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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素质教育

2002-12-10 09:32:00 来源:书摘 资中筠 我有话说

近年来,讨论“素质教育”成为热门话题。的确,在应试教育下出现的种种现象,实在令人对这样培养出来的下一代“社会栋梁”不能不担忧。当然责任不在孩子,而在家长、学校和全社会。但是学校在“升学率”的压力下也有一大堆苦衷,那么问题究竟在哪里呢?我不是教育专家,无法解答。只是自己有幸在“好学校”受过几年教育。每当想到、见到有关教育的问题时,我就常忆起我的启蒙的摇篮——天津耀华学校。它是我名副其实的母校,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除了两年高小外,我都是在耀华上的。她所给予我的一切使我终身受用不尽。根据自己的亲身感受,再比之于现在的教育中的问题,觉得有许多值得一写之处。
  
  想起耀华,首先想起赵君达校长。赵先生是美国哈佛大学的法学博士,回国后先为北洋大学教授。但他一直有志于基础教育。适逢耀华学校创立,他就下决心辞职应聘为校长,按自己的意图办一所完整的中、小学,这本身就体现了过人的胆识和理想主义。耀华最初是英租界当局,即所谓“工部局”,出资创办的。在极左思潮中此类学校一律被批判为“帝国主义侵略工具”。实际正好相反,耀华学校之创建是出于中国人的意思。20世纪20年代,居住在天津英租界的一批中国社会名流向英国当局提出,他们向中国人征了这么多税,理应做一些有益公众的事,兴办教育是首选。这也正与当时西方国家在华办学之风一致,遂有此校。它的建筑十分讲究,红砖、白窗框,典型的英国式。但是学制、课程完全是面向中国人的中国学校。开始属英工部局管,不久,在20世纪20年代末“教育中国化”的浪潮中就由华人接管,成为一所私立学校,校名“耀华”,顾名思义也说明主办者的意图。
  
  首先是校风。校训是“勤、朴、忠、诚”,赵校长治校极严,对校训身体力行。抗战前的耀华有“贵族学校”之名,一则因为它校舍、设备、师资等条件在当地首屈一指,其他学校望尘莫及。更因为它学生中达官贵人、富商巨贾的后代甚多,往往一家,甚至两代人都上耀华。某同学是袁世凯、曹汝霖、徐世昌的后代以及哪个当政的显贵和大富商的子弟,时有所闻。但是他们在学校没有,也不允许有丝毫特殊化,决不敢摆阔,这只会引来同学讥笑。学费可能比一般略高一些,但并不过分,因为家境贫寒的学生也不少。绝对没有“分数不够钞票补”之说。进校门一律穿校服,很简单,不需要什么“设计”,冬天深蓝布袍子(天津称“大褂”)罩棉袍,夏天浅蓝布袍,上体育课白衣白裤。女生要求短发齐耳。这样,至少在校园内保证“不把双眉斗短长”。在那种环境中,学习成绩面前人人平等。名门后裔功课不及格而留级也没有任何通融;学习出众者不论家境如何,都受到老师赞赏,同学尊敬。在纪律方面也很严格。赵校长在世时每天早晨都在大门口迎接师生,8点钟一打上课铃就关校门。迟到者只好在大门外站到第一堂下课再放行,那是很丢面子的,所以迟到者不多。听说有一次校长自己迟到,他也坚持不让门房开门,在门外等了一个钟头。这当然只是一个象征,纪律还表现在各个方面。后来8点关校门的制度没能坚持下去,但是朴素而纪律严格的校风一直到我毕业还能维持。
  
  提倡德、智、体、群、美育全面发展,也是一大特点。例如体育是全市闻名的,每年全市运动会冠军拿得最多,全校性的运动会也常举行。除“主课”外,从小学到中学都有音乐、美术、劳作课。记得我就是在小学三年级的音乐课上学会识五线谱的。课外活动很多:歌咏团、各种球队、班级壁报……还有年终“恳亲会”,各班学生表演节目给家长看。高年级还有课外生物、化学等小组。这些都是自愿报名,在老师指导下进行。还记得有一个志在学医的同学参加生物组,向我津津有味地讲初次解剖青蛙的兴奋情绪,后来她果然考上了医学院。当然,耀华有它特殊优厚的物质条件:堪与大学媲美的体育场、室内体育馆、实验室、大礼堂等,不是一般学校都有的,但是那全面发展的办学指导思想是在任何条件下都值得推崇的。只是在天津沦陷期间,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师生都想方设法躲避日伪当局分派的校内外活动,校园生活就谈不到了。抗战胜利后各项活动又活跃起来。
  
  更重要的当然是主课的教学质量。耀华文理并重。它的数、理、化是全市有名的,并在高考中显示威力;同时国文(即今之语文课),特别是古文也是强项。记得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学做文言文。比较特殊的是从小学六年级到高中一年级在国文课之外加每周一堂“经训”课,从低年到高年依次为:《论语》、《孟子》、《大学》和《礼记》、《诗经》、《左传》。高中二、三年级则改为中国文学史。当然只能浅尝辄止,使学生对传统文化有一个概念,不可能真的像旧时那样读经。但是有没有这个概念还是大不相同的。英文程度在抗战前比较高,不亚于教会学校,聘有外籍教师。不过到我上初中时太平洋战争爆发,我们都被迫改学日文,大家不约而同消极抵制,结果既没学好英文也没学会日文。抗战胜利后,与华北其他学校一样,英文变成一大弱点。眼看高考竞争不过南方的同学,校方特别加强英文教学,除加强师资力量外,要求其他课有条件的也用英文教,我的“范氏大代数”和解析几何,老师就是用的英文课本,用英文讲课的,果然无形中对我们提高英语很有帮助。
  
  这些都离不开高水平的师资,这又和赵校长的创业思想和奠定的基础分不开。这一优势在赵校长身后,虽经国难,基本得以维持下来。那时中学各门课的教师绝大部分都是大学本专业的毕业生,而且经过严格挑选。他们有些人的学识丰富、循循善诱和敬业精神至今记忆犹新。例如我高中的数学老师就是南开大学数学系毕业的。她进得那样清楚而有吸引力,使我对数学发生浓厚兴趣,并且一旦学校要求用英文讲课,她似无难色,结果等于同时还要教数学英语。还有一位教三角和立体几何的老师,更加风趣,把许多定律、公式都编成了顺口溜,使这门令人望而生畏的课变成了很“好玩”的课。其他各科的老师都各有千秋,无法一一详述。在抗战以前,高水平的教师可以说是校长高薪聘来的。但是抗战爆发后,教师生活每况愈下,到解放战争后期物价飞涨时,那微薄的薪金简直难以糊口。记得有一位国文老师病了,我和同学去她家里探望,真的是陋室一间,四壁萧然,令人鼻酸。她付不起医药费,就这样挺过去,略好些就来上课。有的老师兼做一些家庭教师,在课堂上间或也发发牢骚,但是教学照样认真,对学生照样严格要求,一丝不苟。那时决没有学生或家长向老师请客送礼之事,也不允许。我当时少不更事,一切视为当然,现在想来,这是多么可贵的精神!那时没有评模范之说,以今日的标准视之,大部分老师都够得上模范教师。
  
  在这样的春风化雨之中,做人之道和学识的长进都来得自然而然。在我记忆中除了高中三年级准备考大学比较紧张外,从来没有感觉到家庭作业的负担,也从未因考试而开过夜车。高三的紧张也多半在自己,学校并未加班加点,或进行模拟考试之类。事实上,抗战胜利,迁居后方的名牌大学复员之后,入学竞争之激烈,决不亚于现在(由于不是全国统一高考,不同档次的大学入学之难易差别很大),甚至录取比例比现在更小。如以名牌大学录取率计,耀华在天津名列前茅是不成问题的。这是整体教学质量的结果,似乎没有刻意追求“升学率”这一概念。那时听家长们议论学校好坏,首先是讲师资、校风如何,很少听到“升学率”之说。
  
  本文几次提到赵君达校长,那是一位特别值得纪念的人物。他是遭日本特务暗杀的。尽管他牺牲时我只是小学三年级学生,但是他的音容笑貌已永远留在我记忆之中。那是1938年夏天,天津已沦陷一年,耀华因地处英租界,日寇势力不能公开直接横行,但是气氛已很紧张。赵校长做了两件冒犯日本侵略者的事:一是接纳南开中学的学生,因南开大学迁往内地,中学不能同行,校址在“中国地”界,已为日寇占领,为使大批学生不致失学,赵校长克服种种阻力和实际困难,用耀华的校舍为他们开办了特别夜校。日本占领当局借口学生中有“抗日分子”,勒令停办,赵校长不从。二是拒绝按日伪的旨意更换教科书。就这样,为侵略者所不容,曾在信封中寄去子弹威胁警告,赵校长置之不理,敌人就采取暗杀手段。我家刚好与他家住同一条胡同。他每天清晨有散步的习惯,我们从窗口可以望见。大约特务也摸到了这一规律。那天早晨他照例出去,没走多远就遭暗算,家里大人说是听到了枪声。我按时到学校,校园中特别肃静,课堂上大家鸦雀无声。老师进来后哽咽不成语,她说了什么我已记不得,但记得一句话,就是“我们不能忘了这一天”。这的确是我终身难忘的一课,与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的一课》一起铭刻于心,每次总是二者一起联想起来。
  
  我这一代人是在国难中长大,在民族气节的教育中熏陶出来的。而赵校长之以身殉职、殉国,对我幼小的心灵所产生的震撼力是无法估量的。后来涉世越深,就越觉得当年在耀华所受的全面教育之可贵,也同时感到赵君达校长的爱国热忱、忠诚教育事业的精神值得大书特书,发扬光大。今天时代、条件都已大不相同,但是那办学方针和经验是否能提供某些启示呢?
  
  (摘自《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2月版,定价:21.00元。社址:北京鼓楼西大街158号,邮编:10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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