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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事情中的大历史

2002-11-10 09:32:00 来源:书摘 李书磊 我有话说

《我与我的世界》(北岳文艺版)这样的书是应该在假日的漫漫永昼从容读来的,坐在蝉鸣愈静的树荫下对着炎炎烈日、冉冉芭蕉,随时可以掩卷回味,困倦时不妨抛书暂寐:或许会梦见书中的人和事呢。曹聚仁先生写这本书时娓娓道来,不慌不忙,把陈年旧事讲述得很细致,那口气是讲给熟人、解人、心静的人听的。而不幸我同这册好书却没有这样的善缘,我是在学期末匆忙的教务中得读此书的,种种日程催迫,电话铃声聒耳惊心,由不得你不焦躁。不过,好书毕竟是好书,自有其浸润濡染之力,使我在偷空阅读时总能心神渐缓,心绪渐安,不知不觉地加入到曹聚仁先生悠然忆旧的境界之中,分得一些清凉。这书竟是一剂良药呢。曹聚仁论人时有惊人之语却又不至偏激,叙事稍嫌饶舌却又不失明达,他的许多见解你乍一看来不免意外,细细想去却又终于会心:
  
  稽古辩学真是难得遇上这样的恰当对手。
  
  曹聚仁以史家自许,《我与我的世界》也可以当成史书看,但却是一部特殊的史书。按文体这本书应属自传,但曹聚仁却很少讲自己的事情,他倒是自觉地以自己为引线去连缀他人的事迹,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很多重要人物都被他述说到了。这些人物出现在曹聚仁的笔下与在文化正史中大为不同:正史记的是他们的名山事业,而曹聚仁所津津乐道的是他们的日常故事。日常故事或许的确没有名山事业重要,但问题是这些名人的私人故事多少年来就没有人正正经经、坦坦白白地用文本的形式告诉我们,我们这方面有限的知识往往来自道听途说、来自师生的口耳相传、来自对正史文本中蛛丝马迹的推测、来自——这也许更糟——旧日的黄色小报与今天的“解密文学”捕风捉影的描绘。曹聚仁以朋友的恳切、史家的庄敬叙述这些人物日常的、私人的生活,使他们生活的这些侧面进入了文化史正当谈论的语境之中,因而获得了公开性、合法性与可信性。刘大白婚变的来龙去脉、章衣萍恋情的前因后果、汪静之读书与教书的荒唐行实,这些小事情因为是新见新闻而成为我们这些阅读者的大收获。在这里曹聚仁似乎是在有意地实践他写史的理念,他很推崇莫洛亚写史传的见识,不把历史人物看成是建功立业的英雄而看成是在生活中挣扎折腾的个人。这的确打开了我们一种新的眼光。当然,了解了文化人物的个人生活未必会对我们理解其作品有直接的帮助,但至少能增加我们对人的复杂性与丰富性的认识,增进我们的觉悟和智慧,健全我们的心智。我们原来通过其作品构建的文化人物的形象在曹聚仁笔下有点陌生起来,使我们对不可解的人生与人事不禁肃然。
  
  曹聚仁写历史总是着眼于小处细处,他写大人物不离小事情,写大事件不离小环节(如写“五四运动”不写北京大学而偏写浙江一师),他还着意写了不少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和历史大叙事之外的小事件。说实话,往往是这些小人物、小事件的描述揭示了历史的真切面目,使人得以亲近事情的真相,并且会对我们习焉不察的史观史见形成挑战,对我们头脑中已有的历史图景带来修正,这真是恼人而又喜人。比如曹聚仁对其父梦歧先生办厂办学的记述使我看清了传统士人经由新学向现代知识者转化的轨迹,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信仰精神怎样变成一种对新文明坚信笃行的力量,传统的乡绅权威又怎样支持在野的维新志士在对朝廷的改良或革命之外找到了一条社会改造的坚实路径。由此我对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传统向现代转化的可能性有了更多样的想像,对历史变迁的必然性与偶然性有了更开放的态度,对历史叙述的线性逻辑生出新的怀疑。一本书能在这样的层面上有益于读者,也该算是有大功德了吧。
  
  曹聚仁难得的是与学术界、文艺界、报刊界、教育界、军政界都有渊源,而且都非泛泛之交而是有参与之缘,所以他的叙述视野就有一种少见的开阔,一部文化史在他的手中融汇起来了。广泛的阅历也使得他的人物品评显得很地道,不隔膜。他能以国学家的眼光看章太炎,以作家的眼光看鲁迅,以教授的眼光看蔡元培,以编辑的眼光看黎烈文,说的的确都是行内的话。忽然他又以编辑、记者的眼光看鲁迅,以作家的眼光看章太炎,自然地就别开了一番生面。这个文教各界的公共同人、国共两党的共同朋友,其广泛的了解、广大的同情在现代中国大概是难有匹敌了。不过,我真正欣赏的是却不是他友于各界的外圆,而是他忠于自己的内方。他办《涛声》时高揭“乌鸦主义”的旗帜当然是有些夸张了,他并没有专门去找人的晦气,但他对任何人都不作曲意的谀词都是有目共睹的。他对人还往往有冷峻而中的评语。他虽然赞奖吴稚晖早年的热血,但对他与谋国共分裂的冷血却也笔下无情。谁是官僚不配作大学校长,谁是诗人并兼疯子,谁谁虽经后来众口交誉但在当时也无聊得很,谁谁虽有孤傲的盛名但也并非是“不食周粟”,《我与我的世界》的作者在内敛中暗藏锋芒,在宽容中透出凌厉,他并不曾随着俗见写滑了手,而是在行文中自矜自重,时时对人物推敲质疑。因而这本书既亲切随和,又有骨有格。
  
  正是《我与我的世界》这种一丝也不苟且的庄敬态度,赋予从前那黯淡而痛苦的文人生活以意义,赋予早成陈迹并少有人忆起的文化史以意义,也赋予我们今天寂寞的文字生涯以意义。过去有过这样的史书,使我们今天的活动与工作有了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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