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济泽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坐过国民党的牢房，也蹲过“文革”的“牛棚”。他在下面向我们讲述了他个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一段经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了在思想理论战线上进一步做好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党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社科院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这个会是当时理论界的一件大事，前后历时三个多月。前一阶段，从1979年1月18日开到2月中旬，继续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问题，大多数与会者思想得到进一步解放。
春节休假5天和继续休会几天之后，务虚会继续进行。但情况有些变化，会议由党中央领导，最主要的是在3月30日听取邓小平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到4月初就匆匆结束了。
务虚会之后不久，李洪林在《人民日报》上连续发表《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我们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三篇文章，提出坚持社会主义还要发展社会主义，坚持党的领导还要改进党的领导。我认为这是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正确理解，怎么能不要“发展”、不要“改进”呢﹖但听说李洪林被扣了帽子，打了棍子，并且听说是乔木提出批评的。当时我还把乔木看作理论权威，就没有多想多说什么了。过些时候，李洪林又发表了《回答一种批评意见》，这次受到严厉的批判和处理，被调到远离北京的福建。
在这前后，我听到乔木说，毛泽东过去说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农业社会主义。当时正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我觉得乔木讲得有道理，就在研究生院向师生传达了。不久，某省某学院的学报上发表一位讲师持有同样观点的文章。我不了解是这位讲师独立思考的，还是来北京听什么人说的，却听说乔木要通令批评这个观点。我想，这不是乔木自己说过的吗﹖怎么这样批评别人呢﹖
不久，我又直接听乔木说：“现在有人对共产主义失去信心，要批判‘共产主义渺茫论’，共产主义曙光已经冒出地平线，怎么还能说渺茫呢？”同时我又听别的同志说：“乔木还说过，共产主义就在脚下。”我这时仍然把他看作理论权威，又在研究生院向师生说过，引起一些人的诘问，我自己也开始怀疑：我们把社会主义建设搞成这个样子，怎么倒要批判“共产主义渺茫论”呢﹖我不好直接去问乔木。
后来，在“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候，社科院党组开会讨论。我说，社会上有这种思潮值得我们注意，但是据我了解，我们院里还没有发现这种思想倾向。乔木说：“在我们院里就有。”当时我是党组成员，分工科研局工作，对乔木的意见十分重视。
又一次党组会，邓力群批评于光远，说他说过“不但要斤斤计较，还要两两计较”，这是违反共产主义大公无私精神的。于光远未到会，我说，我听他是在反对吃“大锅饭”的时候说这话的。他说我们不应当再搞“大锅饭”了，干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这不行，按劳分配就应当看一个人的劳动成果，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不得食，我们不但应当斤斤计较，还应当两两计较。我把这次会上讨论的情况告诉了光远，以后他自己到会做了说明，还写了一个报告送给邓小平。
接着一次党组会，力群又批评了黎澍，说他反对毛主席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观点。当时黎澍未到会，我解释说，我听黎澍说过，他只是就马克思、恩格斯说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和“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两种说法进行比较研究，并没有反对毛主席的话。我的发言刚结束，黎澍推门进来了，力群没有再说什么，而用手指着我说：“怎么党组批评一个人，你总要辩护，我看，还有你！”
我有点吃惊，就回答：“怎么还有我﹖我得辩白几句。”我说，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务虚会的最后一次大会上讲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讲“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当时我听得很专心，并且边听边想，党组指定我参加筹备全国纪念五四运动学术讨论会，我拟定的选题计划中，重点是科学和民主问题，如果再加一篇论述爱国主义、论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论文就更好了。吃午饭时，我就在饭厅里找人商量写这篇文章，找了好几个人，只有丁守和答应了，但他提出条件，要与我合作完成，他只写到新中国建立为止，只写近百年来中国人怎样摸索找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由我写建国后的部分。时间太紧迫，我只好答应了。我同丁守和写成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提交讨论会，我代表我们两人在大会上发言，引起许多人重视。会后，就有学校、机关、工厂、部队等30多个单位请我去演讲。我极力宣传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怎么还批评我“自由化”呢﹖乔木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微笑地对我说：你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面做过不少通俗化的工作，但是不能满足于写通俗文章、作通俗演讲，满足于听众的鼓掌，现在你到了社科院，今后要注意加深研究社会科学，注意提高。我回答说：“你的意见我完全接受，但是我没有搞自由化啊！”力群说：“批评，也允许反批评嘛。”
乔木说“不要满足于通俗演讲和听众掌声”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时，北京市东城区共青团团委找到乔木，请他到东城区共青团员大会上作报告。乔木工作太忙，就要他们找我。我听说他们是乔木介绍来的，就一口答应。作完报告刚一个星期，东城区团委又来要我再讲一次。我说，我也很忙，你们就听录音吧。来人说：“现在召开大会很不容易，许多人不怎么感兴趣。但你上次的讲话一下子传开了，许多没有听到的人都要求你再讲一次，有些人听过了还想听，特别有三个女同学，在听你讲话的前一天，向学校团委交了退团申请书，理由是当团干部太花时间，听你讲话后的当天就把要求退团的申请书收回了，听说你又要来讲，她们还想再听一次。”来找我的人带着恳求的口吻说，“你就满足这些孩子们的要求吧！”我不忍心推辞，就答应了。这次还是同一个大礼堂，只是人更多了，楼上也坐了很多人。事后，东城区团委又向乔木做了汇报。这就是乔木在党组会上要我不要满足于作通俗演讲，不要满足于鼓掌的缘由。
邓力群担任中宣部部长后离开了社科院。1982年整党时，一天晚上，力群要我到他家，同去的还有研究生院分党组书记和机关党委书记。力群拿出两份材料问我：“……这些话你说过吗﹖”我回答：“我没有说过。”同去的两位同志也证明没有听我说过这类的话。我问：“这些还是1979年两次学术讨论会（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学术讨论会和庆祝国庆30周年学术讨论会）时有人汇报的吧﹖”力群说：“也许是别人说的。别人汇报了，你没汇报，总有点自由主义吧？”我看他想下台阶，就说：“这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确实有人这样说，我不知道，当时两次会都分成10个小组，我无法听到小组会的全部发言。一种可能是汇报的人断章取义，汇报不真实。说我有自由主义，我承认，我在延安就有，今后我还要多加注意。”力群把我们送到他家门口，还拍拍我的肩膀，叫我以后不要同光远搞在一起。我说：“我没有同他搞在一起啊！在党组会上我们说了一些相同的意见，事先我们从没有商量过。”我以为这样总算解决问题了。没有想到，以后继续整党时，院党组却仍要我检查“自由化”，我实在没有，检查总是通不过，直到我不得不承认“反自由化不力”，才让我过关。
1984年，社科院党组书记根据一封不实的匿名信对我通报批评。我在党组会上质问他：“你为什么不找我谈谈，把事实弄清楚，就发通报﹖”他有理似地问我：“谁说过通报批评人还要事先找当事人谈﹖”我回答：《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就说过，批评人“要允许人家说明情况，提出自己的看法，如果一听到申辩和保留意见就不问青红皂白，一概斥之为‘态度不老实’，这无助于弄清问题，也达不到对症下药、治病救人的目的”。解决干部的问题“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正确执行政策，注意商量办事，做到处理得当，切不要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说了算。要把过细的思想工作贯穿于解决问题的始终”。当时整党有中央派来的联络组参加，来我院的联络组组长是老红军任质斌。我把事实报告了联络组，最后还是任质斌在党组会上说了些话，才结束了这场争辩。
可是棍子已经打到我的头上了。
我这次挨整，算不了什么。1982年，社科院党组还有两位同志受到批评。一位发表了一篇关于人道主义的文章，被批评有修正主义观点，另一位发表了一篇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的文章，只不过对市场调节作用稍加强调了一点，也被批评为有修正主义观点。这只是就社科院党组讨论的范围说的，至于社科院各个研究所、社会科学界、文学艺术界等在讨论真理标准问题时发生多少和哪些曲折，我就不清楚了。仅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来说，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争论来说，就有不少正确的意见被说成是“精神污染”，被错批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讨论真理标准问题所经历的曲折之多之大，可想而知。
但是，最大的曲折还是1983年对周扬的批判。
1983年是马克思逝世100周年。3月7日，中宣部、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和教育部联合举行学术报告会，报告人是周扬，地点在中央党校礼堂。周扬因身体不好，负担过重，这时已经辞去了在社科院和研究生院的职务，专做文联、作协的领导工作。那一天，我比较早地赶到礼堂，坐在前几排，为的是想听得更清楚些。
周扬慢步走上讲台，看来身体又差些，他开头讲了几句话，就请一位女播音员代念报告，题目是《关于马克思主义 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这位女播音员名叫潘捷，是周扬怕自己讲时体力不支，事先要我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请来的，我熟悉她，她是优秀的播音员之一，抑扬顿挫，语调能恰如其分地表达出原稿的含义，宣读清晰流畅，全篇读下来没有打一个结巴。全场鸦雀无声，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倾听，不时地响起一阵阵掌声，报告结束时鼓掌热烈，经久不息。
我们都期待着《人民日报》能早日发表周扬的报告，但是一直拖延到3月16日。听说拖延的原因是胡乔木对周扬在报告中讲的“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有不同意见。3月16日《人民日报》见报并没有得到乔木和中宣部的同意，主要责任在副总编王若水，王若水因此受到处分，周扬也受到批评。
过了大约八个月，11月6日，《人民日报》登出周扬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内容是就发表论述“异化”和“人道主义”文章的错误作自我批评。几天后，我又去看望周扬，他的态度似乎轻松和平静一些，他说，3月以后，乔木就“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找他谈过三次话，但谈不拢，他自己也不冷静，每次谈话他都拍了桌子，同乔木争吵起来。以后乔木找薄（一波）老同他谈，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和中顾委的会议上又有组织地对他进行了批评；最后又派新华社记者要他发表谈话。这时，他那种“拍桌子”的气愤似乎仍未平息，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说：“我是个老党员，总要顾全大局啊?我不得已承认‘轻率地不慎重地发表了那篇有缺点、错误的文章’。”
我知道周扬对“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早有研究，我查找到1963年12月出版的《红旗》杂志，上面登载了周扬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战斗任务》，其中就讲到有关“异化”和“人道主义”的问题。我认为他的观点是前后一致的，他是我国研究“人道主义”特别是“异化”问题的少数几个马克思主义学者之一。
乔木说话变来变去，有时做事令人难以琢磨。在理论务虚会上，开始讨论真理标准问题时，他同大多数人意见一致。而当讨论热烈展开后，他的态度就有些变化了。在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周扬提出，政策宣传和科学研究是相联系又有区别的两种工作，政策宣传遵守党和政府决定的政策界限，科学研究和理论研究则必须有研究的自由。科学无禁区。科学思想不能听命于“长官意志”，不能少数服从多数，应当允许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允许有提出问题进行讨论的自由，有批评和反批评的自由。周扬的这篇稿子乔木事先也看过，为什么时隔不久他又变卦了呢﹖我猜想，由于那时许多人把他看作理论权威，因而他变了，在真理标准问题的深入讨论中，他听了一些过头或偏颇的话后，不善于甚至不愿意去引导和疏导，但又不能容忍不同意见，这就导致真理标
准问题的讨论发生不幸的曲折，走上弯路。听说1984年1月，他把他那本批判周扬的小册子赠送给周扬，不久又写了一首白话诗送给周扬，承认自己用利剑割伤了“好友的手指”，请周扬“原谅”，并希望周扬“伤口会愈合”、“友情会保持”。周扬把他的小册子气愤地扔在一边，他后来完全成了植物人，伤口再不可能愈合，友情再不可能保持了。
乔木和周扬都是我长期尊重的领导，后来都成为我亲近的良师益友。如果人死而有知，我希望周扬能得到安慰，乔木能理解我此时此刻追述往事时的心情，一种不愿回首、又不得不说的痛苦心情。
（摘自《第一个平反的“右派”》，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定价：22.80元。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邮编：1007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