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常见的生活现象，洁癖本来不值得特别谈论，但事情到了日本，就有点例外。洁癖人士虽说世界各国都有，达到全民皆“癖”的，恐怕只有日本了；而最重要的是，在日本，洁癖不只作为一种单纯的生活习性起作用，它渗透到了人的精神世界，深刻地影响着这个民族的审美感觉、道德意识乃至文化心理，给这个民族打上了鲜明的精神标记。
毫无疑问，洁癖的养成离不开洗澡。日本人对洗澡的迷恋，不必细表，看一看东瀛列岛上那么多的温泉浴场，那么多的“钱汤”（澡堂），还有那种随处可见的投币式淋浴箱，便可知这种迷恋是多么的不可救药，这里仅举一例——
１９９５年１月阪神地区爆发大地震，导致五千余人丧生，数万人无家可归。在抗震救灾的民意调查中，有一项询问灾民最感不便的是什么，结果许多人的回答是“不能洗澡”。为解燃眉之急，政府会同企业，齐心协力，以最快速度推出了“移动风吕”——淋浴汽车。因为要洗澡的人实在太多，不得不规定：每人沐浴不得超过五分钟。为了这数分钟的快乐，不少灾民冒着余震的危险，步行几十里，来到设有这种“移动风吕”的地方，加入长长的洗澡队伍，颇有点“生命诚可贵，洗澡价更高”的劲头儿。
这一切并非空穴来风。东瀛列岛气候湿润，夏天特别闷热，据统计，东京年平均气温为１５.３度，湿度６６％，月平均最高气温是八月份的２６.７度，最高湿度是７８％。夏季，由于太平洋高气压的影响，东瀛列岛水分大量蒸发，犹如一个巨大的蒸笼。大家知道，当气温超过３０度，湿度超过６５％时，人体就会觉得不舒服。而在盛夏，超过这个温度和湿度的日子几乎天天不断，素爱干净的日本人如何能忍受这一身黏糊与汗垢﹖何能解忧﹖惟有风吕！
与这种肌肤之乐相映成趣、配合默契的，是“榻榻米”的起居方式。出浴后的日本人身着宽松的便和服，光着脚丫，脸色绯红、神定气闲地坐在榻榻米上，一边品茗，一边观赏庭院的景色，真是一幅和谐无比的人间享乐图。
清爽空敞、一目了然的榻榻米是培养日本人洁癖的最好温床，或者反过来说，是日本人不可救药的洁癖，造就了榻榻米这种独特的起居方式。榻榻米与洁癖，就这样结成了宿命性的连带关系，进门脱鞋的规矩和礼仪，就是它制定的，上至皇宫贵族，下到平头百姓，谁也不得违背。
榻榻米有点像中国的席铺，不同的是，是由一块块草垫铺设而成，每一块草垫四周缀有花边，一年四季常设。榻榻米由新鲜的干草织成，结实、透气而有弹性，光脚踩在上头，感觉十分舒服，那股好闻的清香，弥漫于房间，经年不散。
不用说，这是一种清洁要求极高的起居方式，懒人和脏人是绝对不配的。日本人对榻榻米的精心呵护，每天在上面所花费的精力和时间，真是值得大书特书。我的房东安倍太太每天早晨跪在一尘不染的榻榻米上，全神贯注擦洗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由此可见，进门脱鞋，实在是一个最起码的要求，进了屋之后，你的袜子是否干净，脚上有无异味，才是更要紧的，而袜子是否干净，又取决鞋子是否清洁，总之，这也是一个小小的系统工程。记得第一次去保证人家，我脚上那双刚换不久的袜子竟弄得主妇喷嚏连连，在她锐利无比的目光的审视下，袜尖上一个极小的破洞也无处遁逃，弄得我狼狈不堪。
这让人想起五六十年前，日本侵占了东北、北平之后，竟不顾气候条件的迥然不同，将榻榻米连同太阳旗一起移植到那里，过起进门脱鞋的日子来。中国的北方沙尘很大，冬天又寒冷，很不适合榻榻米的起居，要维持它的干净，天晓得要花多大的精力，然而日本人硬是坚持下来了，这股韧劲儿真叫人悚然。
在日本人的审美意识中，“洁净”占据着头等重要的、前提性的位置，这与推崇“浑厚华滋”、“混沌”的中国人的审美理想形成鲜明的对比。日本的美术于这方面有最典型的表现，打开日本美术史，即可发现，不管哪个时代，不管何种绘画样式，不管人物、花鸟，还是山水，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画面绝对地干净。这说明，“洁净”已成为超越时代的、绝对的美学原则。千百年来，统治着日本主流画坛，最能拨动日本人心弦的，始终是那种清爽、明净，或略带朦胧的风格，不论是现代的东山魁夷、横山大观，还是古代的宗达、光琳、长谷川等，都是如此。
日本的美食有一句座右铭：“美味来自洁净”，道出日本料理的精髓。需要说明的是，“洁净”在这里不只是指餐具和食物的卫生，更是指艺术性的摆设，两者高度协调。如果摆得不好看，缺乏艺术品位，即使是干净的食物也会给人不新鲜的感觉，叫人懒得下箸。
这也可以从日语的“语言美”得到证实。
本人也算在日本生活过四年，听到过的脏话总共只有这么几句：“马鹿”（傻瓜）、“阿呆”（呆子）和“粪”（臭大粪）。日本的男子发起火、动起粗来固然是凶暴的，腔调也是颇吓人的，但语言本身似乎并没有多少污染力。相比于英语，特别是美国英语，日语真是太斯文了，英语里骂人的脏话多得可以车载斗量，据说还有专门的骂人词典。比起法语，日语也一点不显粗俗，法语据说是世界上最高雅、最纯净的语言，然而据一位精通法语的朋友说，法国人骂起人来一点也不高雅。比起“同文”的汉语，日语堪称“语言美”的模范。中国人的“国骂”是很有点名气的，鲁迅当年还专门就此写过文章，伟人毛泽东甚至可以将“不许放屁”一类的粗话豪放地填入品位高雅的古典诗词中。近来接触一些学汉语的老外，发现他们嘴里也时不时地冒出“他妈的”，可见“国骂”的感染力实在不小。然而在中国人的最新骂人词库里，“他妈的”早已不算什么，“傻逼”之类的抡起来才来劲儿。听说日本的汉学家在翻译中国的文学作品时，常为那些粗话脏话大伤脑筋，因为日语里找不到相应的词汇，只好直接移入，再加很多注释。
与脏话粗话少相应的是，日语的礼貌用语高度发达，表示尊敬的语体就有好多套，分别应对不同的对象和场合，规范十分严格。外国人常常抱怨日语表达太暧昧，甚至将它称为“恶魔的语言”，确实有些道理，但必须记住的是，在更多的时候，这种“暧昧”是过度的清晰造成的，因为追求清晰过了头，反而显出模糊来，就好比照相，焦距对准了，还不满意，还要继续对，结果又模糊起来。当然，这种“暧昧”只是对外国人而言的，对于日本人说，却毋宁说是高度的清晰，也是恰到好处。
以洁净隐喻品格的高尚，本来很平常，中文就有“洁身自好”的成语，但像日本人那样走得那么极端、以至可以与“名誉”直接对位、甚至本末倒置的，却属罕见。不止一个日本朋友跟我说过，在日本，你骂人家是“马鹿”（傻瓜），人家不一定生气，若骂人家“污”（肮脏），人家一定同你拼命，因为“污”，除了肮脏、杂乱，还有道义上的卑鄙、卑劣、丑陋、令人恶心的意思，在日语贬斥人的词汇里，是最高级了。
既然名誉是如此的重要，任何对它的冒犯就都是不能容忍的。在古代，武士为一点小小的冒犯就拔刀决斗，送掉性命是家常便饭的事儿。《武士道》（新渡户稻造）记有这样的故事：一个商人出于好意提醒武士背上有只跳蚤在跳，竟被劈成两半，理由很简单，“因为跳蚤是寄生于畜牲身上的虫子，把高贵的武士与畜牲等同看待，是不能容忍的侮辱。”堪称日本民族叙事诗的《忠臣藏》，讲的就是４７位忠义浪人抛弃自己的一切、为主君复仇、然后集体剖腹的故事，如此一出惊天动地、血流成河的复仇剧，起因仅仅是一位地方大名自尊心受辱?这个故事在日本家喻户晓，魅力至今不衰，每年１２月１４日前后，日本的电台就会播放这个故事。可见日本人对它着迷的程度。
在民族生存竞争的非常时期，这种洁癖在“国家荣誉”的驱使下实施“晨浴”时，就会释放可怕的能量，“神风特工队”的天真少年会呼着“天皇万岁”，驾着飞机微笑地撞向敌舰，纯朴老实的日本士兵会举起屠刀加入砍头比赛的行列，头脑严谨的科学家可以心安理得地把布满细菌的苍蝇、跳蚤和老鼠散布到别的国家去。其荒诞与恐怖，是不难想见的。
而从国民性的角度看，这种“洁癖”使日本人缺乏豁达的心胸，容易为鸡毛蒜皮的小事斤斤计较，睚眦必报，但是不应忽略的是，对名誉的这种极度敏感在刺激反抗的同时，也培养人的忍性，它使人卧薪尝胆，发愤图强，变成自我超越的强大动力。日本人最喜欢的一个汉字，就是“忍”，过去性格刚烈的武士经常将它挂在家里作座右铭，现在日理万机的社长总裁则喜欢将它挂在办公室作点缀。道理很简单：“反抗”如果没有这种“忍”垫底，就会降低它的分量和品格，有碍名誉的实现。事实上，日本人的性格、行为方式一直表现出“忍从”与“反抗”的二重性。这种二重性日本著名学者和?哲郎喻为“台风的性格”，非常形象。
洁癖从心理特征上说，就是一种完全欲、极致欲和强迫欲。日本人做事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与此不能不说有某种深刻的联系。江户时代的町人学者富永仲基曾这样比较印度、中国和日本三国的国民性：“若论国民性，印度人是‘幻’，中国人是‘文’，日本人则可以‘质’或者‘绞’来代表。所谓‘绞’就是过于正直和认死理的意思，换言之，就是日本人的头脑相当简单、正直，那种花里胡哨的东西，日本人是理解不了的。”
这番话无疑有美化日本人的意思，但用“绞”来形容日本人，倒是贴切的。依我看，“绞”实际上就是洁癖的表现，日本艺人做活精雕细琢、追求完美、一干到底的狂热劲头，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日本人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认真与投入，日本社会中那么繁琐精细的规范与礼仪能够得到有效地落实，都证明了这一点。
洁癖当然是极端排他的。北海道大学的一位生物学教授曾经就西欧蜜蜂与日本蜜蜂的生态习性作过一个有趣的实验：当将两者的蜂巢互换时，对日本蜜蜂的旧巢，西欧蜜蜂会老练地加以利用；然而对西欧蜜蜂的旧巢，日本蜜蜂却不屑一顾，将其全部咬坏后，再筑一个新巢。
这种习性与日本人的生活感觉十分相似，日常生活中，日本人忌讳使用他人的东西，哪怕一家人也如此。电视剧里有这样的镜头：父亲不小心错使了女儿的饭碗，六岁的小孩立即叫起来：“脏，脏，父亲真讨厌！”可见，“他人不洁”的感觉从小就在日本人心中扎根。由于同样的原因，日本人很讨厌身体接触，尽管在很多的时候与场合，彼此不得不靠得很近。因此，作为集体动物，日本人一方面喜欢群处，另一方面又尽量与他人保持着距离，藉此，他们养成一种在拥挤的空间里互相隔离的奇特的能力。
洁癖作为一种日本人普遍存在的心理，在文化选择上，其表现正如日本著名学者加藤周一在《杂种文化》中所指出的那样：是一种要么主张全盘西化，要么主张保持国粹的“试图将日本文化纯粹化的倾向”；而在现实生活中，则往往表现为不可救药的排外，这方面大家早已耳熟能详，无需多费笔墨。一位在日本生活了五十年的美籍建筑师安东尼·雷蒙德就曾深有感触地对记者说：“我已在日本呆了五十年，但我现在依然是个‘外人’?外国人?。”
同样，许多日本人即使被派驻到了海外，也只是身在国外，心仍在日本，他们像蜗牛一样龟缩在自家的“文化密封舱”里，不愿与当地人来往，惟恐冲淡了身上的“日本气”。他们过着进门脱鞋的日子，坐着“丰田”或者“尼桑”上下班，喝着“菊正宗”和“麒麟”，吃着日本乔麦面和寿司，嘴里说着叽里咕噜的日语，过着一种全封闭的、日本式的生活，俨然如国中之国。更有甚者，有的日本人到国外旅游时，大包小包地带上本国的生活用品，从纯净水、手纸到枕头，一应俱全。他们吃不惯外面的饭，喝不惯外面的水，睡不惯外面的床，洗不惯外面的澡，动不动就闹肚子、呕吐、失眠。——当然这是比较极端的例子。
二战结束时前苏联军队占领了日本的北方四岛，至今尚未归还。一谈起这件事，日本人个个脸红脖子粗，抗议和要求归还的呼声几十年来如雷贯耳。但是听了很多义愤填膺的谈话，才发现，日本人要求归还的，不仅是四个岛子，而且必须是干干净净的四个岛子，换句话说，俄罗斯除了归还四岛，还必须把岛上的居民统统撤走，一个也不剩。这确实很合乎日本人的性格，既然是日本领土，当然只能由清一色的日本人居住，岂容他人混杂﹖日本要求归还的，是不带一点老毛子腥味的、绝对干净的四个岛子。可这么一来，势必给事情增加难度。这么苛刻的条件，俄国佬能答应吗﹖
（摘自《闲说外国人》，中国文联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７月版，定价：２８.００元。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１０号，邮编：１０００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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