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宝亭，过去古董行里的一个老朋友，人称珠宝大王，熟悉的朋友管他叫“铁板”，一般的人加个“老”字，叫“铁老板”。此人当过北京市珠宝业同业公会的会长，回族人，看珠宝和瓷器有祖传的绝招，过去京城里的太太小姐们都以拥有从他那儿买来的首饰为荣。他的买卖不仅在当时同行业中全国第一，几十年后他的后代在海外“出货”，亦是举世震惊。
铁宝亭为人极忠厚，一生生活非常俭朴，发了大财也毫不奢侈、张扬。他家祖上就在北京开珠宝铺子，小铺门脸不大，前门开店，后头四合院就是家院。买卖做得再大也不扩充门面，仍旧只用三四个伙计，凡重要点的事情均自己亲自跑腿。他一年到头穿一件洗得发白了的灰布大褂，脚上布鞋布袜，从不去赌场、舞场、妓馆，是北方那种传统的生意人。
他们做珠宝生意的人，从前传统的做法，是从缅甸和新疆一带进货，然后在北京和山西销货，因为北京官僚多，山西财主多、银号（钱庄）多。而到了清末民初以后就不同了，社会形态起了变化，皇帝被打倒了，旗人们败落了，有的被汉人称之为“臭旗人”；山西的银号也衰退了，手里没钱再买首饰，反而要出卖首饰以糊口了。与此同时，南方的买办们发达起来了，新一轮的军阀们起来了，而大买办和大军阀无不在上海租界里筑“窝”，所以上海的珠宝市场就活跃了。因此铁宝亭也顺应时代的潮流，一年到上海来两次，主要是销货。在北方的生意，从向旗人兜售变为从王府公卿大院里收货了。所以他手上的东西，很多都是从皇宫里流出来的。三十年代他早已腰缠万贯了，但还舍不得住一品香那样的饭店，只住汉口路上的惠中旅舍。三十年代我家住海格路（华山路七○○号），他到我家来竟舍不得乘车，而硬是从汉口路走了来！
这样一个俭朴节约的人，谁能想得到，他竟当着众人的面，把一枚花了七根金条买来的“猫儿眼”给砸了！
“猫儿眼”是一种珍贵的宝石，在太阳底下能变色，像猫的眼睛一样令人捉摸不定。从前北京大宅门里的姑奶奶姨太太，拥有一颗“猫儿眼”无形中就抬高了身份。那时铁宝亭每天上午九点多总要到“荣会”?同行相聚的地方?上走一圈，掌握行情。有一天大家快散伙时，他喊住大伙儿慢会儿走，他给大家看一样东西，说着就从怀里掏出一枚蚕豆大小的“猫儿眼”。大家传过来传过去，都认为是真的，而且说是大开眼界。可是铁宝亭收回来后铁青着脸对大伙儿说：“我告诉你们，这是个假的?我这回‘打了眼’，吃了‘充货’了！”大家一下子伸长了脖拿过来再看。经铁宝亭指点，人们在太阳底下转着看，才在一个特定的角度上发现了三条极细的线，做假的斧痕遂暴露了出来，大伙儿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一般生意人遇到这种情况，只当没事闷在肚子里，一旦有不识货的主儿推出去了事。而铁宝亭的牌子硬在绝不卖假货。只见他拿起一把?头狠狠地说：“这玩艺能‘充’?骗?了我，还有什么人不能‘充’﹖我非砸了它不可?”说完就朝那“猫儿眼”砸去！
此事当时轰动全国，七根条子的买卖就这么一锤子砸了，很能说明铁宝亭为人做事的品性，名气自然也就更大了。
据说那只“猫儿眼”是日本人仿造的，不知什么工艺，仿得惟妙惟肖。那时日本人什么东西都要造假，也真会做假。所以直到现在我还认为，市场上流通的什么“猫儿眼”、“祖母绿”、“火油钻”之类，个头越大的越容易有假。那些东西并非一定是现在伪造的，说不定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已造好了呢！
铁宝亭对人对事敢负责任。有的古董商见有人上门求售，不论东西好坏先“砍”你三成价，而铁板不同，他从不“斩穷鬼”，而是看货按质论价，只要东西值，再穷的人上门求售，也是当即以现银公平付账。卖东西也是这样，保质保价。你今天买了我的货，明天不想要了，可以，原价收回。对再大的买主他也不乱敲竹杠，而是实价实销。因此人们跟他打交道，心里尽管笃定泰山，从来不会受骗，他的生意也就越旺。有时明明不关他的事，他若知道了其中有诈，他看不下去了也会为你指点指点。旧王府里的没落子孙来卖东西，他也顾及人家脸面，从不到外面声张。
铁宝亭曾卖给我一个观音尊（又称美人尊），是雍正年间的东西，有半人高，那真是货真价实的东西，一望就是一幅雍容气派。那时我当银行行长，他并不敲我竹杠，我也不杀他价，大家都很愉快，几次下来就熟了。那个观音尊后来被我送给陆菊生了。那时要送人家东西，起码都是要乾隆时期的东西，因为乾隆时代的东西相对多一些，人家拿去也能卖钱，一般是送一个摆件，笔筒、镇纸之类，五十元至一百元之间。特别要好的才送雍正年间的，因雍正年份短，东西少，总共也没烧多少御窑，所以价格反而超过了康熙年间的货。最好的是唐三彩，一根金条买一只花瓶，一尺来高，瓶上画的画总是刀马人之类。然而我还碰上过极罕见的一样东西，铁宝亭让我长了见识。
有一年，北京琉璃厂的一个古董商陈仲孚到上海来，知道我喜欢瓷器，就拿出一对我从未看到过的雍正黑瓶。所谓黑瓶是指御窑的黑地五彩瓶，一尺半高，据说是国丧期间烧的，绝无仅有，要价二十根条子，我还他十五根条子他不干，我说：“留在我这我再想想。”陈说胡惠春也看中这对黑瓶，愿意立马付钱，还说这是天下没有第二份的东西，要多少钱都不为多等等。第二天下午二点钟，我正在银行里，铁宝亭找到银行来了。我很奇怪，一般我与他谈事或看货都在我家里，这回他找到银行来干什么﹖只见他行色匆匆，急急忙忙地把我拉到一边说：“抓紧时间说件事。听说你要买陈仲孚那对黑瓶，我劝你多看两眼，就这事。”说完扭头走了。我顿时觉出问题严重，回到家仔细察看，可是我怎么也看不出问题。请我父亲（孙多?）来看，也看不出什么问题。我父亲也是玩古董的行家，看汉玉最有眼力。我实在没有办法了，只好叫人把铁宝亭再请出来。铁宝亭并不是拆陈仲孚的买卖，而是出于交情，怕我吃亏太大，就对我说：“你往那只瓶的肩膀上再多看两眼。”这下我才看清了，原来其中一只瓶的肩膀上露出一条又细又短的裂纹，说明此瓶原是破残的，后来被“吊掉”（修补）的！我顿时吃惊不小，因为瓷器这玩艺儿玩的就是完整无缺，如果一有残缺，哪怕是一丁点儿，立马就掉价?如此一来，此黑瓶固然雍正不假，绝无仅有也不假，但是个残品，身价顿时就不行了。晚上陈仲孚来拿钱，我对他说钱一时凑不齐，此事以后再说吧。他愣了一下，似有所悟，拿了瓶走了。后来听说卖给胡惠春了。胡惠春是中南银行总经理胡笔江的儿子，他跟该行的天津分行的经理王孟钟学瓷器。王是胡笔江手下的第一把手，也是民国时期收藏古董的大家，后来到了美国。他的后代把他的东西卖了出来，价值一亿美金。
关于那条裂缝，后来听说是拿到日本去修补的，用了一种药水做了特殊处理，所以极难辨认出来。可是姜还是老的辣，被铁宝亭给看出来了，帮了我一把，足见其水平和为人。
铁宝亭还有个怪脾气，卖珠宝还要看看买主“配不配”。他很看重京城里那些有学问的老翰林，和官场上败下阵来的有学问的官僚士大夫，对于那些民国后，日子一天天过得紧巴巴的公子王孙，也充满了同情，决不因为人家穷了就压价欺侮人家，所以他人缘极好，有些王府里的镇府之宝，原先可能是皇帝或是慈禧赏的东西，常常源源不断地流到了他的保险柜里。
他与像山东孟家这样的大户人家也保持着常年的联系，因为大户人家家眷众多，对珠宝的需求量大，同时也有传统文化的积淀。相反对暴发户他就看不起了，胸口吊着的黄金表链（怀表链）越是粗他越看不起。比如对杜月笙，他就不与之来往，认为这些流氓根本“不配”，所谓“好东西，你不懂，卖给你也白糟蹋东西！”不是钱不钱的问题。
我曾从他手上买过一对蓝宝石的耳环，明朝的旧坑，比一般人的大姆指还要大一点，下面有白金托，装在一只黄金质的盒子里，二十几根大条成交。在那个时候，这个价钱是卖交情、作纪念的，并不完全体现了当时的行情。因为这样的东西除了珠宝价值还有文物价值，是明朝的宫中之物，清末到了慈禧手里，是慈禧的匣中之物。就从珠宝价值来说，这旧坑也远比新坑要值钱。因为新坑刺眼，旧坑才温润，就像竹器一样，用手抚摸的时间久了，自会生出一种温润的光泽，而且越摩娑越润泽。新坑价格上要打对折的。这副耳环我买了送给我当时的麦氏夫人了，解放初她去了香港，现在人已去世了，这东西也不知流落何方。
我有一次在北京去拜访铁宝亭，一时心血来潮，央求他给我看看他的宝贝，让我“开开眼”。他带我来到中南银行北京分行，只打开了他的保险柜中的一个，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西太后的一对叫作“丝瓜绿”的玉镯子，那种美妙的绿色令你看一眼就再也不会忘记。还有叫作“三套环”的各色耳环，上面是翠，下面是“藕粉地子”。翡翠戒指中有“马鞍儿”，即上面是绿色的翡翠，下面是“藕粉地子”，是利用一块玉石上不同的颜色整个地雕出。还有红蓝宝石，如玫瑰紫、石榴红等。他还曾向我打开一个盒子，里面整齐地排列着十几个翎管，那是大臣们的帽子后面插三眼花翎用的，都是上等宝玉。
我看到的当然是极少的一部分，有如冰山露出水面的一个尖尖，然亦可说明他的规模与分量了。他的局面的形成，归根到底还是“诚信至上”的结果。他解放前夕去了台湾，据说就死在那儿。
（摘自《万象》2002年第9期，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