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意这样的说法：讲歪理比讲道理更符合我的爱好，造谣比制造真理更有意思。但愿这就是偏见的内涵，但愿这就是偏见。
——作者手记
有写给信仰的假条么﹖如果有，它也仅仅属于少数人，因为有信仰的人已经不多，大多数人不过是拥有谎言。
对于信仰，维特根斯坦认为是不可言说的，但他同时又认为，不可言说的东西才是最高的东西。信仰是最高的吗﹖也许吧。但它只对少数人有效。即便如此，这少数人也可以与大多数人一样，随时对信仰持抛弃的态度。从信仰真主到信仰金钱，从信仰上帝到信仰肉体，这中间并没有我们通常想像的那么遥远。所以，向信仰请假，实际上就是对信仰的抛弃，因为请假首先就不是一种对信仰的叙述，而是对某种退缩手续的预先编码。
向信仰请假意味着：我不信，我暂时不信，我看看风向再决定信不信。这既可看作是诚实的态度，又可看作是投机主义的态度，当然，更可以看作是玩世不恭的态度。我们对许多事物都可以说出冗长的话，惟独对于信仰我们难以做到。它是一块长满了疾病的心痛。
所谓抓重点，一向被看作矛盾分析法的通俗版本中最重要的一种，殊不知现在已成了势利的别名。《钱神论》有这样的说法：“钱多者处前，钱少者处后；处前者为君长，处后者为臣仆。”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领导人在名单上的次序。我们在生活中使用抓重点的方法时，总会在不自觉中把它转化为势利。不能说势利没有道理，恰好相反，势利在很多时候是合法的。人们可以找出一万条理由来批驳势利，但同时也能找出一万一千条理由来为势利辩护。这当然是指从前。如今，这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此处之所以要提出来，是怕我们忘了从前还存在着抓重点与势利的区别，也存在着抓重点与势利是否可以等同的争论。
克莱夫·贝尔在其大著《艺术》中有一句话：在十九世纪，当那些有教养的人发现，像济慈、彭斯这样的痞子竟然是伟大诗人时，他们会感到十分惊奇。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塞万提斯身上，因为在塞万提斯那个时代，他只被当作一个平庸诗人、没有成就的小说家。而司汤达面对巴黎对自己的冷遇时充满信心地说，我要在二十年后才能成名。但二十年后声名鹊起时，他却不在了。不过，他总算被挖掘了出来，也就是说，与卡夫卡一样，他也被人重新发现了。可以想见，在善于忽略的历史面前，曾经忽略与遗忘过多少类似的天才?他们之所以被人遗忘，既是同时代人的势利与短视所致，更有他们自身的原因在内：他们该死地走在了一个时代的前边，提前结束了一个现存的、包围他们的时代。而这样的时代往往有很强的报复心理，当然，这样的时代也可能被后起的时代报复。因此，我们不妨大胆地说，现存的大师只是被发掘出来的、曾经被人类苦难哺育出来的可能的大师们数量上的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一个轻易获得名声、获得承认的大师是可疑的；不怀疑他们是名人，但也许充其量是个名人而已。
有两种情况需要考虑：第一，先考虑如何收拾残局再做某事；第二，先做某事然后再相机收拾残局。前一种人肯定是胆小鬼，注定会被伟大的历史与时代遗忘，因为这种人往往在考虑清楚后也就什么都不想干、都不能干了，随遇而安地等死是惟一出路，这就是饿死胆小的；后一种人是所谓的流氓或赌徒，注定会被公正的历史纳入自己的版式设计中，或者，他本身就是历史版式的设计者，这也就是通常所谓撑死胆大的。把这两种情况考虑在一起，我们就能理解我们的时代，也能理解什么叫作历史了。
赫拉克利特说：上坡的路与下坡的路是同一条路。赫拉克利特还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我们该信前一个赫拉克利特还是后一个﹖拿自己左手打自己右脸的事天天都在发生。
有一则古代轶事是说，一个儒生深更半夜想写一篇论述佛不存在的批判性文章去反对熙熙攘攘的信佛风。他的妻子嘲笑他，既然没有佛，还写什么﹖这个丈夫哈哈大笑，罢笔上床与夫人亲热去。但这位儒生犯了双重错误：把本不存在的事物（佛）误认为不存在的问题（事实是有那么多人在拜佛）——他偷换概念；因为不存在（空、无）就不去批判，就以为批判实际上是承认了空、无，其实正好承认了空与无——这与佛学的思想刚好一致。这不正是双重的错误么﹖中国读书人的没有头脑，并因此遭到后人诟病，并非没有道理。
（摘自《写在学术边上》，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５月版，定价：２３.５０元。社址：昆明市环城西路６０９号，邮编：６５００３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