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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王大珩先生聊天

2002-12-10 09:32:00 来源:书摘 李鸣生 我有话说

李:您在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就有远大理想﹖是不是就立志要当一个大科学家﹖
  
  王:
说实在话,我在年轻时并不是像你想像的胸有大志,也没立志要当什么大科学家,我不是那样子的人。当然我之所以后来当了科学家,跟我家庭环境也有关系。我父亲也是个老一辈的科学家,这个书上写得很多了。在那个环境下呢,并没想过自己在生活上要怎么样怎么样的,就是说满足于自己过一个清苦的生活,家庭里就是这样子的。我记得小时候看见邻居也有什么大款,那个时候大款就是那样子,一出门就有自己的小汽车了。父亲就说,你不要羡慕那些人,那些都是拿了不应当拿的钱的,我们要靠实际本事来吃饭。我生在一个帝国主义侵犯中国的环境里,救国概念、民族意识还是比较深的。当时为什么读物理系呢,好像是在中学念书时,从小父亲比较重视教我数学,所以上中学时学的数学都跟父亲学过了,不是在学校里念的。在这种环境下,对物理,对科学从小就有那么一点兴趣。所以考大学时,父亲说你还是去学工吧,将来好有饭吃,如果学理的话,将来弄得不好连饭都吃不上了。而我自己也有要学物理的兴趣,心想将来就算是做个穷教员也行,这样我就进了清华物理系。所以你说我有什么志气,这个很难谈得上。就是说我不一定要有什么固定的方向,我也没想一定要做科学家,而是多少有点随波逐流。但是后来经过国外一段工作经历,觉得自己做什么事情应该有所创新,只有自己的创新才能真正学到东西。
  
  李:刚才您自己说的“胸无大志,随波逐流”,是很谦虚了。我理解您这话的意思是,您从小没有什么明确的奋斗目标,从小没想当一名伟大的科学家,只是对科学有爱好,对吧﹖
  
  王:
对。就是有这个爱好。那时也不管什么家不家的,有机会就很好地用一下子吧。
  
  李:您基本的人生观是什么呢﹖
  
  王:
对我人生影响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到大连去的时候,党领导问我,你相信不相信共产党是大公无私的﹖我说我相信。这是第一个,党必须大公无私。第二个,你自己也要大公无私。就是说,当你想一件事情或接触一件事情时,你是先为自己想还是先为全局想,这个,我自己可以说是很少先为自己想的。按现代的话说叫作革命的人生观,什么叫革命的人生观呢﹖就是这个事情有难度的时候,你是迎着问题上还是躲着问题走。革命的人生观最要紧的是迎着问题上而不是躲着问题上,因为当你解决了一个问题之后,就是社会上的一个进步。躲着问题走就是留给社会上的一个疙瘩。这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点。事实上,你有新的发现或者是有创新,最主要是你碰到的问题你解决了,这是最主要的创新。不管你是学术上的也好,你是在管理上的也好。我在《光明日报》上写了一篇文章,专门谈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还是很主要的,这个也是自己工作里面的经验。有一次我跟一个外国专家教授谈话,我问他,“你做实验,假设做出来的结果,跟你预想的一样,你是高兴还是不高兴﹖”他说,“那是我最倒楣的事。”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在我们看来,实验成功了,是件最高兴的事情,因为结果和自己预想的一样,是胜利完成了任务。可他说,“这是最倒楣的事?因为我什么问题都没碰到,我也就没解决什么新的问题。”
  
  李:实验结果跟预想的一样,就没什么好再钻研的了。
  
  王:
对,等于说你没什么进展。这完全是一个观念的问题。这个问题我认为还是很主要的。根据这种观点呢,我想作为一个革命家也好,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也好,就是对问题的敏感性,用现代话说,就是你有没有开拓精神的问题。我想总结这些的时候,并不是自己这方面做得很好。
  
  李:是的,在历史长河中,任何人都无法摆脱自身的局限性。那么作为一个科学家,如果让您解剖一下自己的话,您认为您自己的缺点是什么呢﹖
  
  王:
想想自己的过去,我有许多问题没看到它的全景。假如从自己整个一生说起来呢,有许多地方我的眼光还不足,有许多问题应当看到而没看到。还有些保守的地方。这并不是说因为我现在老了看问题保守,就是在年轻的时候,有些地方看问题也不免保守。在我的实践当中,有许多应当重视的机会,都被我错过了。
  
  李:这个问题你能不能举一个例子﹖
  
  王:
比如说光纤这个东西,那时候我们也想搞。但后来大家忙着搞别的事情,结果这个东西就被丢在旁边了。主要那时候也没把这个东西看得那么远。这说明眼光还不够。
  
  李:看来这是个遗憾。不过,当时整个社会的大环境就是这样,个人有时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王:
是的,过去我们叫跟着党走。现在如果我们总结党的经验,看来也有许多是失误的地方,也有许多不科学的东西。在那个环境下,有时也不得不跟着走,有的是心中有数,跟着走是不得已。我做事情并不是要得个什么奖,要在科学上有什么地位,这不是我的志气,而最关键的,是我要在科学上起什么作用,做什么贡献。
  
  李:王老,您已经是一位快90岁的老人了,请您从一个科学家的角度,谈一点您对人生的认识和感受好吗﹖
  
  王:
我的工作和人生经历也是在不断改变的。我们年轻时,国家一穷二白,就觉得外国有的东西,我们能有就不错了,特别是在建国初期多有这种观念;在今天,也还没有完全改变。但现在不能抱着“人家有的我们也有了”的观念,这种观念已经不行了。我不仅在学校和科研单位呆过,也在企业干过,所以考虑问题时,自然就会和经济相结合。我当初在受大学教育时,受到很大影响。那时不单学一个专业,清华大学提倡学自然科学的,应至少再学一门社会科学。尽管在当时有一定的资本主义色彩,但这些规律现在看也是对的。解放后,虽然我并非完全认同马列主义,但从科学的观点看还是很容易接受的。我从小受教育,开始有一个想法就是“救国”,这个思想和共产党的为公的思想是一致的,从生活上、行动上都可以贯彻这一点。这是我在人生观上的感受。我入党很晚,79年才入党。从参加革命开始,只有一个思想,当问题来时,首先想到国家。
  
  精神文明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个人与全局的关系,不能把个人利益看得太重。也正因为本着这样的精神,我们许多专家就是改行也不在乎。许多老科学家正因为如此,才德高望重。如我们有一位姓陈的教授,原来是学物体物理的,后来被组织派去搞核试验的测试设备,一切从头学起,这个精神对年轻人也很重要,必须把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摆正。
  
  我对自己的价值从未考虑过,一切以国家利益作为最高准则,就不会考虑个人的价值了。除了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外,还应献身、创新、求实、协作。对一个科学家来说,首先是献身,在我们选择学科学时,就本着献身精神,不然就学别的学科。为了将来为国家做事情,可以不计较其他,这就是献身的本质。求实是科学的精神,不求实就不能称其为科学家,也不能称其为一个正直的人。
  
  创新是我们的天职,科学技术就是创新。协作精神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现代科学很少是个人能推动的。不能说把自己知道的告诉别人就吃亏,这样无法协作。没有奉献精神、受委屈精神,就无法与人协作。在国外,这些精神也是作为科学上的道德。有这个共识,才能协作。
  
  我在国外参观时,有人说要将他的新发现告诉我,因为他知道我不会偷他的成果。有这种信任才能交流,创新也需要互相交流。
  
  李:人生问题,是一门很深奥的学问,它可能比科学本身还要复杂。请您谈谈您对人生的一些感想和看法。比如,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价值是什么﹖
  
  王:
人要做到自己应该做的事。虽说我看不到共产主义,看不到以后更好的社会,但我必须有一个愿望,有一个理想,并为之而努力奋斗。这样的人生,才有价值和意义。
  
  李:作为一个人来说,您无疑是个成功者;作为一个科学家来讲,您也在事业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中国科学界,应该说您的名气够大的了。那么,您如何看待名和利这个问题﹖
  
  王:
这是相对的。利是物质上的享受。我们许多大学教授很清贫,想得到物质上的享受也是能得到的,但不能为了这个目的去做事情。在物资方面,我们是很容易满足的。
  
  名是社会承认一个人献身精神的表现。虽然没有拿到物质上的报酬,社会上用“名”来扶持、补偿,这是对价值的肯定。这种制度用好了也很好,它是促进社会进步,鼓励人们做贡献的很好的手段。“原子时代”的科学家罗斯福,他觉得PhD制度很好,是深造的机会又可以做贡献,虽然没有工资上的报酬,但可以获得一个学位,这是很值得肯定的(当时英国没有博士制度,罗斯福是看到美国的博士制度很好),也是“名”的一种形式。“名”并非自己有心去创造,最重要的是得到社会上的承认,自己去追求就没有意义了。在这个问题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都利用得很好,对社会进步有帮助。
  
  只利己,不损人,对社会来说,你并没做到一个合格的人。为了个人利益,对社会没有什么好处。我在英国时,有一个同学的房东去世后,别人对他的评价只有三个字:“没白活”。什么是“没白活”﹖就是社会上能享受到的他都享受到了,毫无价值可言,这是个很讽刺的话。
  
  李:您对命运这个问题,是如何理解的﹖
  
  王:
世界上有许多事情都是由机遇促成的,但要善于抓住机遇。可有些机遇不是自己能控制的,比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这件事来说,有的人牺牲了,他的职责所在,当时在那里的是他而不是别人。要想一辈子不碰上太坎坷的事情,机遇是占很大比数的。我当年同班的同学,有的人机遇不好,有的人甚至因为老婆的原因,最终还是没有起来,是好多因素促成的。一个人的成功是由很多因素决定的,只要有一个因素不满足,就有可能不会取得成功。
  
  人生中有很多事情要自己去争取,有时“化险为夷”,“化不幸为有幸”,也有些情况自己是无能为力的。因此,一个杰出的人物的产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能得诺贝尔奖的人不少,但不是人人都能碰上。
  
  人生有偶然性。人生哲学就是如何面对命运。命运中有的可控,有的不可控,整个自然界就是偶然形成的。宇宙中,冥冥中有主宰万物的一种神秘力量。物理上最原始的一条定理叫不确定定理,自然的规律就是这样。物种的“优胜劣汰”,遗传的种是会变的,许多是变坏的,有的是变好的。延续下去,一代差一点,几代下去就会消失了。人类应对这种自然规律进行有效利用,利用得好,就进步得快。
  
  (摘自《与智者聊天》,华艺出版社2002年9月版,定价:22.00元。社址:北京海淀区北四环中路229号海泰大厦10层,邮编:10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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