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伯父罗稷南的一生中，有一些时刻是特别重要的。１９５７年７月，罗稷南有机会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他当面问了毛主席：“如果鲁迅现在还活着会怎么样﹖”这就是在一个重要的时刻向一个重要的人物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大问题。
毛主席和罗稷南关于鲁迅的对话，第一次是由贺圣谟在１９９６年对周海婴谈到的。周海婴在他的回忆录提了这件事以后，贺圣谟又在２００１年１２月对上海《新民周刊》澄清了他向周海婴讲到的一些事实，后来，注意这件事思考这件事的人就多起来了。
２００１年冬天，我曾经写信给周海婴，说明贺圣谟提供的情况不是“孤证”。我自己就曾经亲耳听见我伯父讲过他这次设问求答的情况。
１９５７年７月，我在北京读到过报纸以头版头条报道毛主席在上海接见一些人的消息，看见罗稷南也列在被接见的人士中。１９６０年，我从北大回上海，在伯父家养病住了几个月，听伯父讲过那次接见的情况。他说，毛主席进来坐定以后，有人递了一张在座人士的名单给他。毛主席看了名单，就挑了伯父第一个和他谈话。他们先谈了一段他们１９３３年在瑞金相见的事，毛主席又谢谢伯父翻译了《马克思传》，说他为中国人民做了一件好事。后来毛主席问伯父有没有问题，伯父想了一下就问，如果鲁迅现在还活着会怎么样﹖毛主席没有马上回答。他也想了一下以后才说，如果鲁迅现在还活着，他大概不是关在牢里，就是不说话了。
伯父怎么会问毛主席这样的问题呢﹖
如果鲁迅现在还活着会怎么样，这是很多年以来在不同的时机都有人提过的老问题。但是，有了１９５７年夏天发生的事情，问题重提的含义就完全不同了。就伯父说来，他提的问题并不是偶然随便做得出来的普通事，这是他一生有了准备的结果。以伯父一生的经历见识和他立即直指实质问题的洞察力量，在有了机会当面问毛主席一个问题的时候，他自然会问出这样一个能够集中地揭开毛主席的思路和释解当时全部局势的大问题。
罗稷南原名陈小航，又叫陈子英，云南凤庆人。袁世凯称帝以后，祖父陈宝航支持蔡锷的云南起义，是蔡锷的主要助手之一，为他起草过非常重要的文件。伯父年轻时痛感民族危机的深重，１９１８年千里迢迢从凤庆赶到北京考进了北京大学要救国。他此后一生的摸索和奋斗都没有离开过这条道路。我的父亲陈绍韩也是一样，他１９３５年在武汉为革命就义。在北大教师中，伯父和梁漱溟最接近，和杨晦等同学是好朋友，在五四运动中也是奔走呐喊的先驱者。他同情马克思的许多思想，但是对不同的思路也抱着开放的态度。五四以后，痛心于军阀混战，伯父先在东北，后来又回云南和楚图南一起兴学办教育，比较接近而且长期有来往的学生有艾思奇、郑易里。后来，国难深重，伯父又投笔从戎，支持蔡廷锴，当了十九路军的发言人和秘书，坚决投入了淞沪抗战。十九路军失败以后，又支持蔡廷锴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继续当秘书。在这段时间，他曾经代表蔡廷锴访问瑞金，和毛主席见面谈过话，和红军将领张云逸签订了条约，向被封锁的苏区供应了当时迫切需要的布匹、食盐、医疗设备和药品。这个条约的签字文本至少在５０年代末还在北京革命历史博物馆陈列着。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失败以后，他定居上海，从此就以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作品为人生了。伯父翻译写作的生涯，用罗稷南做笔名。
日本占领上海后，伯父、伯母和许广平等人一起被捕入狱。国共内战爆发以前，伯父和许广平、周建人、郑振铎、马叙伦等人一起先后创办了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民主》和《周报》等刊物。一个刊物被封禁又接着再办另一个。伯父曾手提着一部无线电台从上海经过镇江渡江送到苏北解放区，交给当时在苏北主管宣传的冯定。伯父后来谈到他在苏北几个月的观感时常常说，他很佩服那些人的献身精神，但是对他们的思路不习惯。１９５５年，我回上海。伯父说，１９５０年，毛主席给他写过信，要他回云南做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担心思路不习惯，伯父没有辞也没有去，还是继续留在上海做当时称为自由职业的翻译家。事实上，这类自由职业者在解放后迅速消失，只有上海的少数几个文化人还保持着这种比较独立的身份，并且多少还受到一些尊敬。我和伯父在１９６０年见面的时候，反右派已经过去三年，很多知识分子都已经学会敛声屏息了，伯父还是依然不改昔日的风度，痛诉教条主义的灾难，并且经常说起农村里正在发生的饥饿和死亡。我记得他和他的老友王亚南谈起这些事总是心情非常沉重。１９６４年我们见面，谈到“大搞阶级斗争”，伯父也更加忧虑。最后一次见伯父，是１９７１年，尼克松访华前夕。我在河南五七干校突然接到我三叔的电报，说伯父病危，要我立刻回上海见一面。伯父已经病得只剩一把骨头了。他不久前才得到允许从干校回上海，回到上海就不能起床了。一见面他就说，你知道，我的病是癌。知道我们就不说这些事了。他显然不愿意谈病痛。喘息了好一阵，他又说，尼克松就要访华了，历史也许会有些改变。我希望中国有些改变。经过了这些事，我们要学到一点东西，否则就白经过了。
伯父在１９７１年８月１２日去世，７３岁。
我年轻的时候，伯父常常说，在我们老家凤庆山区，牛车的轮子是方的，因为担心下坡的时候车子刹不住。后来他到北京前经过武汉，第一次看见汽车，发现汽车不但可以慢慢地下坡，而且会转弯，实在是吃惊得目瞪口呆了。所以，人应该见世面，学新东西。不见世面不知道。如果不出来，怎么能知道世界上会有像汽车这样一种你想像不到的东西呢﹖你不知道的东西，你怎么会想得到你应该知道呢﹖父亲在云南也是１９２７年以前的老党员楚图南的学生。１９４９年，我在北京去翠明庄见楚图南。楚图南说，他要见朱总司令，送我去苏联受教育。伯父知道以后对我说，你不能靠父亲，要靠自己。你有出息，不需要靠父亲；你没有出息，靠父亲有什么用﹖我考北京大学以前，想考哲学，或者天文。伯父说，你只认识方块字，只有一双眼睛，一对耳朵，一张嘴巴，一个脑子，你就会以为世界就是方块字讲的那种样子。如果你学好了一种外文，你就有四个眼睛，四只耳朵，两张嘴，两个脑子，你知道的世界就比现在大得多了。大二的时候，我发表了一篇论《呼啸山庄》的文章，我后来的老师卞之琳在文章中夸奖我。伯父说，你不要急于求成，不要有机会主义，要扎扎实实地打好真才实学的基础；又引诸葛亮说，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伯父谈得最多的话题之一是“党八股”。他常常说，他最喜欢的毛主席著作就是《反对党八股》。他不知道为什么做领导的会喜欢让人讲这种八股文。头脑僵了，中文的文字之美扔掉了，文化再这样下去就完了。他又经常告诫我，学外文的也要学好方块字，特别举出《聊斋》、《左传》、《史记》和《世说新语》要我细读，读通了文，心就得到滋养了。初一的时候，伯父教我用英文背歌德的《浮士德》：“没有在悲哀中咀嚼过面包，没有在哭泣中等待过明天，这样的人不会知道你——天的力量。”这种痛苦出智慧的思想我到很晚以后才稍微有一点明白。
伯父一生都是有追求，有骨气的人，从来不苟且，从来都敢于怀着救国救民的抱负，赴汤蹈火，承当重任。他为人慷慨豪放，独立不羁，思想开放，心胸广阔，这样，在１９５７年那个重要的时刻，伯父才问得出来他问了的问题。
所以，伯父的思想人格是前后一贯的。
有一年，伯父对我说，世界上任何主义都没有不会变形的实体。一切主义都经过不同人的解释，变成了完全不一样的东西。马克思说过，他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你知道吗？我说我知道。他又说，《马克思传》的作者梅林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是社会民主党，他有很多翔实的事实和重要的观点，但是他的观点并不完全和列宁斯大林解释的马克思主义一样。你不要以为什么东西标上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的名字就完全符合一个什么主义的实体了。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之一就是以为只要引用了一个什么主义就有了根据可以把人处置于死了。
伯父也曾经说过，他最喜欢的另一篇毛主席著作是《反对本本主义》。如果说这些年伯父的思想有一个基本的主题，这样的主题就是反对意识形态的封闭、僵硬、武断、粗暴和盲从。在伯父看来，意识形态的狭窄和偏执是丧失理智的。１９６０年，我在上海养病的时候，上海作家协会正在对人道主义召开持续了几十天的大批判。伯父每天下午开会回来以后有时候很长时间坐着不说话，有时晚饭以后才开始说点开会的情形。“什么好东西都要打倒。自己什么都好，旁人有一点好的就不能容忍了。心胸连一点差异都不能容忍怎么治天下。”“这是完全的疯狂，一点理智都没有了。”伯父的情绪是让人担心的，我有一次劝他坐着听听少说话。伯父静静地看着我看了半天才慢慢地说：“我是走过江湖的，我知道这些事，但是我不会敷衍，也不愿敷衍。”
不愿敷衍，王西彦８０年代初期在《随笔》的文章里有一些记载。
１９６５年冬天，上海文艺大会堂，在姚文元有时也参加的批判会上，罗稷南说：“《海瑞罢官》是文学作品，描写的是明朝的好官海瑞，和庐山会议根本没有关系，充其量只能算一个可供讨论的学术问题。”“农民起义是暴乱。只要是接替前人的统治权，取而代之，不算是起义，也不是革命。”“工农兵的文化修养不高，他们的意见绝不能当作经典看待。”
已经是什么时候了，伯父好像连中国在这么多年发生了什么事情都不知道，对威胁恐怖都没有感觉。
社会对人的强制是经常到处都存在的，权力、金钱和特殊的形势都有可能强制人，但是，在正常的情况下，特别是在严重的危机中，一个人能不能根据自主的意识做出负责任的决定，这也是一个人是不是成了人的重要尺度之一。在我看来，伯父的言论和行动像堂吉诃德一样充满了不识时务的呆气，是一个不通世故的愚人，但是，伯父并不是和风车作战，他是和一种几乎毁灭了中国的罪恶在作战。他已经站不起来了，悲心在流血，但是他还是在讲话。伯父这几十年来受到过许多聪明人的挖苦、嘲弄和迫害，然而，事过境迁以后，是什么人显得更加可怜，更加可笑呢﹖我们许多中国人不幸都有幸存的罪恶感，我们都为我们幸存的适应付出了代价。伯父没有辱没自己为人的品德，保持了自己做人的尊严。他知道暴力非真理，认出了人群的愚妄，真正是一个宁可受孤立受迫害也要负责任的人。
（摘自《老照片》第２４辑，山东画报社２００２年８月版，定价：８.５０元。社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３９号，邮编：２５０００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