５０年代我是常到白石老人家去的客人之一。西城跨车胡同那小门住着替他看门的前清太监老尹，进了院子北屋迎面一道铁栅栏和大门上老人自写的匾额，进屋后那画室兼客厅的小堂屋，老人在旁边“磨”了大半辈子的画案和供他休息的藤躺椅子……这些，至今都历历在心目中。
“予生也晚”，对于老人青少年直到壮年的情况，却是不甚了了的。有些资料，都是从老人的自传、笔记本和其他文字资料上得到的零碎知识。
１９８４年元旦，我到湖南湘潭白石老人的家乡参加了齐白石诞生一百二十周年纪念的活动。在展览会中，我有幸看到老人二十岁左右所做的木床、木橱、盆架……更高兴的是看到他三十岁前后的绘画和书法，这些早期作品，如果不亲到湘潭，是无法看到的。
在许多早期作品中，我欣赏了齐白石给他的老师胡沁园画的一幅肖像，画幅不大，高约三十多厘米，用墨线勾出轮廓，然后用炭笔擦染肌肉及衣服绉纹，这正是清末西洋画法刚传入以后，乡村画师给人画像的流行方法。值得注意的倒不是画法，而是如此传神地表达出这位老年人的性格和风度。中国传统肖像画的好作品，使人一看就“如见其人”——虽然并不认识，但是使你相信这幅画画得很像本人。这大概就是前人所说的“以形写 神”的妙处吧。抓住了神，画中人的性格，就显露出来了。
话得退回到清光绪十五年（公元１８８９年），那时“芝木匠”?白石老人青少年时乡人这样称呼他?二十七岁，正在白石铺星斗塘老家过了春节，扛着工具到离他家四十里地的赖家去干雕花活。有一天，赖家的人来叫他，说：“寿三爷来我家，要见见你。”齐白石还以为这位“寿三爷”有什么雕花活要找他，到了跟前，老头儿却同他拉起家常，问了他的家庭情况，又问他愿不愿再读读书，学学画﹖老头说：他常到杏子坞星斗塘，齐白石的邻居马家，就是他的亲戚，马家常说齐白石天分高，肯用功。“只因你常在外边做活，从没有见过面。……我也看过你的画，很可以造就。你如果愿意的话，等这里的活做完了，就到我家来谈谈。”
原来这位寿三爷叫胡自倬，号沁园，住在离赖家两里多路的竹冲韶塘，是个读书人家，能诗，能画工笔花鸟草虫，写得一手好字，家中收藏古人书画。齐白石到胡家拜访，胡沁园立刻拉他同一班作诗画画的朋友一起吃饭，并介绍了在胡家教读的老夫子陈少蕃，当天就拜了胡沁园为师，学画画；又由胡沁园介绍，拜陈少蕃为师，读古文诗词。齐白石就住在胡家，由两位老师给取名“齐璜”，号“濒生”，因为家住白石铺，别字“白石”，这就是白石老人得名的来由。胡沁园又介绍了一位湘潭有名的山水画家谭荔生，教他画山水画。从此齐白石就住在胡家了。齐白石二十六岁那年，曾经拜一位纸扎匠出身的萧芗陔画师，学着给人画像，由萧画师介绍认识了当时在农村画像的文少可，从他们那里学会了写真画像的技法。现在又在胡沁园家专攻了花鸟山水、吟诗作文，由一位民间画工逐渐进入到文人的行列，以至于今天成为世界著名的中国画家。
这幅齐白石给老师胡沁园的画像，应当是他二十七岁至三十一二岁之间的作品。我久久立在白石老人这幅早期作品的面前，觉得这不能算是一幅成熟的作品（拿他后期的作品来比），但它却是一幅成功的作品。用笔朴素简练，轮廓线稳健而有把握，从眼神的表情上看出是一位有智慧、有文化修养的读书人，嘴部的表情果断，饱经世故而怀抱热情。作者是经过仔细观察、摸透了对象的性格的，并且以充满崇敬而激动的感情来捕捉这位恩师的性格。朴素而带有乡土味，是齐白石一生离不开的创作风格。这一早期作品，和六十岁以后的作品技巧上当然不能比，但是精神并没有变。齐白石，作为一个雕花木工和民间画工出身的艺术家，他始终保存了这种朴素风格和乡村气息。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这幅画蕴藏着一种深厚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画家叶浅予在一篇纪念白石老人的文章中曾说过：“中国艺术理论家，曾指出过人品高下，对于艺术造诣的关系，我们同意‘人品既高，气韵不得不高’的论点。”读至这里，使我想到老人早年的一件故事：
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白石初游北京，寄居宣武门外半截胡同友人家。四月十八日，他和朋友到正阳门大街买物，漫步游至大清门（按：即前门，迤东就是各国使馆势力范围的东交民巷），他看见车马拥塞，灰尘万丈，回去后，他记下这一天的所见：“洋人来往，各持以鞭，坐车上，清国人车马及买卖小商让他车路，稍慢，洋人以鞭乱施之；官员车马见洋人来，早则快让，庶不受打。大清门侧立清国人凡数人，手持马棒，余问之雨涛，知为保护洋人者，马棒，亦打清国人者也?余倦欲返……未刻始归，尚疑是梦，问之雨涛，答：白日与之同去，非梦也，君太劳耳！”
白石老人一生诚实忠厚，爱国、爱艺术，四十岁以前一向在乡间，从未睹“洋人”在中国土地上怎样作威作福，买办洋奴对待自己同胞采取什么态度，这一天算是大开眼界，他不相信当时自己的国土，是可以任由外国人拿马鞭子打人的，也不相信“手持马棒”的“清国人”是“保护洋人，亦打清国人者也”的，这样一个具有良心的艺术家，看到了现实的残酷，就不得不相信自己是在梦中了！我想，写下这一天的日记时的齐白石，他的心情是伤痛万分的。
那年，他住了不到两个月就匆匆离开北京。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以后，他写过：“画不卖与官家?当时统治北平的日寇与汉奸?窃恐不祥告白。”抗战胜利后，他写过“高士虑危曾骂贼”的诗句，这些都看得出老人在民族气节上，一贯表现了严正的态度的，单就这一点，画家的“人品”，已经所谓“岩岩如千丈松”了。
在过去社会里，靠艺术为生是十分艰苦之事。齐白石早年在乡下做木工雕花活，二十七岁从乡村的画像师学写真，给人家绘祖先衣冠像，“得酬金以供仰事俯畜”（《白石日记》）。从此以后他就靠卖画为生，一直过了七十个年头。
白石老人生前的画卖得并不贵。１９１０年，吴昌硕给他定的润格为：“四尺十二元、五尺十八元、六尺廿四元、八尺卅元。册页折扇每件六元。”１９２２年，老人的画友陈师曾到日本去，带了老人几幅画去卖，其中杏花等数幅每幅得价百元，二尺纸的山水一幅卖得二百五十元，老人还做了一首诗：
曾点胭脂作杏花，百金尺纸众争夸；
平生羞杀传名姓，海国都知老画家。
老人后来享有盛名，也从不把润格抬高，１９４９年以后，一直到他逝世那年，老人已是世界闻名的当代第一流画家，可是自订画值，还始终是三元一尺左右。但到他死后，国内外都争着把他的作品视为瑰宝，又何止“百金尺纸”呢！
老人一生以双手谋食，潜心艺事之外，不知社会上有许多卑鄙奸诈之事，因此经常受骗，无可奈何。１９３１年后，他听友人的进言，把卖画所得，存入一家银行，按时拿息。不料几年以后，银行倒闭，他一生辛苦积蓄，几乎丧尽。对于一位谨厚纯朴的画家，这当然是生活上挨了一记闷棍，从此，他坚决不肯把钱存入银行。可是在抗战胜利以后，法币狂跌，官僚商人上午一箱一箱钞票送来求画，下午却变成废纸。这又使老人悲愤欲绝，只好在门外挂出“暂停收件”的告白（这张“暂停收件”告白，现由画家黄永玉珍藏）。
老人于七十四岁时曾游四川，是被人邀请去画画的。到了八十一岁，他自己在那本《蜀游杂记》手稿的末页题上这几句话：“翻阅此日记簿，始愧虚走四川一回，无诗无画，恐后人见之笑倒也，故记数字。后人知翁者，翁必有不乐之事，兴趣毫无以至此。”从日记上看，他是那年（１９３６、丙子）三月初七从北京赴川的，到了八月二十五日便离开成都。八月二十四日的日记说：“□□（原文用墨涂去）以四百元谢予。半年光阴，曾许赠之三千元不与，可谓不成君子矣！”在这本日记中，邀他游蜀的人名字都已涂去，但细看还可以看出是当时鼎鼎大名的四川军阀王缵绪。老人的“不乐之事”，原来是上了军阀的当。
老人还有同一年的《丙子账册》一本，记的都是画店送款收件的事。其中一页有横书“补损失”三个大字。下面写：“寄成都二尺二幅、四尺二幅。王缵绪收到隐瞒，已现实之?事情勿论，今补还荣宝，已免事。”
从上面的一些资料看出，在当时军阀横行时代，一个安分守己的艺人是如何忍气吞声地过活的。老人写过“已卜余年见太平”这句辛稼轩词句，以表达他在１９４９年以后的心境。但太平不到几年，便出现各种文艺运动等风浪，老人的逝世，正是“反右”开始的１９５７年。
１９１７年，白石老人五十五岁，曾经在北京自写一作画刻印告白（原稿缺去的字，以□代之）：
余年来神倦，目力尤衰，作画刻印，只能任意所之，不敢应人示□□教。余所不为者，诸君子□□□难。
作画不为者：像不画 工细不画 着色不画 非其人不画 促迫不画。
刻印不为者：水晶玉石牙骨不刻 字小不刻 石小字多不刻 印语俗不刻 不合用印之人不刻 石丑不刻 偶然戏索者不刻 贪画者不归纸，贪印者不归石。明语奉闻！
濒生启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幅卖艺广告。在从前社会里，画家、篆刻家常常只是一些贵官阔佬们眼中的玩物，老子有钱，要你画什么、刻什么，你都得照办，限日交货，刁难百出。这些苦头，作为一个无钱无势的艺术家是经常领教着的。老人二次到京，已渐有名誉，当然免不了也要受这类“买主”的气。但是一个具有骨气的艺人，必然心有未甘。文中这个不画，那个不刻，正说明了有不少纠缠不清之人，强加逼迫，使得老人一肚子不愉快。而文末二语，则是专门针对那些不付报酬喜欢“白拿”的“画蛇”而发。这张告白，一面反映了旧时代艺人的苦恼生涯，一面看得出老人的峥崚风骨。今天还是极有意思。
１９３７年以后，白石老人久居被敌伪统治的北平，心情悲愤抑郁。这个时期，他在大门口贴出这样的一张启事：
画不卖与官家窃恐不祥告白
中外长官要买白石之画者，用代表人可矣，不必亲驾到门。从来官不入民家，官入民家，主人不利 谨此告知恕不接见。
庚辰正月八十老人白石拜白
这张告白更表现了老人坚强的民族气节。在当时的北平，这张告白传遍了全城，大家把老人这份告白和程砚秋息影在西郊留须种田，坚决不给敌伪演戏的事，同样传为艺林的千秋佳话。
老人１９４７年手书的一张绘画篆刻润格，乍看“一尺十万”这个数目似乎很惊人，老人的画一尺居然卖“十万”之数！可是知道一点历史的人，看了这件“润格”，就不免想起老人的伤心往事，原来那个时候，正是“法币”疯狂贬值，跟着是“金圆券”比废纸更不值钱的时期，一块烧饼还不止卖十万元。在当时老人这一张“润格”是生平最伤心的。写过了这张“润格”以后不到几天，他算了一算，“一尺十万”连纸钱都白贴到上面去了，就只得唉叹连声，挂出了“暂停收件”这四个字。
老人治艺，刻苦认真，生活却极有风趣。记得１９５４年有人治酒邀老人及徐悲鸿、艾青、吴祖光夫妇及愚夫妇等小酌，饭后有的高歌一曲，有的说一段笑话。徐悲鸿坐在老人身边，缠着老人为大家唱个歌子。老人欣然应命，即开口唱道：“一个姑娘七十七，再过四年八十一，手拉弦子咕噜咕噜的响，樱桃小口吹横笛……”且唱且带表演，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１９２１年，老人从北京到长沙，碰着个老朋友来求画，此人不给笔金，老人欣然画了给他。第二年，老人再到长沙，这位朋友得寸进尺，照样又拿着画纸来求画，并且指定要画一条大鲤鱼，老人把画画好送去，上面却写了一首诗：
去年相见因求画，今日相求又画鱼；
致意故人李居士，题诗便是绝交书。
这位李老兄准是一位俗不可耐的“雅人”，所以老人给他开了一个小玩笑。
老人六十岁在乡，有一位眼科医生赵九死了。赵曾经为老人治过眼疾，并且自以为做得好诗，可惜当代没有人赏识他的诗才。老人挽以一联：
我老眼昏隔雾，
君岂无灵，
快可暗中来洗刮；
生平自命能诗，
世犹未识，
好从泉下再推敲。
挽联写得十分老实，上联说自己老眼昏花，希望他死了也替他治理；下联指医生的诗虽然自命不凡，却不见得好，鼓励他死了还要用功。
１９１９年５月，有人集老人刊印为一册，老人为题记其上云：
伯任集余刊石，不杂他人之作，或集他人印，必各为一册，切勿编《印人传》，妄加评定，此余不愿也。余有私淑，尝语余曰：近代刻印家，公为第一。此言余心知为骗辞而不忌，授以刀法之三昧，伊行诸笔墨，余次之，不符所言耳，余虽无言，人皆耻之。
对于这位甜言蜜语讨老师欢喜的私淑弟子，明知他乱送高帽却不予怪责，还加以教导。他没有照老师的吩咐去做，人人都在耻笑他，老师却不说话；老人对于当时社会的浮薄少年，要让他自己去碰钉子，寥寥几行文字，却写得十分风趣。
（摘自《画坛师友录》，三联书店２０００年６月版，定价：４２．００元。社址：北京东城区美术馆东街２２号，邮编：１０００１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