手电的亮光很亮，由近及远、由远及近，照了很长时间，待大家都安全地快走出纯阳洞，手电光才停止。
共产党完全赢得了民心。华代表、联络员，还有那些来学校作时事报告的各方面的负责同志，来学校表演文艺节目、经过战火洗礼的文工团员们，他们穿一身黄军装，黄灿灿地发光；这一身黄军装裹着一颗献身革命的火热的心，是那个时代的无价之宝。
重庆解放10天后，新华日报副社长常芝青到学校来作报告。他是晋绥日报创始人之一。他的报告把我们带到敌后办报的现场。晋绥日报社址在晋西北兴县高家村的窑洞里，夜晚，寂静的山村可以听见蔚汾河水从村边潺潺地流过。遇上敌人来扫荡，他们这支百余人的队伍，每人背着数十斤重的背包，肩上扛着干粮袋，腰间插上手榴弹，带着电台日夜行军转移。到了宿营地，立即拉电线、架电台，手摇马达，抄收从延安发出的电讯。粮食供应不上，大家吃着作马料的黑豆和被敌人烧焦了完全变了味的粮食……常芝青同志向我们这些青年学子讲的是人生的理想和追求，他的话声声入耳，震撼着我们的心。
12军宣传部长张柯岗到学校作报告，讲的是解放军为什么能打胜仗，讲得举座皆惊。报告毕，同学们踊跃报名参军，不久就随12军开赴抗美援朝前线，有的同学阵亡在朝鲜战场。
学校开辟了一个新书阅览室。政治书籍主要是毛泽东的著作，文艺读物有苏联的《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学校尚未复课，每天我都去阅览室读新书，一本接一本读下去，不仅学习讨论时能讲一些革命的道理，而且发自内心热爱共产党。为人处事、喜怒哀乐，增加了一条过去从未有过的标准和审视的眼光，那就是政治。一位同我关系不错的同学，她的父亲因为是南京政府的高级官员，重庆解放后她缺少我的那份政治热情，彼此关系逐渐疏远了。我被看作积极分子。学校里的中共地下党员这时公开了身份，组建了青年团总支，由原地下党员担任书记。新的院长未到任以前，在华代表领导下，团总支形同权利机构，学校的各项工作由团总支操持。一日，团总支书记召集积极分子开会，居然也通知我到某教室参加。会议开始，书记说：“同志们，开会了。”我听叫我同志，油然生出一种非常欣快和幸福的感觉。这一声同志，使我从此同革命、同共产党联系在一起。不久，团总支吸收我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1950年元旦过后，学校放了寒假，借这个机会，我去看我的两个弟弟。我的小弟在歌乐山的保育院，听人说保育院在解放前夕解散了，接大哥的来信说小弟到叔叔家去了。歌乐山离叔叔住的西永乡小镇有20多华里山路，他才十一二岁，是怎么跑回去的﹖我的大弟早就在叔叔家了。
正是数九寒天，一大清早，我从九龙坡女师学院出发，爬上歌乐山，转人迹罕至的冷水沟，再由冷水沟一溜儿下山到西永乡小镇，叔叔家就住在镇上的一条街上，开了一个茶馆。重庆解放时，解放军在店堂借住一宿，走时留下一大锅米饭。
叔母向我诉说叔叔不在家，是到街上哪个旮旯抽大烟去了。我两个弟弟和叔叔的两个儿子，四个11岁至15岁的男劳力，每天挑起箩筐，到冷水沟的一个煤窑买回一担煤，挑到西永乡街上出卖，赚点下力钱换回次日的口粮。叔叔烟瘾发作，甚而将这口粮拿去换大烟抽。叔母不得已，将孩子们挣来的口粮送到不远处她的娘家，到做饭时才取回来。解放军留下一家人可吃一天的一大锅米饭，在叔母和弟弟妹妹看来，真是大恩大德了。
家中的东西当光卖光，那天夜里，我同小弟睡在一张大木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