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人固定地穿行于实验室、图书馆、教室和寓所的狭小书房之间。偶尔，他们也会从事一个短暂的旅行，聚集到某一个拥有幻灯投影设备的学术会议厅。因为缺少户外运动，这些人面容苍白，体质孱弱，百分之八十戴上了眼镜，并且患有失眠和神经衰弱症。他们是知识分子。
我们知识分子如何如何——其中某些人喜欢如此表白。
“知识分子”，这个称谓之中混合了自豪和自恋。但有关“知识分子”的几个问题一直悬而未决：
“知识分子”是一个阶级吗？算了吧，他们的财产仅仅是一张油漆斑驳的书桌，一支老式的派克钢笔。脑子里多装的那几本书顶多认定为无形资产罢了。斗转星移，人们终于承认读书或者写作也是一种生产，允许知识分子加入工人阶级。多年的苦难终于换来了安身立命的护身符。然而，历史正在蜕皮，知识经济的时代终于现身江湖。这时，生产资料不一定是吼声震耳的火车头，不一定是隐埋于深山之中的煤矿，更不是水牛和犁铧。时髦的生产资料恰恰是知识。这句老话具有崭新的历史涵义——“书中自有黄金屋”。“文化资本家”的概念正式露面——另一个玩笑式的名称是“知本家”。于是，某些理论家试图证明一个意味深长的结论：知识分子——一个新的阶级浮出了水面。
“知识分子”仅仅是一些专业人士吗？现代社会的许多专业知识是自律的。专业主义是许多知识分子的基本姿态。扎实的专业训练是值得炫耀的经历。知识分子不是夸夸其谈的政客，也不是无所事事的食利阶层。他们是一批学有专长、甚至身怀绝技的人。可是，知识分子有没有理由说，我是工程师，我是数学家，我们专业人士不关心社会政治？真正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保持一种社会关怀。这时，人们当然要问，知识分子的高尚情怀来自何处？于是——
“知识分子”是一个道德群体吗？似乎形成了一种舆论：知识分子必须是社会良知的代表。伏尔泰说过，知识分子必须是公众“意识的指引”。独立，骨气，批判精神，使命感，宽容，民主，自由思想，许多褒义词塑造了知识分子高大的道德形象。可是，大多数知识分子并没有抽出时间研修道德课程。我宁可相信，知识分子的道德形象是职业人格的扩大。实验室的工作程序、一段史料的考订或者某一个理论观点的论证都不允许臆断、夸大甚至虚构。学术训练也是一种道德训练。他们的话语方式也是他们的行为方式。如果书房或者实验室里形成的良好道德品质延伸到公共事务之上，知识分子就会赢得公众的信任。
“知识分子”的社会标记是什么？“知识分子”就是一批有职称的人。可是，我们对于现有的职称评审体系信任到什么程度？多少职称评定会议成为诬陷、诽谤、谣言和笑话的策源地？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哀兵之计，传述一些竞争对手的风言风语，搞到一摞子千奇百怪的证明，如此等等。尽管如此，又有多少人心甘情愿地承认，没有职称的人也算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有什么资格谈论他们专业之外的问题？外交，生态保护，文物，失业救济，城市规划，歌剧院的设计，飞机票价格，婚姻家庭，什么事情他们都想插一嘴。他们自认为特别有思想，时常考虑终极价值问题，并且擅长分析，不受种种表面现象的迷惑。他们的遣词造句甚至比轰隆隆的大炮更有效。可是，这能保证他们的正确吗？
……
喂，能否不要用如此标准的理论语言描述知识分子？请记住，我们是中国知识分子。我们的工资不是用美元或者英镑结算。许多教授和博士们还住在歪歪斜斜的筒子楼里。很抱歉，我们不得不考虑许多日常琐事，例如儿子的学费，老父亲的哮喘病以及实验室大楼水电工的脸色。我们的确也想成为社会的良知乃至栋梁，但这很可能是一种自作多情的神圣。谁真的把我们当回事吗？知识分子曾经是历史上的一个笑柄。批判，嘲笑，挫折。元气大伤。那些巴掌上结了老茧、脚上有牛屎的劳动人民多么茁壮，他们仿佛一下子就能把那些瘦骨伶仃的知识分子脖子扭断。许多有了一把年纪的知识分子似乎吓破了胆。他们眼神游移，支支吾吾，随时端出一副讨好人的笑容，随时打算就立场问题做出表态。谁都清楚他们是好人——然而这真是一些叫人不耐烦的好人。如果用两个字概括这一批人的性格，那就是——“猥琐”。我们隐约记得，五四运动之后冒出了一批相当有个性的知识分子。陈独秀，蔡元培，胡适，傅斯年，鲁迅，林语堂，吴宓，周作人，闻一多，徐志摩，朱自清，张爱玲……人品和学识暂且不论，至少他们个个特立独行，都算得上一个人物。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知识分子的基本形象就是苦着一张脸反反复复地检讨。乔姆斯基、萨特、福柯这些我行我素的家伙只能在另一些遥远的国度上演他们的传奇。
百无一用是书生——这不仅是一声愤懑的感叹，同时是一句尖利的嘲笑。其实，这种嘲笑始终活跃在知识分子周围。农夫在田野里面割稻子，技工在冲床之前制作零件，那些迂呆的知识分子只晓得念念有词地背诵一些深奥的辞句。所谓的思想可以兑现为多少产值呢？腐儒。空谈误国。别用一册一册厚厚的图书吓唬老百姓。哪里还有比读书更轻松的事情？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革命领袖毛泽东就不无轻蔑地揶揄过书生：书又不会走路，翻开或者合上都悉听尊便；读书比厨师杀猪容易得多；猪不是还要跑、还要叫么？那些名重一时的教授甚至笨拙到了不知道如何开口骂人。
现代社会如同一台庞大而精密的机器高速运转。这时，大学空间显得如此刺眼——大学的悠闲和自由似乎与四周忙碌的气氛格格不入。政府的财政报告指出，支持这种悠闲和自由的高额成本已经成了一项令人头痛的开支。裁减势在必行。年复一年，悠闲、自由的大学只能低调运行。教学大楼的墙壁有了裂缝。学生公寓朽坏的地板下面爬出了白蚁。教师的医疗费用无法核销。实验室的器材不够。体育馆因为资金匮乏而迟迟不能竣工。新任的校长每日都要往皮包里搁上一叠新的拨款申请，匆匆驱车前往政府大楼。大学还能申请得到免费的午餐吗？
许多知识分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他们仅仅沉浸于自己思想的快乐之中，他们不在乎因为观察天上的星星而跌入路边的水坑。可是，大学必须意识到思想拥有的价值。知识分子能否将种种知识产品变卖出一个可以养活自己的价格？
风气变了。大学的管理理念必须重新论证。传道授业解惑的背后不仅是求知的快乐；知识有价，必须在投入和产出的经济模式之中考察学术的意义。
种种名目繁多的临时性评比，奖励，鉴定，表格填写，成果汇编……一切都开始量化。一切都可以进入计算机。机器统计的数据不会因为任何情面而徇私舞弊。
大学仿佛突然启动。所有的人都上足了发条。写作，发表，再写作，再发表，从豆腐块的文章到大部头著作——年终的统计叫学术秘书吓了一跳。求知的传统奄奄一息，经济利益才是激动知识分子的强心针。同时，权力重新开始在知识圈趾高气扬。主管教育厅的一个处长就能把大学校长训得点头哈腰。等级和藩篱不知不觉地恢复。名片上的头衔越来越多，一页不够就转下页。教授眼里的讲师如同货架上的便宜货。两个博士互相夸耀自己的来历：留学美国的博士发现对方不过是在比利时拿的学位，脸上的笑容就有了胜利的意味。传统的思想者不得不加入他们曾经鄙视的名利场，该摆谱就摆谱，该装孙子就装孙子，大丈夫能屈能伸。一些名目不清的宴席、礼品和谣言成了竞争的副产品。
Ｄ教授是一个热爱思索的知识分子。Ｄ教授的客厅曾经小有名气。一些知识分子聚集在这里，纵论天下。进入这个客厅，他们觉得自己更像知识分子了。这里不必和豆腐的质量、水电费涨价以及自行车停放地点这些琐事纠缠；民主、国民性、主体、启蒙、后现代才是这个客厅通行的基本词汇。个个出口成章，妙语连珠，甚至一声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