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葛洲坝工程局和宜昌市大事记里，都记载着这样一段历史：1980年7月12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四川省省长鲁大东、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副主任魏廷铮和宜昌地委书记马杰、葛洲坝工程局局长廉荣禄等陪同下实地考察三峡。
1980年7月11日，邓小平乘“东方红32号”轮从重庆出发，顺江而下。
一路上，陪同他此行的人们时而指点两岸的高山峻岭、名胜古迹和城邑村落，时而讲解一个个暗礁险滩的成因与沧桑。邓小平边听边看边想，萦绕他心际的是关系子孙后代幸福的一件大事——三峡工程。
要不要修建三峡水利工程，是一个长期有争议的问题。邓小平十分关心这个问题。根据他所掌握的材料，他倾向于兴修这项举世瞩目的大工程，但他一直没有能亲自进行实地考察。
邓小平尽管在北京多次听到了各方面专家和有关负责人的论证和意见，但他认为事关重大，做出决策要慎重，要对11亿中国人民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这位注重调查研究和坚持实事求是的人民领袖决定亲自看看三峡。
邓小平一上船就关切地问陪同考察的老水利专家魏廷铮：“有人说三峡水库修建以后，通过水库下来的水变冷了，长江下游连水稻和棉花也不长了，鱼也没有了。究竟有没有这回事﹖”
魏廷铮回答说：“长江通过水库下泄的水量年平均为4510亿立方米，而三峡水库的库容只有年过水量的8％，江水会不断进行交换，水温变化不大，不影响农业和渔业。”
魏廷铮还举了丹江口水库为例，说：“汉江上的丹江口水库年过水量为380亿立方米，而水库库容为年过水量的50％，因而水库蓄水后水体交换时间较长。即使如此，经水库下泄的水温较建库前变化也不大，汉江中下游的水稻、棉花都长得很好，对渔业影响并不大。”
听完汇报后，邓小平说，长江中下游是鱼米之乡，物产丰富，一定要注意保护好环境。
航行途中，魏廷铮及两省领导人围绕着三峡工程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魏廷铮首先发表自己的见解。他认为，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具有巨大的综合利用效益，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效益是对长江中下游防洪的控制作用。他还列举了历史上长江中下游地区几次大的洪水灾害，说明建坝的必要性，建议早建快建三峡工程，不能再延误时机铸成大错。魏廷铮讲完后，陈丕显、鲁大东等领导人也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对此，邓小平耐心地听，没有表态。他只是风趣地说：“你们说的意见我都听明白了。”
船行到万县时，万县地委领导到船上来看望小平同志。小平同志指着魏廷铮说：“你是要建三峡工程的。”他又指着万县地委书记说：“你是不赞成的，你们要统一认识。”
船行至瞿塘峡进口处时，小平同志见两岸山势险峻，江面很窄，就问魏廷铮：“为什么三峡水库的坝址不选在这里，而要选在下游呢﹖这里筑坝的地形很好嘛！”
魏廷铮回答说，三峡工程泄洪流量很大，水电站厂房很长，还要布置通航船闸，而瞿塘峡进口处很难布置。同时，全长200千米的三峡河段落差比较集中。是三峡水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丢掉了这一段，防洪和发电效益将大为降低。
邓小平详细询问了大坝、电厂、船闸的设计，并与国内外已达到的水平进行比较。他对设计所依据的基本资料包括水文、地质方面的各种试验研究成果以及国内外大型水坝建设中发生过的一些重大问题也都做了了解，特别是与葛洲坝工程的对比询问得更为详细。他还特别问到，三峡工程会不会出现黄河三门峡工程出现过的泥沙淤积问题。
船到西陵峡三斗坪附近，邓小平要求减速，他要仔细看看拟议中的三峡大坝坝址——中堡岛。船舷旁，邓小平一边听魏廷铮的介绍，一边拿着望远镜认真观察这被人介绍过多次的神奇小岛。
看完中堡岛，邓小平又认真地察看了离中堡岛200余米的南岸三斗坪和离岛1000余米的乐天溪，并询问了有关情况。
12日下午3时，船到正紧张施工的葛洲坝，邓小平走出船舱。
在陈丕显、廉荣禄的陪同下，邓小平兴致勃勃地视察了正在紧张施工的葛洲坝一期工程的2号船闸、二江电站厂房安装现场、三江防淤堤。在2号船闸下游闸首，当廉荣禄汇报大江截流后对船闸的要求时，邓小平问：“是今年年底截流吧﹖”
廉荣禄说：“这是我们的心愿！”
邓小平笑着说：“好啊！”看完船闸他又说，“这船闸大啊！1920年，我在法国时人家就修了船闸，那时巴黎地下铁路也修了。”
在二江电厂，邓小平问：“发这么多电，要多少煤﹖”
魏廷铮说：“折合700万吨标准煤。”
随着阵阵机器声，邓小平来到大江截流基地，只见30多吨的大型载重汽车来回穿梭作业，将满车的石块从南津关等地运来。
截流的“重型武器”——15至25吨重的金字塔似的混凝土四面体，整齐地排在大江两岸，形成两个方阵，待命动用。大江截流非同凡响，必须充分准备。邓小平望着那堆积如山的石块和波浪翻滚的长江，问廉荣禄：“截流用什么方法﹖”廉荣禄答：“从两岸同时向江中抛投石块、石渣填筑料，最后关键时刻动用‘重型武器’截流四面体。”
“这么个大江，要把它截住可不容易呀。”邓小平关切地说道。
廉荣禄说：“我们全局上下，万众一心，精心准备，精心组织，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邓小平满意地点了点头。
在视察了葛洲坝工程后，小平同志又乘船来到江陵市。他对荆江两岸1500万人口、2300万亩良田处于荆江洪水的严重威胁之下十分关注。他指出，洪水淹到哪里，哪个地方就要倒霉，人民就要遭殃，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解除这种威胁。他对三峡水库调节长江洪水的功效、对两岸分洪区的安全措施都十分关心。他对随行的有关负责人说，长江两岸的防洪问题要十分重视，一点也不能马虎。
天色朦胧时，邓小平又登上了“东方红32号”轮，继续顺长江东下，向武汉驶去。
江城武汉，这里是邓小平这次三峡行的最后一站。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专程从北京赶到武汉，专门研究三峡工程。会上，邓小平再次听取有关三峡工程的汇报。在实地考察并听取多方面意见后，邓小平认为，航运上问题不大，生态变化问题也不大，而防洪作用很大，发电效益很大。他说：“轻易否定搞三峡工程不好。”这是一个重要的表态。
于是，论证三峡工程的步伐加紧、加快了，兴建这个大工程的研讨继续深入。
1980年8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由国家科委、国家建委负责组织水利、电力等专家对三峡建设进行论证。
不久，万里同志率领有关部委领导来到三峡工地考察，他说，是小平同志决定了，他才到工地上来的。同年11月，姚依林同志也来到工地上考察，对三峡工程列入计划的问题做了详细调查研究。1981年底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编制上报了《三峡水利枢纽论证报告》。1983年3月，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编制完成了《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
1984年，国务院又成立了以李鹏同志为首的三峡工程筹建领导小组，着手进行筹建工作。
在这期间，小平同志又多次向姚依林、宋平同志指示，强调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定要加强重点骨干工程建设，尤其是能源、交通、农业、原材料等行业，不要重复搞效益不大的加工项目，并指出要抓紧进行三峡工程的准备。他说，搞建设也和搞改革一样，要有一点闯劲，要立即抓紧修路等准备工程，国家建设项目能放在三峡地区的尽量放在三峡地区。在小平同志的关怀下，三峡工程的准备工作进行得很顺利。
1985年后，国内外又出现对三峡工程的不同意见。小平同志在1986年人大会议期间对香港中报集团董事长傅朝枢先生说明了建设三峡工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说明对提出的各种问题都要进行研究。
1986年5月，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指出，上三峡工程有政治问题，不上三峡工程政治问题会更大，只要技术和经济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就应该上。对此，我的理解是，如果长江发生特大洪水，将会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这样政治问题就更大了。于是，各有关部门又继续组织论证，重新编制可行性报告，并组织各方面人士到现场考察，实地进行调查研究。
1986年4月，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带队实地考察长江三峡库区。
邓小平的三峡之行，为时虽然短暂，但对三峡工程建设的影响十分深远。
（摘自《邓小平八次南巡纪实》，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4月版，定价：21.00元。社址：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28号，邮编：10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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