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毅的书》（三联书店1980）是钱毅（1925—1947）的诗文、日记合集。他曾是中共盐阜地委所办《盐阜大众》报的编辑与副主编（1944—1947），其文中对该报的编辑发行状况多有涉及，读来对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工作颇增了解。
今天学院里热论的旧时报刊大都是城市传媒，而《盐阜大众》则是农村传媒：农民与农村中的共产党组织是其主要读者。
《盐阜大众》的大众性有一点特别突出，即“必须要报上登的稿子都是从工农大众观点看的”（第84页）。这显示了对工农大众极端尊重、与工农大众完全平等的办报思想。不是对工农做居高临下的教化，而是要反映工农大众的知识、趣味、立场和语言。这里面暗含着一种与农民（所谓“工农”主要是农民）的文化平权意识，这是对知识分子文化优越感与贵族文化态度的强力矫正。当然这有些矫枉过正的意思了，但其心之诚可见一斑。知识分子、政府从来就掌握着话语权与文化裁判权，其价值趣味从来被当作惟一合法的东西，他们在推广自己价值的过程中也推广了自己的利益，知识分子在对文化长期的掌握中形成了强烈的自信与自恋，任何对他们文化权力的质疑与挑战都会引起强烈的心理反弹。农民的文化与价值一直被贬置于底层，一直被排斥在社会公共文化生活之外，农民的主体性一直被漠视，他们一直被当作被动的教化对象。中国共产党试图扭转这种局面，试图把农民的文化价值置于文化主流。要将一种一直被压抑的文化抬举到主流，在开始的那一刻往往必须采用将其列为惟一主流的极端方式。钱毅编辑、出版《庄稼话》，其意义不只是给知识分子的写作提供一些生动词汇，同时也是将农民的话语提升到社会公共文本的层次。正是出于这种立场，钱毅主张对农民的文化教育要立足于对农民本有文化的生发，而反对那种居高临下的“化大众”，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过去搞大众化，贯穿着一个毛病，就是以我们知识分子的一套，去套上工农水准，而不是从工农现有的东西上来提高。这是一切从群众出发的问题。”（第386页）“从工农现有的东西上来提高”，是中国共产党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思想，在文化工作中“大众化”对“化大众”的批评就反映了这种思想。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问题的复杂性。在坚持与农民的文化平权意识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还持有对农民的文化启蒙意识，这种意识来自“五四”的文化启蒙传统，来自中国共产党要在一个东方的、农业的国度推进现代化的历史使命，来自中国加入现代世界、在外来压力下求生存这一选择的惟一性与既定性，来自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外来性，来自列宁主义政党的先锋队性质。所以党一方面强调“大众化”而反对“化大众”，另一方面又强调对农民的教育、改造、宣传，“化大众”的思想与实践一直或明或暗地存在。这两种倾向、两种冲动在一定程度上是矛盾的，但这种矛盾又是正常的。这种矛盾应该为史家所正视、所体认，而不应以一方面的史实去否定另一方面的史实，也不应从一方面的立场去否定另一方面的立场。历史与运动就是在矛盾甚至是在自相矛盾中存在的，有时甚至只有采取自相矛盾的态度才能应对历史矛盾着的要求，那种想像中的清一色、一边倒的纯粹性是幼稚的、浅薄的。这种矛盾着的意识与实践既是冲突的，又是互补的，它们相互深化着也相互推动着。从体认矛盾的角度，我们发现了中国共产党文化活动的丰富性。
《盐阜大众》在钱毅的主持下对培养工农通讯员?其实多为农民通讯员?倾注了极大的心血。钱毅说：“在用稿上，对工农通讯员来稿，只要有一点可取，就代他发表。尤其是工农第一次来稿，更要尽可能发表，内容不完整的话，当‘写话’发表也是好的。”（第85页）“《盐阜大众》对工农来稿的采用，曾不断提出注意，甚至严格规定发表工农来稿与一般来稿的比例。”（第85页）钱毅将此事理解为“为工农求文化上翻身”的大事?参见第85页?。给《盐阜大众》报经常写稿的工农通讯员有几百个（第513页），这在一个地区来说应该是非常庞大的队伍了。钱毅还对工农通讯员如何写文章做了苦口婆心、将心操碎的指导，他特别引导农民作者们要从自己的文化中获取自身文化发展的源泉。他的《从“庄稼话”里学几种写稿方法》一文就总结了农民语言与修辞中的许多长处供农民作者自已运用，启发他们对自身文化传统与文化积累的觉悟。他总结的农民修辞的特点，“不要张嘴见喉咙”、“有形有影”、“俏皮有趣”、“合情合理的夸大”、“字字有用”，都准确贴切，大有助于农民对自己文化的发现与光大。他写的《大湾农民是怎样集体编写诗歌的》，对农民的文化创作活动做了认真的总结与热烈的鼓励。这不仅是一种文化启蒙，更是一种文化扶持。鼓励、扶持农民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自我中提高、完善自我，扩展自己的生存并争取自己的利益，这是一件大有功德的善举。让农民在对自身文化的肯定中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并进而树立一种平等意识，这亦可以是一种不言的现代启蒙。
《盐阜大众》报为了让农民能看懂并进而提高阅读的兴趣、参与社会的文化精神生活，在编辑的每个细节上都花费了莫大的心血。钱毅从标题到编排都考虑到了农民的读报能力与读报习惯，几乎到了无微不至的程度。“在排版上，切忌一般报纸的排版方式，从上边转到下边，从左边转到右边，连转好几台，工农大众没有看报的习惯，上头看着找不着底下，就不高兴看了。”（第89页）“工农对于文绉绉的成语标题，或看起来（不是听起来）好像是有力的标题，是并不感兴趣的。”（第87页）文化民主化的理念就是由一系列这样的制度与技术安排保证的。
我反复论及钱毅，是想借此凸显一个研究中国现代文化史的重要视野：文化民主化的历程。我们对一百多年来文化现代化的历史已多有论列，而对文化民主化的进程则不无盲区。这是一个重要缺陷。即使在八十年代之前的三十年，这个问题也没有被恰当地提出并讨论。现在已是我们以平静的心态、以良史的同情心与洞察力来研究这个命题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