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常常让我们读后浮想联翩。想像中，诗人很浪漫，或者很洒脱。不过，有时候也不尽然，读历史学家追根究底的著作，就有些不妙。据说后代被称为“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当时却总给宰相寄些不怎么磊落的书信，要求贵人给自己引荐，写过“茅檐常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的王安石，不仅是个固执己见的家伙，甚至日常穿衣也很肮脏。据说明代那个很有名的文人屠隆，也被徐朔方先生考证出得过性病。历史文献学家把文学家的这些事情连底抖开，就有些像李商隐《义山杂纂》里说的那样，叫作“煞风景”。
后代的读者也许没有必要戳破这层去做考古发掘，因为文学与历史总是常常发生冲突。说起来，时间仿佛筛子，让人们把有的事情遗忘，把有的事情记住，遗忘想遗忘的 ，记住想记住的，然后告诉后人，那个时候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文学记住了浪漫和美丽，而忘记了平凡和真实甚至低俗，历史却总是要记住真实，平凡的生活，常常遗忘了那些曾经在心灵中有过的浪漫和美丽。
如果有一天，历史固执地要揭开帷幕到后台去看一看文学的真实，那可就有麻烦了。唐代著名诗人宋之问的诗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让习惯于考据的历史学家考察，原来，这是他流放岭南时偷偷逃跑回乡时写的，于是，那种“少小离家老大归”时的惴惴不安，就变成了逃犯潜行时的畏首畏尾，那种对故乡似亲却疏欲近还远的微妙情感，就在老吏断狱的历史照妖镜里成了昼伏夜行者的紧张心理。
（摘自《智术无涯》，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5月版，定价：13.00元，社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189号，邮编：300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