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7月4日上午，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支部在中南海怀仁堂西厅召开的第22次整党会议上，杨献珍作为中顾委委员在做对照检查时，就过去自己在工作中所犯的“左”的错误做了沉痛地反省，并概括为两句话：“忠诚的愚蠢，愚蠢的忠诚。”
杨献珍何以对自己做出如此犀利严苛、惊世骇俗、自贬、自省之词，要了解其中的原委还必须从40年代初他调到北方局出任秘书长和到北方局党校专职从事党校教育工作讲起。
1940年1月杨献珍奉命调到中共北方局担任了两年秘书长。1942年2月时任北方局书记的彭德怀为了加强北方局党校的领导工作，决定将杨献珍调到北方局党校担任党委书记兼教务主任。在此之前，杨献珍出任北方局秘书长不久，时任八路军政治部宣传部长的陆定一经请示彭德怀批准，就将他原来为北方局党校讲授《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联共党史》）的任务交给了杨献珍。
当时的北方局党校三个月举办一期学习班，条件非常艰苦，名曰北方局党校，实际连一间正式课堂也没有，学员宿舍也是向群众借来的民房，不论学校领导还是学员，大家睡的都是土炕。上课时，有时在山坡上，有时在农民草屋里。参加学习的人员，有军队的，有地方的，军队是团一级的军政干部，地方是县委书记、县长一级的干部，也有部分地委书记和专员一级干部。杨献珍自接手讲授《联共党史》的任务后，便将这项工作当作党交给他教育提高党的军政干部思想政治素质的一项神圣任务去对待去完成。
1943年冬冀南区党委把冀南大批干部共约700多人集中到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编成六个大队，名曰后梯队，由区党委书记李菁玉亲自领导进行整风学习。
党中央对北方局党校的整风运动十分重视，校长由在延安的朱德同志兼任，党校的实际领导工作由北方局书记邓小平负责，杨献珍作为教务长负责组织领导日常的教学任务。杨献珍根据学员的学习进度和提出的问题，隔几天给大家辅导一次。
正当北方局党校的整风学习按照计划正常、顺利地进行时，在延安整风审干中，出现的那场背离党的整风精神，违背党的干部政策的“抢救失足者”运动的风暴刮到了太行山，刮进了北方局党校，北方局党校和后梯队相继转入了审干运动。审干由北方局派张际春代表北方局住在党校领导这一工作。校方由杨献珍和几个大区在党校学习的高级干部组成“审干委员会”，具体负责在学员中开展反特除奸“抢救失足者运动”。后梯队的审干工作由李菁玉直接领导。冀南后梯队的审干运动开始后，由于领导运动的负责人对干部队伍的情况做了完全错误的判断，无根据地夸大了敌情，对审查对象采取了极不正当的逼供信手段，以致在短短一两个月内，几乎把后梯队几百名干部都打成了特务，最后在你咬我、我咬你互相厮咬的情况下，连李菁玉也被咬成了特务。北方局党校看了由组织部送来的后梯队的材料，便认为是组织上转来的正式材料也就信以为真，就拿着这些材料对当事人进行逼供，将他们当作“失足者”去进行“抢救”，于是就使很多在北方局党校学习的冀南干部被打成了特务。
1944年，党中央做出了关于纠正“抢救运动”错误，甄别冤假错案的指示。这个指示由延安传到太行山根据地后，在北方局的领导下，北方局党校和冀南后梯队的领导，根据指示的精神，很快就对蒙冤受屈的同志逐个进行了甄别平反，恢复了名誉，对逼供信时所产生的材料全部焚毁。只有刘建章和李尔重二人，北方局负责甄别工作的同志认为他们的问题一时难以搞清，要求把他们送往延安，由中央来解决。在延安经过党中央组织部审查，于1945年“七大”以后中央组织部对他们二人的问题先后进行了公开平反，做了“没有政治问题”的结论。至此，震惊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北方局党校和冀南后梯队的整风审干“抢救失足者”运动的一段公案才算最终落下帷幕。
然而，帷幕虽已落下，但蒙在杨献珍心灵上的幕布却永远难以落地。长期以来，他每每想起此事，便深感悔恨，深感内疚，尤其当他步入晚年时，他的灵魂更因此而常常受到严厉的拷问。
1980年8月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向全党转发了中央书记处批准的中央党校《关于杨献珍问题的复查报告》，宣布推倒一切强加在杨献珍头上的不实之词，为杨献珍彻底平反、恢复党籍、恢复名誉。1980年11月6日中共中央党校为杨献珍召开了平反大会。在平反大会上，杨献珍没有去诉说他自己长期以来蒙受的种种不白之冤和横遭林彪、“四人帮”和康生一伙的疯狂打击和残酷迫害。相反，却用了大量篇幅去主动地反省自己过去工作中所犯的“左”的错误。他说：“我在工作中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的，相反，不论是在高级党校工作的17年，还是1948年以前，我都有过不少缺点错误。我这个人学了一点唯物主义，也讲过辩证唯物主义课，但在实践中还是有些地方离开了唯物主义原则。例如1944年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审干中，我曾伤害过一些同志，现在回想起来，心情仍很沉重。1952年的‘三反’运动开始后，由于当时领导运动的同志离开了唯物主义原则，给党的工作造成损失。我当时作为机关党委书记，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加以纠正，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1957年‘反右’运动时，仍然表现了软弱性。党校‘反右’运动没有抗住扩大化，我是有责任的。借此机会，我向在这些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的同志和他们的家属，表示歉意。……”
“吃一堑，长一智”。由于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审干“抢救运动”中推行的一套极“左”路线给杨献珍心灵打上了沉重的烙印，因此，在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他就采取实事求是、谨慎从事的态度，尽可能地做到不再误伤自己的同志，不再使干部职工无辜蒙冤受屈。
1983年10月党中央召开了十三届二中全会，做出了关于整党的决定，开始全面整党。杨献珍作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出席了这次会议。会后，杨献珍联系整顿党的作风问题，不禁又勾起他对自己过去在政治运动中所犯错误的回忆，而其中在太行山根据地整风审干运动中，北方局党校在“抢救”刘建章时，他犯的错误尤其使他感到不安。为了忏悔自己的错误，为了当面向刘建章赔礼道歉，1983年12月24日他让秘书与中顾委委员张策联系，约张策一块去刘建章家中向刘建章赔礼道歉。不料刘建章得知杨献珍要到他家去的消息后，却约张策抢先赶到杨献珍家中，看望了杨献珍。这天，三位革命老人见面后，个个心绪激动、感慨万千。杨献珍对刘建章说：“在太行山北方局党校我领导整风审干时，北方局组织部转来材料，说你是托派、是特务，我们就信以为真，就对你搞逼供信，我还动手打了你。趁现在我们都健在，把是非弄清楚，我错了就应向你赔礼道歉。我记得列宁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为了能够分析和考察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可是，我们常常是自己的脑袋不是长在自己的肩膀上，而是长在别人的肩膀上，遇事也不用自己的脑袋去分析、去考察，就一味地听从当局者的号令，便去横冲直闯、盲目蛮干，以致干了许多误国误民的傻事、蠢事、坏事，最后还认为这是自己对党的忠诚。像这种错误在我的一生中曾发生多次。总结经验教训，我写了两条叫作：‘忠诚的愚蠢，愚蠢的忠诚。’”听了杨献珍这一番语重心长发自肺腑的自我批评后，刘建章说：“当时发生的错误，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个人之间不存在什么恩怨，那完全是一种左的路线造成的，因此我对当时相处的同志事先事后都是抱着同志的情谊，并没有产生过反感。”张策接着说：“回顾我们党几十年走过来的历史，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很多，而左的思潮、‘左’的路线，对我们党和国家、人民的危害，尤为惨重。我们党的高级干部，在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中，既挨过整也整过人的人很多，但许多人只记住别人整他而记不得他整别人。而杨老对自己过去工作中的过失这样认真地去反省、检讨，真值得我们很好学习。”这次会面之后，杨献珍为了表示对刘建章来访的敬意，于1984年元旦他又约张策一道到刘建章家中，回访了刘建章，看望了他的夫人刘淑清。至此，长期压在杨献珍肩上的这个历史包袱才算卸了下来。
1984年7月4日中顾委第三支部召开整党会议时，杨献珍在支部会议上首先做了对照检查，检讨了自己犯过的“左”的错误。他说：“1944年我在北方局领导整风审干的时候，犯有错误。当时从延安刮来一股‘抢救失足者’运动的歪风，一时间搞得气氛十分紧张，似乎所有参加整风学习的学员人人都有问题。后梯队的‘特务’写材料，供出刘建章?当时在北方局党校担任组织科长?是特务。材料送到北方局组织部，北方局组织部把材料一发给北方局党校，我们见到材料不加分析?其实也不懂对这种材料需要进行分析?，就信以为真，对刘建章进行逼供，如他不按照材料供认，就粗暴对待，甚至动手打他，我就打过他。后来想起这件事，当时真是愚蠢，而这种愚蠢事，还是出于对党的忠诚做出来的。”
对杨献珍如此认真诚恳地忏悔自己的过失、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以老迈之躯亲自去向直接或间接受到他伤害的人士赔礼致歉，作者作为长期陪随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曾向他提问道：“几十年来，‘左’的东西给我们党和民族造成了沉重的灾难，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几乎把中国所有的人都卷了进去。有的害人，有的受害，有的则是既害人又受害。有的在‘文化大革命’前一直是赢家，他们靠搞极左’、搞运动整人成了‘大红人’，但在‘文革’中却也未能逃脱挨整的命运。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却难得听到或看到有谁给自己下‘罪己诏’，公开忏悔在哪次运动中整人、害人的错误。惟有你吃尽了‘左’的苦果，不但不去诉说自己遭受的苦难，反而自觉、主动地给自己下‘罪己诏’，忏悔自己的错误，你这样做不怕有损你的形象，影响你的威信吗﹖”杨献珍沉思片刻，说：“不能说只有我能给自己下‘罪己诏’，忏悔自己的错误，只能说推行了‘左’倾路线，犯了‘左’的错误的人能够认识错误、对自己进行忏悔的人很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忏悔是需要很大勇气和自觉精神的。忏悔就是要把自己的灵魂展示给世人去看，没有勇气和自觉精神是做不到的。忏悔是一个人生命力向上的表现，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是否具有生命力的表现。它是衡量一个人是否是凭着良知诚实地生活在这个世上的一个重要标志。有句格言说得好：‘自重者而人重，自爱者而人爱。’一个不知自重自爱的人和民族是不会受人尊重和爱护的，也是没有希望和前途的。人而无耻不知其可也。不知羞耻、缺乏耻辱感的人和民族是很难让他们自省和忏悔的。现在的问题是一些犯了极‘左’错误的人在对待自己的过失和罪责时，大都不是直面事实，在事实面前低头认错、低头认罪，而是采取回避、抵赖或如鲁迅先生说的‘瞒和骗’的手法，藉以达到掩盖的目的，把一切都推给客观，推给运动的发动者而拒绝自省、拒绝忏悔。如此下来，非但‘左’的东西不能克服和纠正，而且更重要的是戕害了整个社会的道德人心，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忏悔、自省是不会损害一个人的形象，不会影响一个人的威信的，它不会对你产生负面影响，而只会产生正面作用。古往今来不乏自觉主动自省忏悔的人士，法国人卢梭写了一本《忏悔录》，记述了自己平生见不得人和有损他人格的事情，但并没有影响他的人权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哲学在法国和世界的传播。毛主席在延安整风审干大会上公开向所有在‘抢救失足者’运动中的无辜者致以三鞠躬赔礼道歉，不仅没有使他的形象和威信受到丝毫损害和影响，反而从这件事情上，更加体现了一个伟大人物的博大胸襟和马克思主义者实事求是的精神。与此相反，只有那些犯了错误根本没有忏悔意识，躲避自省、躲避对自己的灵魂进行拷问，一味文过饰非，寡廉鲜耻的人，才真正会自损形象，自毁威信。”杨献珍接着又说：“我们每个人在自己漫长的一生中，都不可能不犯错误，一贯正确、永远正确的人是没有的，不犯错误的人只有两种人：一个是在娘肚子里还未出生的人；一个是已经离开人世的人。犯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错了，却没有勇气去承认、去改正、去弥补。而比这更可怕的是，有些人明知自己错了，非但不忏悔、不改正，反而还在那里装腔作势，洋洋得意。这种人，轻点说，是政治上的投机倒把；重点说，是混在我们革命队伍里的蛀虫。”
杨献珍对作者这一番掷地有声的金石之言，正是他作为一代哲人所具有的社会良知和道德文章的完美体现，也是他一生刚直耿介、光明磊落、无私无畏的真实写照！
（摘自《百年潮》2002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